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档案室。用"林小雨家属补录信息"的名义申报了调档申请，审批用了三天，最终通过了。第四天上午我拿到了那份档案袋。薄薄的，里面的纸页不多，翻开来是一份事故登记表和一张照片。那张照片我没有碰。我把它隔着玻璃纸翻过来看了背面——上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笔迹和纸条上的一样，有些歪斜："她今天站了四分钟。"
我把它放回档案袋里。照片上的人影很小，蹲在树底下，手指埋进土里——她正在把什么东西放进土里。
我坐了一班长途车回来。窗外的田野在暮色里逐渐暗下来，从绿色变成深绿色，再变成灰蓝色。我靠着车窗闭了会儿眼，脑子里反复出现那个编号和照片上模糊的背影——她蹲着，手埋进土里，根须在看不见的地方伸展开来，像一张被时间拉长的网在慢慢地收紧，把我的线也绕了进去。
回到出租屋之后，我把那张纸片从密封袋里拿出来，和两封信并排放在桌上。三样东西都是她的手笔，分三层埋在桂花树底下的土里。她在不同的时间里给不同的观察者写信。第一封写给最初的那个人，第二封写给第二个来的人，第三封写给所有来的人——写给所有会在这棵树底下弯腰、翻土、把秘密从土里重新捧出来的人。三封信放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环形：她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被观看、被观察、被持续地注视。她把那些注视她的目光当成了地址，把三封信分别寄往不同的时间。
我站起来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午夜的凉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吹在桌面上，三张纸的边角同时微微翘起又落下，像三面同时被同一阵风吹翻的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