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阿满天没亮就醒了。她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听着窗外偶尔几声鸟叫，然后坐起来。洗漱，穿好衣服，出了门往中心广场走，她今天没带干面包，昨天叶立言说了今天管饭。
走到镇中心广场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广场上稀稀拉拉站着几个人，都是来找活的。阿满扫了一圈没看到叶立言的车，就蹲在路边等着。
一辆马车从薄雾里走过来，在广场边上停了。叶立言坐在车辕前座，看到阿满，没多说话，只抬了抬下巴示意她上车。
阿满爬上来坐在叶立言旁边。叶立言把车子调了个头往镇外走去。
车子沿着土路出了镇子，走了大约半个小时，路越走越宽，两边的房子越来越少，空气里渐渐带上了一股潮湿的咸腥味。阿满看着远处的天边露出一大片灰蓝色的水面——码头到了。
枫林镇的码头不大，但常年有货船停靠。几间仓库沿河排列，空地上堆着各种货物——木箱、麻袋、铁桶，有的用油布盖着，有的就那么露天堆着。工人三三两两地在货物之间穿行，有人扛着货往船上走，有人在清点数目。
叶立言把车停在一间灰色的仓库门口，跳下车，朝阿满喊了一声：“到了。”
阿满也跳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卸货。”叶立言推开仓库大门，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木箱和麻袋，“今天的货不多，和昨天说的一样，搬车上去，一百个铜币，包一顿午饭。”
阿满往仓库里看了一眼。确实不算太多，大概十几件货，但每一件看着都不轻。
她没废话，走进仓库，挑了一个最大的木箱，弯腰试了试重量——大概四五十斤。
和第一次搬货相比，阿满已经摸到了一点窍门——怎么发力省劲，怎么调整呼吸不让气短得太快。但四五十斤的货搬起来还是吃力的，搬到一半的时候她的手臂已经开始发酸，手指勒得发红，每搬完一趟都要在栈桥上站几秒才能缓过来。
叶立言也在搬。他比阿满搬得快，一趟能扛两个小一点的箱子，来回也不怎么喘。他路过阿满身边的时候看了一眼她的脸色，什么也没说，继续搬自己的。
码头上的工人来来往往，有人认出叶立言，远远地打了声招呼：“老叶，今天亲自搬？”
“人手不够。”叶立言应了一声，没停脚步。
最后一件货搬完的时候，阿满坐在仓库门口的台阶上大口喘气。后背的衣服湿了一片，贴在皮肤上，风吹过来凉飕飕的。
叶立言从仓库里走出来，手里拎着两个油纸包。他在阿满旁边坐下，递了一个油纸包给她。
“午饭。”
阿满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张饼夹着几片薄薄的肉。她愣了一下。在码头干活管饭吃是有的，但通常就是馒头配咸菜，能给夹肉的饼子算很不错了。
“谢了。”她咬了一口。饼还是热的，肉汁浸在面饼里，嚼起来很香。
叶立言也打开自己的那份，大口吃了起来。两个人沉默地吃了一会儿，叶立言先吃完了，把油纸叠好塞进口袋，又从兜里掏出烟点上。
阿满吃完最后一口，把油纸也叠好，等着他说话。
果然，叶立言吸了两口烟之后开口了。
“工钱。”他从兜里数出一百个铜币，递过来。
阿满接过来掂了掂，正要往兜里揣，叶立言又说话了。
“车队三天后出发。”阿满的手顿了一下。
叶立言没有看她，目光落在远处水面上，语气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从枫林镇出发，往东走，目的地是中心大陆。路上要走多久不好说，顺利的话可能要走上好几个月。路上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恶劣天气、难走的路、缺粮缺水，生病受伤，都是常事。你要是想来，算你一个。”
阿满没有立刻接话。她把那一百个铜币攥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才开口。
“我昨天说过了，不去。”
“我知道。”叶立言弹了弹烟灰，“我想着说不定你睡一觉能改变主意。”
“没有。”
叶立言转过头看了她一眼。他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但目光沉沉的，像是在掂量她这句话的分量。
“为什么？”他问。
“不想去。”阿满说，“我在这儿有活干，有地方住，日子过得下去。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你爸妈的事你不想知道？”
阿满顿了一下：“想知道。但我不想因为这个就跑那么远。他们走了十年了，我不也活的好好的。”
叶立言没有反驳。他把烟抽完，摁灭在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行，不强求。”他说完转身就走了。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回头。
阿满坐在台阶上，看着他的背影走远。叶立言上车之前停了一下——和她第一次见他时一样——像是想说什么，又觉得没必要说。然后他上了车，头也不回地开走了。
阿满坐还坐在仓库门口，她低头看了一眼手心里的铜币。一百个。崭新的。她把铜币揣进兜里，站起来往镇子里走。该死，怎么说也应该让叶立言送她回去的，阿满在心里啐了一口。
走了一个多钟头，阿满来到了昨天买面粉的那家粮铺。这一次她没有买太多——面口袋只买了一袋，少了些，又切了一小块腌肉。东西拎在手里不算沉，但阿满走得很慢，像是在走一段不想走完的路。
到孤儿院的时候，太阳偏西，光线变成暖黄色。院子里几个孩子在老树底下玩，阿满推门进去的时候，没人注意到她。她也没出声，径直穿过走廊去了厨房。
哑大叔不在厨房。阿满把面粉口袋放进柜子里，把腌肉挂在钩子上，又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
她走出厨房的时候，哑大叔正坐在树底下的长凳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目光落在院子里那群孩子身上。他没看阿满，但他一定知道她来了——阿满走到他旁边坐下来的时候，他连头都没转，两个人就这么坐着。
哑大叔抽完了一根烟，又卷了一根。点着之前，他先掏出小黑板写了一行字，递过来。
“今天去码头了？”
“去了。”阿满说。
“见到那人了？”
“见到了。”
哑大叔点了点头，像是早就知道。他又写了一句。
“他跟你说什么了？”
阿满沉默了一下：“他说车队三天后出发，让我一起走。”
哑大叔看着她，在黑板下面又加了一行字。
“你怎么说的？”
“我说不去。”
哑大叔没有立刻反应。他用火柴点了烟，吸了一口，烟雾从鼻腔里慢慢冒出来。然后他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写。
“为什么？”
“我在这儿过得好好的。”阿满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有活干，有地方住，偶尔来看看你和孩子们。这样的日子虽然算不上好，但至少我能掌控。出去了，谁知道会遇到什么？”
哑大叔把烟夹在指间，又写了一段。他写得很慢，偶尔停下来想一想用词。
“你还记得你十岁那年刚来孤儿院的样子吗？”
阿满没有回答。
哑大叔继续写。
“你来的时候不哭也不闹，就坐在门口那张凳子上，从白天坐到天黑，眼睛一直盯着大门。我知道你在等他们回来。”
阿满的目光落在黑板上那些字上。哑大叔的字写的十分好，可能是不会说的的原因，所以及用心的练字。阿满也跟着哑大叔练过字，可是没什么耐心，学了一成都不到。
“你等了十年，没等到。现在有人告诉你，你可以在路上找到答案——你为什么不去？”
阿满的喉咙动了一下，像是有什么话卡在那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我怕。”她说。
这是她第一次把这两个字说出口。
哑大叔看着她，没有写字，等着她继续。
“我怕的不是路远，也不是路上会遇到什么危险。”阿满的声音有点涩，“我怕的是我费了那么大的劲走过去，最后发现他们真的不在了。那我这十年等的到底是什么？”
哑大叔把黑板放在膝盖上，伸手拍了拍阿满的肩膀。手掌粗糙，但很暖和，拍了两下之后，他又拿起了粉笔。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还在呢？”
阿满抬起头看他。
“如果他们还在等你呢？”
阿满的鼻子猛地一酸。她低下头，使劲眨了两下眼睛，不让自己失态。
哑大叔没有再往下写。他把黑板收起来，和阿满并排坐在长凳上。两个人就这么沉默地坐着，看着院子里那几个孩子追着球跑。跑得满头大汗，笑声一串一串的，在傍晚的院子里回荡。
最小的那个男孩又摔了，这次摔得不轻，膝盖磕在石头上，坐在地上愣了两秒，然后哇地哭了。
哑大叔站起来，不紧不慢地走过去，蹲下来把孩子抱起来，拍了拍他膝盖上的土和灰。用粗糙的手掌摸了摸孩子的后脑勺。孩子抽噎了几声，慢慢不哭了。哑大叔拍了拍他的背。孩子又跑回去追球了。
哑大叔走回长凳前坐下来。他没有急着拿黑板，而是先看了看院子里那些孩子——跑着的、追着的、笑着的。然后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段比较长的话。
“这些孩子还小，还不知道自己身上的诅咒是什么。他们只知道手心里有颗亮晶晶的东西，觉得好玩。但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那根本不是什么好玩的，那是一把悬在头上的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落下来。”
阿满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去。
哑大叔换了一行粉笔，继续写。
“我算幸运的，出生就是哑巴，能不能说话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可你和这些孩子不同。你们的诅咒不是显性的，是藏在骨头里的。你每天都能感觉到它在那儿，但你叫不出它的名字。这才是最折磨人的。”
他把黑板转过来的时候，目光落在阿满脸上，没有笑，难得地没有笑。
“你不去，这辈子都不会知道答案。你去了，不管结果是什么，至少不用再等了。”
阿满盯着那几行字，盯了很久。
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天边的云被染成橘红色，又慢慢变暗，变成了深蓝。院子里那些孩子被另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叫回屋里去了，喧闹声渐渐变小，最后只剩下蟋蟀的叫声。
阿满坐在长凳上没动。哑大叔也没动。
过了很久，阿满从兜里掏出一大把铜币，在手心里攥了攥。
“大叔。”她开口了，声音有点哑，“如果我走了，孤儿院这边……”
哑大叔摆了摆手。他拿起黑板写了一行字，递过来。
“我还没老到要你养。”
阿满看着那行字，忍不住笑了一下。笑着笑着，鼻子又酸了。
她把铜币塞进哑大叔的手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我先回去了。”
哑大叔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跟阿满走到门口。阿满推开铁栅栏门的时候，他在身后敲了敲铁杆。
阿满回头。
哑大叔站在暮色里，手里端着搪瓷缸，像往常一样，笑眯眯地看着她。他比了一个手势——明天还来？
阿满看着他的手势看了两秒，然后说：“明天不来了。我后天可能就走了。”阿满说，“走之前还要收拾东西，退了房子，可能没时间过来了。”
哑大叔看着她，慢慢收起了笑容。他走过来，伸手抱了抱阿满。很短的拥抱，不像长辈抱孩子，更像是两个大人之间的告别方式。拍了两下她的背，然后松开。
阿满的眼眶红了。她使劲吸了一下鼻子，转身走了，没有回头。
走出孤儿院那条土路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阿满走在夜风里，脑子里全是哑大叔黑板上的那些话。
你不去，这辈子都不会知道答案……
她攥了攥拳头。
回到出租屋，阿满点亮油灯，在屋子里站了一会儿。屋子不大，她在这里住了三年，三年攒下的东西，一个包袱就能装完，她把那张泛黄的名单从墙上揭下来。纸边已经卷得不像样了，但她还是小心地把它叠好，夹进了衣服里。
然后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布袋，把衣服叠好放进去，鞋子塞进去，搪瓷杯扣在最上面。拉紧袋口，掂了掂——很轻。
她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然后吹了灯，在黑暗中躺了下来。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在天花板上落下一片模糊的白。
第二天一早，阿满退了房子。房东没多问，把押金退给她，收了钥匙就走了。
阿满背着布袋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间住了三年的小屋。门已经锁了，窗户关着，她放在窗台上的那盆野草忘了带走，叶子蔫蔫地耷拉着。
秋天的早晨清冷，风里带着干草木叶的气味。路上零星有几个早起的人，看到她背着包袱也不觉得奇怪——这镇子上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没人会多注意一个背着布袋的年轻女人。
阿满往码头走去。她猜叶立言这几天应该在码头整理要出发的货物。
果然，阿满刚走到码头，就看到叶立言和几个她不认识的人在整理货物。
叶立言看到阿满的时候，表情没什么变化——没有意外，没有惊喜，好像早就知道她会来。
“想通了？”他问。
“想通了。”阿满说，“不过我有个条件。”
叶立言抬了抬下巴，示意她继续说。
“路上死了你得替我收尸。”
叶立言沉默了两秒，嘴角动了一下——看不出来是笑了还是没笑。他推开车门，朝阿满偏了偏头。
“彼此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