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大典定在腊月二十二。
礼部的人急得嘴上起了燎泡——从老皇帝驾崩到新皇登基，中间只隔了四天。四天里要备好龙袍、冕旒、卤簿、丹陛大乐，要拟好登基诏、改元诏、大赦诏，要排好百官班次、祭祀顺序、朝贺礼仪。礼部尚书在太和殿里跪着向沈时渊禀报筹备进度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他已经三天没合眼，嗓子哑得像个破锣。沈时渊听完之后只说了四个字：“一切从简。”
礼部尚书愣住了。登基大典从来没有从简过——这是新皇坐稳龙椅的第一道仪式，越隆重越能震慑天下。但沈时渊从来说一不二，他说从简就从简。于是卤簿减了三分之一，丹陛大乐从九奏减到六奏，百官朝贺的吉服来不及新制就从库存里挑，有几个侍郎的补子是借来的。
萧景曜对这些一概不管。他在登基前一晚住在乾清宫偏殿——不是东宫，东宫是太子住的地方，他不肯住。偏殿的陈设比他在蓟州的营房好了不知道多少倍，锦被绣枕，炭火烧得通红，紫铜暖炉里熏着龙涎香。但他躺在床上的时候觉得喘不过气。不是风寒——风寒已经好了大半，是那股香气太浓，被子太软，房间太安静。他翻来覆去好一会儿，最后把被子拖到地上，裹着从蓟州带回来的那件灰布罩袍，在脚踏上蜷了一宿。天亮前赵瑾推门进来，看见他蜷在脚踏上，大氅搭在身上，灰布罩袍的袖口磨得发白，上面还残留着黑松林屯堡那场战斗中溅上的血迹，洗了很多次也没洗掉，淡淡的，像铁锈。
卯时正，登基大典开始。萧景曜穿着那身连夜赶制出来的明黄龙袍，头戴十二旒冕冠，一步一步走上丹陛。龙袍是新的，金线绣的团龙在晨光下熠熠生辉，但他穿得很不舒服——领口太硬，袖子太长，玉带勒在腰上比他自己的腰带紧了两个扣眼。他在蓟州饿瘦了一圈，回京之后还没来得及补回来。礼部的人显然没有量过他的身材——大概是拿了先帝年轻时穿过的旧袍子改了改就送来了。
他跪在太庙前祭拜列祖列宗的时候，跪下去的动作顿了一下——不是紧张，是膝盖上的旧伤还没好透。在鹰嘴峡被马蹄磕肿的膝盖，在蓟州跑到吐时摔破的膝盖，在石头口巡边时冻僵磕在关墙青石上的膝盖。这三对膝盖叠在一起，让他在跪下去的瞬间咬了咬牙，然后稳稳地跪在了蒲团上。
当他坐上龙椅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他低头看着底下一排排跪拜的群臣。三叩九拜，山呼万岁。声音在太和殿里回荡，震得殿梁上的灰尘簌簌往下落。他坐在那把金漆龙椅上，手搁在扶手上的龙头雕饰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龙眼上的那颗红宝石。红宝石很光滑，没有断口的棱角，跟他在蓟州无数个夜里用拇指摩挲铜钱断口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慢慢把手指从宝石上收回来，搁在膝盖上。
他想起了蓟州校场上那些跟他一起流汗的新兵。那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站在他旁边跑操，鼻子下面挂着清鼻涕，偷偷偏头打量他的皮甲。那个在石头口关墙下面蹲着烤火的老兵，破靴子里露出裹着脏布条的脚趾。那个在黑松林屯堡被烧焦的寨墙上，把箭壶挂在他马鞍旁边的年轻斥候，被流矢射穿了手掌，血顺着箭杆往下淌，那年轻人骂了句脏话，然后把箭拔出来继续往前冲。追击敌骑那夜在鹰嘴峡劈下去的第一刀，那个被他砍伤右肩的北境骑兵，血溅在他脸上是温热的，带着铁锈和盐混在一起的气味。周世安在营门口说“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但他活着坐上了龙椅，而他折在鹰嘴峡的八个弟兄永远留在了那里。
底下的朝臣还在跪拜。他看了一眼百官之首的位置。沈时渊跪在最前面，绯色官袍，补子上的孔雀在一片明黄和朱红之间显得格外沉静。他低着头，萧景曜只能看见他乌纱帽的帽顶和跪得端端正正的背影。看不清表情。从来都看不清。
散朝之后，萧景曜走进御书房。御书房很大，比他蓟州的营房大了十倍不止，三面墙都是书架，书架上塞满了先帝留下的经史子集。案桌上堆着半人高的奏折——登基当天就有这么多事要批。他站在门口，让殿里的太监和宫女全部退下，只留赵瑾一个人在门外。然后他走到案桌前坐下来，没有去翻那些奏折，只是坐在那里，背挺得很直。坐了很长时间。窗外是紫禁城冬日灰白的天光，照在御书房的青砖地面上，一片冷寂。他想起了他在蓟州的那间营房。那张被他当书案用的旧木桌，窗台上那盏老是冻住的油灯，铺板上那层薄薄的稻草垫。那间营房很小，但他知道自己在里面做什么。这里很大，但他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赶了三天路没睡好的累，不是风寒还没好透的累，不是膝盖还在隐隐作痛的累。是那种从心底深处涌上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倦意——他走了这么远的路，从京城的斗鸡场走到蓟州的校场，从黑松林屯堡走到太和殿丹陛，以为自己终于走到了，却发现面前还有更远的路。他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但他知道他必须走。因为他答应了那个人——做一个好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