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没有人见过七殿下出门。
赵瑾守在书房门口，除了送饭送水，谁也不让进。厨娘炖的参汤被放在门槛外面，凉了又热，热了又凉，换到第三碗的时候，赵瑾实在看不下去了，亲自端进去。
他推开门的时候绊了一脚——不是门槛。是地上堆的卷宗。半人高的卷宗从户部搬回来之后被萧景曜全部摊开了，按年份、按衙门、按经手人分了三堆，每一堆旁边又散落着无数小堆。地上铺满了纸张——账册页、报销单、粮草清单、军饷名册，密密麻麻的数字在灯火下像一群黑蚂蚁。萧景曜坐在正中间，官袍皱巴巴的，袖子卷到手肘，簪子歪了都没扶。他手里拿着一本粮草账册，正对着一份军饷名册逐行比对，嘴唇在动，但没有声音。
“殿下，参汤——”
“放那边。”
赵瑾把参汤放在桌上唯一的空位——那空位巴掌大，旁边是堆积如山的案卷。桌上摊着一张巨大的蓟辽边防图，图上的标记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原本标注兵力部署的地方被萧景曜贴满了小纸条。他看了一眼萧景曜的脸色——眼圈发青，嘴唇干裂，显然昨晚又没睡。桌上的蜡烛已经烧到了底，烛泪淌了一摊。
“殿下，您昨晚睡了吗？”
“睡了。”萧景曜翻了一页。
“多久？”
“……一会儿。”
赵瑾没有再问。他把参汤往萧景曜那边推了推，退了出去。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萧景曜已经放下账册，正对着两张粮草清单发愣。他的手指在两张清单之间来回指点，嘴里念念有词，突然停下来，拿起毛笔在纸上画了个圈。动作很轻，很稳，不像一个斗鸡走狗的纨绔在翻看不懂的公文。像一个猎人发现了第一滴血迹。
第一天，他发现了粮草差价。
蓟州和宣府，两个相邻的军镇，同一年冬天领的同一批粮草。蓟州报了四万石，宣府报了六万石。但蓟州在册兵员是宣府的两倍——四万人对两万人。四万人吃四万石粮，两万人吃六万石粮？他把两张清单并排铺在地上，趴在上面用手指一行一行对着看。蓟州的粮草单价是宣府的将近两倍——同样的糙米，蓟州报了每石六钱银子，宣府报了三钱二分。同样的草料，蓟州报了四钱，宣府报了一钱八。
“差价。”萧景曜自言自语，“从采购就开始了。”
他在草纸上算了一笔账。如果按宣府的价格折算，蓟州四万石粮草的实价应该是不到一万三千两。但蓟州报了将近两万四千两。差价超过一万一千两，这一万一千两去了哪里？同一年冬天，同一种糙米，同一个产区。唯一的区别是宣府在关内，蓟州在关外——关外的运输成本更高，但高不出将近一倍。他翻出运输单据比对。蓟州报的运粮脚费确实比宣府高，但高出的部分只占差价的不到一成。剩下的九成呢？
他把蓟州粮草采购的单据全部抽出来，按年份排成一列。从永乐十八年到二十二年，五年间的粮草采购价都偏高。不是一年两年，是年年如此。每一年的单据上都盖着同一个印章——蓟辽总督衙门，经手人签章是一个叫“韩文忠”的粮秣官。
“韩文忠。”萧景曜把这个名字记下来，在纸上画了个圈。韩文忠是赵崇海的人。不是直接的下属——赵崇海是蓟辽总督，韩文忠是粮秣官，中间隔了四五层。但谁都知道，蓟辽总督衙门里的粮秣采购，没有总督点头，一个小小的粮秣官绝不敢连续五年做两倍差价的账。
他把笔搁下，靠在椅背上。窗外天已经亮了——他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只知道腰酸背痛，眼睛发涩。他闭了一会儿眼睛，脑子里还在转。如果他到这里就停下，把粮草差价的证据交给沈时渊，至少能办韩文忠一个贪墨。但韩文忠只是虾米。沈时渊要的不是虾米——他要的是赵崇海，是太子，是整个蓟辽军镇的旧党势力。光靠一个粮草差价，动不了赵崇海一根汗毛。
第二天，他找到了空饷名册。
蓟州镇在册兵员四万二千人。这是纸面上的数字。但他在翻看军饷发放记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蹊跷——有一批名字，重复出现了。不是一次两次，是连续三年，每个季度，同一批名字都在领饷。他把这些名字单独抄出来，抄了整整一张纸。三百多个名字。有的叫“张彪”，有的叫“李铁柱”，名字很普通，像是随便编的。他对着花名册一个个核对这些人的隶属——都是蓟州右卫的步兵营。
蓟州右卫在永乐十九年冬天跟北境敌骑打了一场遭遇战。战报上写得很清楚——“右卫步营遇袭，伤亡二百余人”。但伤亡名册上的名字跟空饷名册上的名字不是同一批。死的是一批，领饷的是另一批。三百多个名字，每一个人都在吃空饷——人已经不在了，名字还在领钱。一年四季度，三年十二期，三百人的空饷总数是多少？他在纸上又算了一笔账，然后把笔往桌上一丢。笔滚到砚台旁边，沾了一摊墨。
“赵崇海，你胃口真不小。”
窗外有人在卖糖葫芦。吆喝声远远飘进来——“糖葫芦哎——冰糖葫芦——”声音在东市的喧嚣里起起伏伏。萧景曜坐在纸堆中间，盯着手边的两笔账：粮草差价和空饷。这两笔加起来，粗估至少贪墨了十五万两以上。但这仍然只是冰山一角。十五万两动不了赵崇海——赵崇海是太子的亲舅舅，是蓟辽总督，是手握三万精兵的封疆大吏。除非他拿到更致命的证据——贪墨军械、私扣抚恤金、倒卖军马——他必须把所有证据串成一条完整的铁链，一环扣一环，没有任何缺口，才能把赵崇海锁死。
第三天，他把所有线索串在了一起。
粮草、军饷、军械、抚恤金、军马。五条线，他一条一条地挖。军械方面，蓟州报了三千张弓的损耗，但查阅历年兵器修缮记录，同一批弓去年才入库，损耗率不到一成，根本不需要大批更换。抚恤金被克扣——阵亡将士家属每人应领二十两抚恤，实领八两，中间十二两不翼而飞。军马被倒卖——蓟州镇茶马司每年从北境购入战马八百匹，实际入厩不足五百匹，剩余三百匹下落不明。
他把五条线上的所有经手人名字都抄在同一张大纸上。然后在这些名字之间连线。粮草——韩文忠。军饷——蓟州右卫指挥使郑通。军械——蓟州军器局大使王俭。抚恤金——总督衙门经历司经历刘安。军马——茶马司大使马朝贵。五个人，五个不同的衙门，五条互不隶属的线。但这些线往上走，全部汇集到同一个人手里——蓟辽总督赵崇海。
他坐在纸堆中间，对着那张画满了线和圈的大纸看了很久。然后笑了。
“沈时渊。你果然是要杀我。”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赵崇海是太子的亲舅舅。他查了赵崇海，就是跟太子彻底翻脸。他不查，沈时渊要他的脑袋。他查了，太子要他的脑袋。往前走是悬崖，往后退也是悬崖。沈时渊把他推到这道悬崖边上，就是想看他怎么办。但他还是查了——不是因为沈时渊逼他，不是因为逃不掉。是因为查案的时候，他的心跳比平时快。
他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用过自己的脑子了。十年里他活成了一个笑话，每天想的是斗鸡的赔率和骰子的点数，想的是哪家酒楼的菜好吃、哪家戏班的旦角漂亮。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像这三天这样——趴在纸堆里，一笔一笔地算账，一条一条地挖线索，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串联。他已经很久没有感觉到这种心跳——不是因为恐惧，不是因为愤怒。是因为他在用自己的脑子做一件事。一件真正的事。
他把那张大纸折好，塞进怀里。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纸屑，走到门口拉开门。赵瑾靠在门框上打盹，被他吓了一跳。
“殿下——”
“打水。我要洗脸。”
“洗脸？”
“洗完脸去户部。”萧景曜把歪了半天的簪子扶正，系好领口的扣子。他看了看铜镜里的自己——眼圈还是青的，嘴唇还是干裂的，但眼睛里有什么不一样了。不是斗鸡场那种懒洋洋的光。是另一种。他已经很久没有在铜镜里看到过这种光了。他不确定自己认不认识这个人。但他想认识。
“让人看看，废物查出来的东西。”他顿了顿，自言自语般地补了一句，“到底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