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太子党终于对沈时渊动手了。
事情的导火索是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芳在早朝上递的一道折子。折子弹劾沈时渊“结党营私、贪墨军饷、构陷忠良”，三大罪状列了整整十七页，从沈时渊在幽州做推官时的一桩旧案开始，一直数到今年春天兵部的军械调拨。折子写得很有章法——每一条指控后面都附了证据，有的证据是真的但被断章取义，有的证据是捏造的但做得天衣无缝。一看就知道不是马文芳一个人的手笔，是太子党整个幕僚班子在背后操刀。
老皇帝在龙椅上咳了半盏茶的工夫才勉强把折子看完。他最近瘦得厉害，龙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领口露出的脖子细得像一截枯枝。他把折子放在御案上，声音沙哑地问了一句：“沈时渊，你有什么话说？”
沈时渊站在百官之首，神色如常。他没有看马文芳，没有看太子，甚至没有看皇帝。他只是微微欠了欠身，说了两个字：“臣无话。”
满朝哗然。
不辩解。不反击。不针锋相对地一条一条驳回去。这不像沈时渊。沈时渊在朝堂上舌战群臣的时候，能用一个数字的错误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能用一份旧档把三年前的旧账翻得底朝天。他不是一个会认输的人。但今天他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跟每次在书房批阅公文时一模一样——平静、冷淡，好像马文芳弹劾的不是他，而是一个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散朝之后，沈时渊称病，三日不上朝。
这个消息传到蓟州已经是五月中旬了。周世安看完密报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把密报递给萧景曜。萧景曜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看完之后没有砸东西，没有骂人，只是把密报折好还给周世安，站起来走到总兵府门口，朝南边看了很久。
“他是不是疯了。”他说。
周世安没有回答。因为他知道，沈时渊不是疯了。沈时渊称病不上朝，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真的有病——风寒入骨之后他没有好好养，每天批阅到四更，铁打的人也撑不住；要么他在退——不是认输的退，是以退为进的退。在朝堂上，有时候不辩解比辩解更有力。称病三日，让对手把所有的招都使出来，把所有的底牌都亮出来，然后才能在对手以为已经赢了的时候翻盘。但不管是哪种可能，他现在的处境都极其危险。被弹劾的三大罪状里，“结党营私”和“贪墨军饷”是要杀头的。“构陷忠良”轻一点——但这个“忠良”指的是赵崇海。赵崇海的案子是他萧景曜查的，弹劾沈时渊构陷赵崇海，就等于在说他萧景曜是沈时渊的同党。这道折子，表面上弹的是沈时渊，实际上是在为赵崇海翻案。一旦沈时渊倒了，下一个就是他。
京城，沈府。
顾书宁已经三天没有在书房以外的地方见到沈时渊了。
他不上朝，不出门，连院子都不去。每天卯时不到就进了书房，批阅公文、翻旧档、写东西。纱灯里的蜡烛从天黑烧到天亮，他坐在案桌前的姿势几乎没有变过。窗外的石榴树抽了新叶，阳光透过新绿的叶片洒在他身上，把他身上那件青色便袍照得发白。他不咳了，但脸上比咳的时候更没血色，颧骨上的皮肤几乎是透明的。
他在重新整理卷宗。不是朝堂上那些待批的公文——是他收集了近二十年的旧档。从永乐初年到如今，各部各院的陈年文书、邸报抄本、手抄案卷、信函。他把它们从卷宗库搬出来，一箱一箱地摆在书房地上，按年份重新分类，贴上标签，编上号码。每一箱外面都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起止年份和内容概要。他的字写得很小，很密，但每一笔都端端正正，跟他在公文批注上那种老练沉稳的行书不一样——这些标签上的字更像是他给父亲写翻案信时的那种字迹，用力的、仔细的、不肯潦草的。
顾书宁在旁边帮他搬。她搬得比他多——每次他弯腰去搬下一箱，她已经把那箱搬到指定位置了。他也不说“谢谢”，只是在她搬完之后轻轻点一下头，然后继续贴标签。
整理到永乐八年的那一箱时，他停了手。这箱东西她在卷宗库里翻过——里面有他写给幽州知府的信、给都察院的信、给刑部的信、给大理寺的信。还有木匣，木匣里有那张字条：“同行数日，破庙至荒村。彼呼吾阿兄，吾授其书字。风雪虽烈，不知寒也。”她没有告诉过他她翻过这箱东西。他大概不知道她已经看过了。他把那箱卷宗放在最上面——不是压在底下，是最上面，最方便拿的位置。然后贴了一张标签，上面写着：“永乐八年至十三年，幽州旧档。”
顾书宁看着他贴标签的动作。他的手指很稳，拇指在标签上按了一下，确保贴牢了。然后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这些够你把所有的旧案都翻一遍。”
顾书宁正在搬另一箱卷宗。她停下手，把箱子放在地上，直起腰来。沈时渊站在满地卷宗中间，纱灯的光照在他脸上，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很淡的疲惫，但更多的是别的什么——是一种托付。
“你父亲的眼光不错。”他说，“你的字，确实比他更好。”
这是他第二次说这句话。第一次是在卷宗库里，他把钥匙给她的时候。那是大半年以前。现在他又说了一遍。顾书宁看着他——这个人从来不说废话，每句话都有它的分量。他把这句话说了两遍，不是因为他忘了自己说过，是因为他想强调。他想让她知道，他认可她的字，也认可她这个人。
她低下头，继续搬箱子。但她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又过了两天。弹劾的风声越来越紧。老陈头每天早上开门的时候，街对面那棵老槐树底下的人从两个变成了四个。卫衡出门不再绕圈——他干脆不出门了，所有需要出府的事都交给了几个面生的侍卫。沈时渊仍然不上朝，也不见客。有几个来探病的官员被他挡在门外，连大门都没让进。
那天傍晚，顾书宁在卷宗库里整理沈时渊刚搬过来的那几箱旧档。她翻着永乐八年的那箱卷宗，翻到那封信——沈时渊写给幽州知府请求复查父亲旧案。纸还是那张发黄的薄纸，墨迹还是那些用力的、年轻的字迹。她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然后她翻到木匣里那张字条：“同行数日，破庙至荒村。彼呼吾阿兄，吾授其书字。风雪虽烈，不知寒也。”背面四个字：“不知安否。”她把字条翻过来又翻过去，然后把木匣合上，放回原处。
沈时渊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他没有提纱灯，只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等眼睛适应了卷宗库里的昏暗。然后他走到她身边，低头看着那几箱已经整理好的旧档。标签贴得整整齐齐，编号从“甲一”一直排到“丁十二”。他弯腰摸了摸永乐八年那箱卷宗外面的标签——标签的边角翘了一点，他用拇指把翘边按平。
“这些旧档，”顾书宁开口了，声音在卷宗库里显得很轻，“里面藏了很多东西。但只有翻到那一页的人才能看到。”
沈时渊的手在标签上停了一下。他转过头看着她。她没有退缩，迎着他的目光继续说下去。“有些事，做的人不说，知道的人不说，但总得有人记下来。记下来之后，也得有人翻到那一页才行。不然记了也是白记。”
沈时渊看着她。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没有任何表情，但也没有任何冷意。他只是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那就让该翻的人去翻。”
他说完这句话，转身走出了卷宗库。青袍的下摆擦过门槛，发出一声极轻的沙沙声。脚步声沿着走廊渐渐远了，消失在月洞门的方向。
顾书宁一个人站在卷宗库里，手里还攥着那张刚贴好的标签。油灯的灯芯噼里啪啦跳了一下，把她投在架子上那些旧麻绳捆的影子晃得忽长忽短。她忽然想明白了很多事。他知道她记了东西。不止是知道——他允许她记。他把卷宗库的钥匙给她，把二十年的旧档交给她整理，当着她的面把木匣放在最上面那箱，对她说“这些够你把所有的旧案都翻一遍”——不是随口一说。他是在为她铺路。他知道她会在这些旧档里找到什么。他知道她会把那些碎片记下来，藏起来，等着有一天被人发现。而那个“该翻的人”——她脑子里浮现出一个人。蓟州。那个人的手腕上系着一条快要断了的黑绳手链。那个人写过一个“安”字。那个人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但沈时渊知道。他一直在等那个人回来翻。
顾书宁低下头，从袖子里摸出随身的小本子。她在纸上又多记了一笔：
“大人遭弹劾，称病不朝。于书房理旧档三昼夜，贴标签编号，井然有序。问其故，答曰：那就让该翻的人去翻。吾悟，然不能言。”
她把本子合上，放回袖子里。然后蹲下来，把木匣重新放回永乐八年的那箱旧档里，把箱盖合好，把标签抚平。标签上的字在油灯下泛着暗暗的光——“永乐八年至十三年，幽州旧档”。她忽然觉得这行字像一道门。门的钥匙在她手里，但她不能替任何人开门。她只能等。等那个人翻山越岭从蓟州回来，等他自己走到这扇门前，等他自己伸手去翻。而她要做的，是把门的把手擦干净，把门前的路扫出来，把门缝里的光透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