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放纵像在身体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起初是持续的低烧，像阴魂不散的鬼魅，退烧药只能让它暂时隐匿，很快又卷土重来。然后是淋巴结的肿大，脖子上摸得到清晰的、不会消散的硬块。最后，是皮肤上开始出现莫名其妙的、轻微的红疹和溃烂。
身体的警报一声急过一声，无法再被忽略。
张小三拖延了很久。他害怕去医院，害怕面对任何形式的检查结果，仿佛不去证实，那潜在的恐惧就只是幻觉。但身体的衰败是实实在在的，像不断剥落的墙皮，提醒着他内在的腐朽。
他终于还是去了市疾控中心。抽血，登记，等待。整个过程他像个木偶，面无表情，问什么答什么，声音没有一丝起伏。负责咨询的医生语气温和，带着职业性的关怀，询问他近期的行为，是否有过高危暴露。他沉默着，点了点头，没有细节，没有解释。
等待结果的那几天，他反而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平静。像死刑犯在等待最终的行刑日，所有的挣扎和恐惧，在既定的事实面前，都失去了意义。他照常去仓库上班，整理那些冰冷的纸箱，吃着索然无味的盒饭，晚上回到隔间，睁着眼睛看天花板，直到天亮。
通知他取结果的电话在一个周三的下午响起。电话那端的声音依旧温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让他尽快去一趟。
他请了假，坐上公交车。窗外的城市依旧喧嚣，阳光明媚，行人脸上带着各种生动的表情。他看着这一切，感觉像是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默剧。色彩是别人的，声音是别人的，生活也是别人的。
再次坐在那间整洁却压抑的诊室里，对面是那位表情凝重的医生。医生手里拿着几张报告单，没有立刻递给他，而是先铺垫了一些关于现代医学进步、关于坚持治疗、关于保持希望的话。
张小三安静地听着，目光落在医生手中那几张薄薄的纸上。他知道，那上面写着他的判决。
“……检测结果确认了，”医生终于还是说了出来，语气尽可能地平稳，“HIV抗体阳性。”
阳性。
两个字，清晰，冰冷，像两颗子弹，精准地射穿了他最后赖以支撑的、麻木的外壳。
世界在他眼前，瞬间失去了所有颜色，变成一片单调的、令人窒息的灰白。医生的声音变得遥远而模糊，像隔着厚重的玻璃传来，那些关于“按时服药”、“控制病毒载量”、“可以像慢性病一样管理”的叮嘱，变成了一串无意义的音节，在他耳边嗡嗡作响，却一个字也进不到脑子里。
他唯一能清晰感受到的，是心脏骤然停止跳动后又疯狂加速的钝痛，是血液冲上头顶的轰鸣，是四肢百骸蔓延开来的、彻骨的寒意。
HIV。艾滋病。
这几个曾经只在新闻报道和恐同宣传里看到的字眼，如今成了烙在他命运上的、洗刷不掉的印记。
然后，像条件反射一般，母亲临终前那张扭曲的、充满怨恨的脸，和她用尽最后力气嘶吼出的诅咒，无比清晰地炸响在他的脑海——
“你会和他一样……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原来，宿命在这里等着他。
他一直以为母亲的诅咒是情绪失控下的恶毒言语，却从未想过，它竟是一语成谶的预言。他试图逃离那个家，逃离母亲的掌控，逃离那肮脏的血脉诅咒，他挣扎，他伪装，他渴望正常，他寻求温暖……可兜兜转转，他最终还是走上了父亲的老路，并且以一种更具体、更医学化、更被社会所恐惧和排斥的方式，印证了这个诅咒。
他不是在生病，他是在履行一个早已写好的、悲剧的剧本。
医生还在说着什么，递给他一些宣传册子和联系方式。张小三机械地接过，塞进外套口袋。他站起身，对医生点了点头，甚至试图挤出一个表示“我没事”的表情，却只牵动了脸上僵硬的肌肉。
他走出疾控中心的大门，站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他抬起头，看着灰白色的天空，只觉得那颜色像极了母亲去世那天，殡仪馆告别厅里墙壁的颜色。
判决书已经下达。
刑期是余生。
而通往终点的路径，注定充满病痛、歧视、孤独和……母亲诅咒中所谓的“不得好死”。
他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还能去哪里。口袋里的诊断书轻飘飘的，却重得让他直不起腰。
他输了。输给了命运，输给了血缘，输给了这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翻盘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