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电话响了。
我摸到手机接起来，那边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语气客气但带着点尴尬：“韩小姐你好，我是城南花材供应的小周，之前您说开业想从我们这边拿货……我跟公司商量了一下，觉得可能暂时不太方便合作，您看要不您先找别家？”
我坐起来，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上，被子滑到腰间。窗外的天光还是灰蒙蒙的，下着小雨，雨点在窗玻璃上拉成一条条细斜线。
“小周，”我说，“能告诉我具体原因吗？”
他沉默了几秒。“这个……我也不好说，就是公司那边觉得存在一些风险考量。抱歉啊韩小姐。”
电话挂了。
我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通话记录里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个。然后我又翻到来电记录，发现再往下一个，是一个叫“城北绿植老郑”的号码，时间是昨天傍晚——我漏接的。
我还没回拨过去，手机又震了。
第三个。
这次我直接接起来，对方是个女声，语速很快：“韩小姐，我是江南花材的刘姐，之前您跟我对接过的。不瞒您说，我这边收到一点风声，有人在我们几个供应商群里发了文件，说您这边有法律纠纷，建议同行谨慎合作。我这边小本生意，实在不敢冒风险，您理解一下。”
“文件？”我握着手机的指节紧了一下，“能发给我看看吗？”
她又顿了一下，像是在犹豫。“我转发给您吧，不过您别说是从我这边拿的。”
挂了电话之后，一条微信消息弹进来。是一个截图，发件人备注是“城南花艺交流群（二群）”，消息发自凌晨两点十一分，发消息的人头像我不认识，但内容我一眼就认出了是谁的手笔。
“关于原‘向阳花舍’合伙人韩晴的法律风险提示——此人正在涉及多起商业纠纷诉讼，与多名供应商存在违约嫌疑，建议各同行在合作前进行背景调查，以免产生连带法律风险。详情见附：立案查询截图。”
下面附了一张图，但那个图不是法院的立案通知书——是我之前去工商局查法人变更时复印的那份材料，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拍下来的。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其实不意外，昨天我拒绝调解的时候就想到了她会反击。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多起商业纠纷诉讼”——我只有一起。“与多名供应商存在违约嫌疑”——我从来没有拖欠过任何一笔货款。她把自己干过的事，全部安在了我头上。
我翻到通讯录，拨了何念笙的号码。
响两声她就接了：“晴晴？”
“你进花艺群看看，”我说，“林薇薇凌晨发了东西。”
电话那边安静了几秒，听到键盘声噼里啪啦地响。然后何念笙的声音沉下来：“看到了。不止一个群，我搜了一下，你名字挂在三个行业群里的公告栏上，都是凌晨统一发的。她应该是买了水军扩散，有些号头像都是默认的。”
“供应商已经给我打电话了，”我说，“三个，都说暂时不合作。”
“这么狠？”
“她不狠就不是林薇薇了。”我靠在床头，雨声在窗外细密地响着，像一床潮湿的棉被压下来。
何念笙沉默了一会儿：“你打算怎么回？”
我看了看桌上那摞文件。立案通知书是昨晚打印好的，方觉发来的电子版，我已经装在了一个透明文件袋里。
“我有个想法。”
挂了电话之后我起床洗漱，换了一件黑色的衬衫，把头发扎起来。出门前我从文件袋里抽出那张立案通知书的复印件，折好放进外套口袋。
雨停了，但地面还是湿的，梧桐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很绿，在风里轻轻抖动。我沿着街走到那间还没挂牌的小店门前——铺子是上周签的租约，押金和首期租金用的是追回来的那笔钱里的一部分。卷帘门还没修好，半挂在那里，里面的装修也只做了一半，几把折叠梯靠在墙边，地上铺着防尘布。
我蹲下来，从工具箱里翻出一卷透明胶带，把那张立案通知书的复印件贴在卷帘门正中间的位置。贴好之后我退了两步看了看。
纸是A4大小，白纸黑字，最上面一行是“**市人民法院立案通知书”，下面列着案号和当事人信息。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并排排在一起，像是某种最后的联系——在所有事情都断干净之后，用一纸法律文书收尾。
我没有解释，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就是一张光秃秃的立案通知书贴在那里。
然后我拍了张照片，打开朋友圈，选了那张照片发出去，配了一句话：“本案唯一一起诉讼，原告是我，被告是谁，她自己清楚。以上。”
发完之后我锁屏，把手机放回口袋。
回到屋里，我把工具箱收好，蹲下来把防尘布掀开一角看了看地面的瓷砖——是前租户留下来的浅灰色砖，有几块已经裂了。我用脚尖碰了碰那道裂缝，忽然觉得自己跟这块砖有点像，也是裂开了，但还在地上，没有碎成粉末。
手机震了一下。
是何念笙发来的消息：“看到你朋友圈了。我截图了，防止她删。”
我回了个“嗯”。
然后第二个电话进来了。
我以为是第四个供应商，接起来却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带着点沙哑，像是刚抽完一根烟。
“小韩啊，我老陶。”
陶丰年。
我愣了一下：“陶叔？”
“我听说有人在你门口贴告示了，”他说，语气不紧不慢的，像是在说天气，“你别管那些，花圃的货你照拿，出了事我兜着。”
我握着电话，在空荡荡的店面里站了几秒，没有立刻说话。
陶丰年等了一会儿，没等到我回应，又补了一句：“我在这行干了几十年，什么风浪没见过。你那点事，我清楚得很。放心，供货不断你的。”
“陶叔，”我说，“你这样会得罪人的。”
他笑了一声，很短促：“得罪就得罪了，我这把年纪还怕得罪人？那些跟着别人吆五喝六的，有几个是真懂花的？我跟你说，花不会骗人。你这个姑娘对花用心了，我看得见。”
挂了电话之后，我又在空荡荡的店里站了一会儿。手机又震了几次，我没看，把它翻了个面扣在窗台上。
然后第三个电话响了。
我拿起来，是一个陌生号码，接起来，那边的声音有点紧张：“请问是韩晴韩小姐吗？我是花市那边的批发商，姓陈。刚才有人在群里发了那个东西，我看了觉得不太对劲……想问一下您这边到底是什么情况？”
“您具体想问什么？”我说。
“就是那个文件上写的‘多起商业纠纷’……您到底有多少起？”
“一起。”我说，“而且我是原告，不是被告。被告是我以前合伙开店的人，她转移了我全部的店营收和积蓄，我现在在追回财产。”
电话那边安静了两三秒，像是在消化这个信息。然后姓陈的供应商说：“那她这不是倒打一耙吗？”
“对，”我说，“就是倒打一耙。”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行，那我知道了。您开业要装货的话，给我发个单子。”
“您不担心吗？”
“我做了十二年生意了，什么猫腻没见过。那些半夜发公告的，一般理都不占。”他的声音踏实得像一块砧板，“你给我发单子就行。”
挂了这第三个电话之后，我站在那间还没装修好的店里，忽然觉得有一点说不清的东西在胸口的地方慢慢升起。不是愤怒，不是得意，是一种很安静的、像水一样漫上来的东西。可能是一点点相信——相信这座城里不是所有人都会跟着大流走，相信有些人的判断力比流言跑得快。
我拿起手机，翻出刚才何念笙给我发的那张群聊截图，又看了一遍。林薇薇凌晨发的那段话，每一个字都像认识又像不认识。我注意到时间戳——凌晨两点十一分。她没睡，我也没睡。
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
我翻出通话记录，拨了第四个号码——是方觉。
他接得快：“韩晴。”
“方律师，之前我说帮我约那个私信里的受害者见面，方便的话安排在明天上午行吗？”
“可以，我这边协调一下时间。”
“还有一个事，”我说，“林薇薇今天凌晨在行业群里发了通告，说我有多起诉讼纠纷，暗示同行不要跟我合作。已经有供应商打电话来撤单了。”
方觉沉默了两秒：“证据保存了吗？”
“保存了，截图。”
“好。”他的语气没有太大的波动，但是非常稳，“这个不一定是坏事。她越跳，在法庭上越容易证明她有主观恶意。不过你这几天可能还会接到更多电话。”
“我知道。”
“扛得住？”
我看了看脚下那道裂缝，又看了看窗外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的样子。那道光不刺眼，软软的，落在那张立案通知书的复印件上，把它照出一层薄薄的影子。
“扛得住。”我说。
挂了电话之后，我没有马上走。我从包里翻出一支笔，在工具箱旁边找到一卷美纹纸胶带，撕下一小段，在胶带上写了一个字，然后贴在那张立案通知书旁边。
那个字是：“等”。
等开庭，等真相冒出来，等那些现在急着站队的人，有一天发现站错了位置。
我转身离开的时候，风从半开的卷帘门底下灌进来，把那张立案通知书的一角吹得轻轻翘起来又落下去。我没有回头把它按平，就让它在风里待着。
反正该来的都来了，没什么好怕的了。
手机在口袋里又震了一下，我没看。走出几步，又震了一下。我掏出来扫了一眼，是何念笙发来的消息：“第七个供应商给我打电话问你的事了，我没正面回，让他们加你微信自己聊。你手机保持畅通。”
紧跟着又是一条：“还在扛？”
我打了一个字回她：“在。”
锁屏之前，我顺便看了一眼朋友圈——那张照片下面的点赞和评论已经排到了很后面，我划了一下，没细看，但注意到一条来自骆明薇的评论。只有两个字：“稳了。”
我看了两秒，把手机放回口袋。
前面的路还长，但至少今天，那间空荡荡的铺子里不再只有我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