岚港老市区的中山路，是一条被时间遗忘的街。
街道两旁的建筑大多是九十年代初盖的，外墙贴着的白色瓷砖已经被海风侵蚀出细密的裂纹，有些整片脱落，露出下面灰扑扑的水泥。沿街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三家老店活了下来：一家理发店，一家中药铺，还有一家花店。
花店叫“小凤花行”，门面不大，夹在理发店和中药铺之间，门楣上挂着一块手写的木招牌，字迹娟秀，但漆色已经斑驳褪落。门口摆了两排塑料桶，桶里插着新鲜的百合和康乃馨，花瓣上还挂着今早洒上去的水珠。
陆铮站在花店门口，抬手看了一眼手表：上午九点半。他把车停在街对面，是一辆没挂□□的黑色桑塔纳。纪寻站在他旁边，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穿着她标志性的白衬衫和黑色长裤，头发整整齐齐梳在脑后。职业习惯让她在任何场合都像刚从会议室走出来一样一丝不苟。
“袁小凤，五十三岁。”陆铮低声把昨晚查到的基本信息过了一遍，“1999年在纺织厂做验布工，住第三家属楼四楼，林昭家的隔壁。2004年纺织厂倒闭后辗转打工，2008年到2009年间在红房子歌舞厅做服务员，艺名‘小凤’。2009年底离开歌舞厅，开了这家花店。”
“2009年。”纪寻重复了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墙中白骨案的事发年份。”
“没错。”陆铮推开花店的玻璃门。
门上的风铃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动。店里不大，十来平米，四面墙都摆着花架，地上也堆满了各种盆栽。空气里混着百合的浓香、玫瑰的清甜，还有泥土和水的腥味。一台老式收音机放在收银台旁边，正播放着岚港本地电台的早间新闻。
收银台后面坐着一个女人。
她五十出头，穿着一件碎花衬衫，头发染过，发根已经生出了白茬，用夹子随意地别在脑后。脸上的皱纹不算深，但皮肤黑黄粗糙，是那种长期在底层生活磨出来的质地。她在剪花枝，手里拿着一把旧剪刀，咔嚓咔嚓地把玫瑰枝上的刺一颗一颗刮下来。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不能出任何差错的事。
花剪再下一颗刺的时候顿了一下——她看见了陆铮。
那眼神不是意外。在陆铮开口之前，那双眼已经不由自主地先笑了起来，像松了一口气似的，像是在说：你终于来了。
然后她在这一瞬间，重新变成当年那个去找老贾报案的纺织厂女工。
陆铮走到收银台前，从口袋里掏出警官证，亮了一下。
“袁小凤女士吗？我是岚港市刑侦支队的陆铮。”
袁小凤没有看警官证，她看的是陆铮的脸。目光在他眉眼之间停留了很久，然后往下移到他右手的虎口——那道疤。
“你不用亮证件，”她把剪刀搁在桌上，声音有些干，但很稳，“你长得像你师父。”
陆铮的手在半空中顿了一下，然后他把警官证合上，放回口袋。
“你知道我是谁？”
“知道。”袁小凤站起来，走到门口把卷帘门拉下来半截，“你是那年老贾带着看现场的那个小徒弟。他在我面前念叨过你，说你这孩子太倔。他出殡那年你才多大——十六？现在长成大人了。”她转过身看着陆铮，像是在打量一棵在别人家院子里见过一次、再回头看已经长成了荫的小树。
陆铮咽了一下喉结。
“袁阿姨，”他说，把包里文件夹拿出来，“我来找你，是想问你一些关于1999年的事。还有2009年。”
袁小凤的眼神在那个瞬间发生了一个极其幽微的变化。不是躲闪，不是恐惧，而是另一种东西——她垂下眼睛，像是在心里确认了某件长期搁置的事情终于被重新提起了。
“我知道你们会来的。”她走到店堂里面，搬出两把折叠椅，又把角落里还在响的收音机关掉，“拆迁楼那件事，我连着几个晚上都睡不踏实。该来的……迟早得来。我自己跑过一次了，不差这一回。”
纪寻和陆铮对视了一眼。十年前敲了红房子歌舞厅门的那个匿名报案人，原来就在他们面前。
陆铮在折叠椅上坐下来：“袁阿姨，我们从头说起。案卷里有你的一份询问笔录，签着你的名字、按着手印。但那份笔录只做了一半——你说到林昭喜欢看星星，说你听说他出事后觉得他不是那种孩子。然后询问就被叫停了。我师父在笔录底下附了一句话：被询问人回避视线并搓手，疑在隐瞒。后来他又去敲过你家的门，你没开。2000年1月14号你打电话给他，他说路上滑别去找他——这是你们最后一次通话。他第二天晚上就出了车祸。”
他把笔录的手抄件放在摊开的文件夹旁边。
“现在你面前这个人是他徒弟。能不能把那年没问完的那些话，从头说给我听。”
袁小凤没有坐下。
她转身走到收银台后面，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旧相册。相册的塑料封皮已经发黄发硬，边角用透明胶带反复粘补过，显然被翻了很多次。她翻了很久，翻到中间某一页，停下来，把相册递过去，指着最上面一张小照片。
“这是林昭十岁那年，我们几个女工凑钱给他买的生日蛋糕。他不肯自己吃，切了八块，给车间里每个阿姨都端过去。那些女工——也包括我，都被自己家里的男人打过、骂过、打断过骨头。他端着纸盘子挨个敲门的样子，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不懂事、也是最干净的举动。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大人之间的事情有多脏。”
陆铮低下头看那张相片。照片已经褪色，但画面依然清晰——一个小男孩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白衬衫，坐在一张简陋的木桌前面，面前摆着一个巴掌大的奶油蛋糕，上面插着一根蜡烛。他微微低着头，嘴角有一个弧度，像是在许愿。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清瘦的侧脸上，让那半边脸的轮廓像是透明的。
“后来他大了些，”袁小凤收回相册，“开始问我一些我答不出的问题。他问：如果一个人一直被坏人打，法律为什么不帮她把坏人赶走？他问：如果星星能许愿，为什么许了这么多年，妈妈脸上的青还是没消？他问这些东西的时候眼睛很认真，不是小孩子乱说话的那种认真，是我在想——这个孩子别去做什么傻事的那种认真。”
纪寻开口了，声音比平时轻了一个调。
“他问过你们这些。然后你们怎么答的。”
袁小凤没有直接回答。她重新拿起那把剪刀，捏住一枝百合的花茎，但很久都没有剪下去。
“我们没有人答得出来。赵秀兰不让我们跟小昭多说，说是她们家自己的事，不想连累别人。但我们几个同楼层的女工——我，阿红，老邱，秀英，还有一个会计小梅——我们商量过的。我们说，法律管不了的那些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管。”
她抬起头看着纪寻。
“林昭十岁的生日愿望，是希望他妈妈脸上的青能消掉。这个愿望到他死那天都没实现。但我告诉你——后来，是我们替他实现的。”
花店里忽然变得很安静。百合、玫瑰、康乃馨，所有的花香在这个瞬间都变得过于浓郁，压得人呼吸不畅。
“你说的‘替他实现’，是指什么？”纪寻保持着她一贯平稳的语调。
袁小凤没有回避她的目光。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们没有杀人。我们只是……把那些被打得最狠的女人，接到我们自己住的楼里，轮流给她们送饭、上药、替她们撒谎。林昭死前给每个人画过一个五芒星。他说这个叫‘守护符’。”
她从衣领里拽出一条细细的红绳，绳下坠着的是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铜片。铜片已经磨得发亮，上面刻着一个颠倒五芒星。
“他说这是守护符？”
“对。”袁小凤把铜片攥在掌心里，“他翻过很多书，最后从一本西方占星书里找到五芒星，说正着画是保佑活着的人，倒过来是替已经受过苦的人赎掉该赎的债。他是在替他的妈妈、替我们厂那些脸被打肿的女人许一个不在他手里完成的愿——他说，倒过来的星星不会发光，但它可以替人把不想说的话压进地底，再没人能翻出来。”
纪寻的瞳孔微微一缩。她想起物证袋里那张从白骨手中取出的纸片，以及那句写完即被擦掉的铅笔字。如果林昭以为自己画的是赎罪的符咒，那他可能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正是这些铜片替他留下了一行他没擦干净的证词。
陆铮终于开口了。
“2009年那个从墙里被发现的年轻女孩——她叫什么名字？”
袁小凤的手止不住地发颤。她合上相册，一并按住自己的手背。
“她叫阿红。是我的好姐妹。”
花店里又安静了下去。陆铮看着这个坐在花堆里的女人，过了很久才压低声音继续问。他语调放得很轻，像是在对待一个一旦被碰碎就再不能挽回的证据。
“阿红是谁？她为什么会和林昭的母亲有血缘关系？”
袁小凤没有看他。她把脸转向花店最深处的角落，那里的花架上摆着一盆白色的栀子，是整间店里唯一没标价的花。
“阿红是赵秀兰最小的女儿。1989年出生的，比林昭小三岁。赵秀兰生她的时候没去医院，是在厂里宿舍生的，难产大出血。林国栋怕被计划生育查到，孩子生下来就没报户口。后来养到五六岁，怕厂里保卫科发现，被赵秀兰送回了东北老家。”
“所以1999年林昭死的时候，阿红不在岚港。”
“不在。”袁小凤说，“2009年她从东北回来，说要看看她哥死的地方。我带她去了那栋楼。她一个人上了阁楼，下来之后没有哭，只说了一句话——‘那些星星还在’。”
陆铮感觉到自己右手的虎口一阵发紧。
“然后她就死在那个阁楼里了。”
袁小凤把剪刀放在桌上，手终于不再抖了。但她的眼皮泛红，眼里没有泪，更像是一口已经干涸了太久的井。
“她回来之后，找到了那本《净化录》。就是林昭从阁楼夹层里翻出来、赵秀兰和十几个女工联名签名的手抄本。她发现里面夹着的是不只是符咒说明——还有林昭的日记，用铅笔写的。她拿着日记本去报案，说哥哥是被人害死的。去的派出所，我陪着一起去的。接警的人打电话往上面问了问，回头就对我们说这个人有精神病，日记不能作证据。”
“哪个派出所？”陆铮问。
“纺织厂派出所。接警的叫宋什么——我记不清了。”
陆铮没有追问。他在袁小凤说出“宋”字的时候已经知道了答案。
“阿红从派出所回去以后，性情就变了。她觉得警方靠不住，只有一个人去替她哥哥讨回公道。她开始照着《净化录》上的名单找那些手里有血、法条带不走的人。她要替那些没人管的女人，一个一个‘净化’掉。”
袁小凤的声音在这里降低了，语速也慢下来，像是说着说着回忆起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之间最后的对话。
“她决定出门前对我说了一句话：‘你们当年不敢做的事，我现在敢了。’我不让她去。我把门堵上，求她再给我两天时间，我说我再去找人——去找当年那个没问完我话就被人叫停的警察。”
“老贾。”陆铮的声音哑了。
“对。我打电话给他，是十年来第一次。他说他在医院，让我别去找他。他说路滑。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陆铮咬紧了后槽牙。
“我以为你师父只是放弃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被车撞死在路上——也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我后悔那天没追过去；后悔他问我林昭画五芒星是不是因为有人在教他，我说没有的时候不敢看他的眼睛；后悔在老贾出事之后，不敢去派出所替他辩一句。”她吸了吸鼻子，“所以我做了一件更大的蠢事。”
“你留了证据。”
袁小凤抬起头，眼里还亮着水光，但这回多了一道近乎倔强的光。
“然后我带着那些证据，去敲了红房子阿红租的那间屋子的门。我敲门没人应。我知道她出事了。我没敢报警——因为我也是女人，我知道报警意味着什么。但我可以打个电话。”
纪寻的目光微微一跳。
“是你报的警，对不对。2009年。不是阿红自己——是你最后一次见到她以后，替她报了一次迟到的警。”
袁小凤没有回答，但她重新坐下来的时候，肩膀那条一直绷着、从老贾出殡那年就绷起的线塌了。她用单手把垂到花泥上的一杆水竹扶起来。
“……人是我报的。但我是在她出事之后才报的。十年来我一直不知道她留下了什么。一个破纸片，一张画，一个我从林昭日记里见过、以为只是小孩子涂鸦的倒五芒星。她要是早让我看那张纸，我会告诉她那不是守护符——是她哥临走前最后一个没来得及擦干净的愿望。”
花店里只剩下收音机被关掉后残留的电流声，以及店外面中山路上偶尔驶过的电瓶车喇叭响。
陆铮掏出手机，给魏大勇发了一条微信，一共只有十个字——“查宋明哲，纺织厂派出所任过职。”
然后他起身，把折叠椅轻轻放回原位。
“袁阿姨，还有一件事。你说阿红盯上的那些人姓甚名谁你还记得吗。”
袁小凤重新拿起剪刀。她没有抬头。
“我不记得。她从来不让我们这些人知道名单。她说我们是帮她活到现在的阿姨，手上不能沾这些血。血让别人来沾。我想过劝她，但我也不知道劝什么——她问我：如果没有人动手，谁来替我哥讨这二十年没人问的债？”
她终于抬起头，花剪的刀刃在日光灯管下闪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
陆铮没有追问下去。他走到收银台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袁小凤面前。
“这上面是我的手机号码。如果你想起任何名单上的人，随时打给我——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袁小凤没有看那张名片。她的目光始终落在他右手的虎口上，那道被老贾写在笔记本里、而现在清晰长在徒弟手上的疤。
“你师父以前也说同样的话。随身的名片比纸烟壳子还要软，被他用胶带缠了好几层。”
陆铮收回手，微微点了点头。
陆铮和纪寻走出花店，正午的太阳正悬在头顶，阳光明晃晃地砸在中山路的水泥路面上，能看见热气从地面蒸腾起来。但他们都没有说话，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走出一百米，纪寻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
“袁小凤的话补充了很多关于阿红的信息：她从东北回岚港，上过纺织厂家属楼的阁楼，看到过林昭生前贴在天花板上的东西。她觉得林昭是被害死的，去派出所报案被拒。然后她开始按照某个名单去找人。”
“名单。”陆铮重复了这个词，“《净化录》里的那份。”
“对。她把《净化录》里夹着的林昭日记和符咒，当作行动手册。”纪寻顿了顿，“这意味着，林昭原本画的那些五芒星——他自己认为是守护符的东西——在阿红手里被解读成了另一种用途。她把它从‘替人赎罪’变成了‘替人定罪’。守护的愿望变成了净化的行动。”
他们走到桑塔纳旁边，陆铮拉开车门但没有马上坐进去。他站在驾驶座外面，一只手搭在车顶上，另一只手无意识地摩挲着虎口上的旧伤疤。
“你刚才在笔录里看到她提到名单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她那种语调和眼神之间的距离感。”
纪寻停下脚步，转回来看着他。
“‘我们这些人。’她指的是纺织厂的女工。这个圈子包括了赵秀兰、她自己、那个叫秀英的、叫老邱的——以及一个她在今天所有话里唯一没有点出全名的人。我们目前已知的只有一个单姓：沈。她叫他‘小梅’。沈小梅。车间会计。”
陆铮把车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下。
“那我们要见的人，就又多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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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说】
这章写完后，我用了很长时间去想一个问题——一个没说再见的人，要用多少年才能在心里把那个没说完的“再见”咽下去。袁小凤说出口了：替她报了一次迟到的警。
还有一个细节：栀子花。花语是“一生的守护”。袁小凤在整间花店里唯一没有标价的那盆白色栀子，就是她的答案。
下一章，陆铮和纪寻会顺着阿红失踪前最后一个落脚点，找到里那些被法律漏掉的名字。而其中一个人，此刻还活在岚港。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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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被遗忘的花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