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那个暖水瓶，红的，铁皮的，外壳掉了好几块漆，露出底下黑铁的颜色。搁在楼梯口靠墙那个位置，从我来这个学校起就在那儿了。壶盖拧开，里头是热水，有时候是茶，有时候就是白水。旁边搁着两个搪瓷缸子，一个缸底磕了个豁口，另一个盖子拧不上。
我头一回留意这个壶是刚上高一的时候，那会儿我还不怎么写碎纸塞砖缝，只是上天台写题。我以为是哪个老师的，后来看老陈在楼梯口坐着，他伸手就能摸到那个壶，我猜是他的。
但我一直没问他为什么在楼梯口放壶。
那天他跟我说完江迟的事，我没接话，站了一会儿，问了一句：“大爷，你这壶为什么天天放这儿。”
他说：“过路的喝口水。”
“这楼上没什么人过路。”
“你俩不是人？”
“就我俩。”
“就你俩也是人。”他喝了口缸子里的水，“再说也不是为你俩。”
“那为谁。”
他把缸子搁下，手在上头捂了一会儿，好像在想怎么说。最后他说：“为我儿子。”
我站着没动。
“我儿子以前也在这学校上的。”他说，“他不上天台。他在三楼上课，四楼有间空教室，门没锁，他课间溜进去，一个人待着。我那时候不知道。后来他走了，我才知道他每天课间一个人待在那空教室里，待了半年。”
我拉了个凳子坐下了。
老陈说：“我那时候在学校后勤上，管修东西。我儿子的班主任没找过我，同学也没找过我。他成绩中等，不吵不闹，上课听讲，下课坐在那儿，谁也没觉得他有什么事。我天天在学校，我都没看出来。”
他喝了一口水。
“后来他跳了。从他妈单位那个楼顶上。六楼。”
“什么时候的事。”
“二十年前了。”他说，“我那时候四十出头。现在我六十多。”
我不知道说什么。这种时候说什么都不对。我坐着听。
“我儿子走之前，没跟任何人说过一个字。他写了张纸条，就写了一句‘我不想活了’。搁在枕头底下。我第二天早上翻他东西才看见。那张纸条我现在还留着，就一句话，字写得挺工整。他平时字不工整，那张纸条上字特别工整。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可能他想让你们看清楚。”
“我也这么想的。”老陈说，“后来我就调了这个天台的岗。原来的看门老头退休了，我主动申请的。后勤主任说那个天台锁着没人去，你去那干嘛。我说我去看门，锁着也得有人看。他就把我调来了。”
“你看了二十年。”
“看了二十年。”他拍了拍那个暖水瓶，“这壶是我儿子的。他在家喝水用的。我搁这儿，每天灌上热水。万一谁上来，能喝口热的。”
我看着那个壶。红漆掉了大半，壶身上有一块凹进去的坑，是磕的。壶盖用一根绳子拴在把手上，怕丢。老陈每天灌水，灌了二十年。这壶装过多少热水，我算不出来。
“大爷。”我说。
“嗯。”
“你儿子的事，后来有人管吗。”
“管什么。”他说，“跳了就跳了，没有后来。学校给了点钱，没了。那时候没现在这么多讲究，也没人问为什么。就我自己问，问了好些年，问不出来。我儿子不给我留话。他就留了那句‘我不想活了’，别的什么都不肯说。”
“那你现在问出来了吗。”
“问出来一点。”他说，“我问了几年问不出来，后来想明白了，问不出来的东西就是问不出来。他不想让我知道，我就不知道。我能做的就是在这楼梯口坐着，壶里有水，万一谁上来想喝一口，能喝着。”
他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我也没再问。
那天之后，我看那个暖水瓶的感觉不一样了。以前就是个旧壶，搁在那儿，我路过看一眼，没什么想法。现在我知道壶里的水是给谁准备的，知道老陈每天早上来第一件事是烧水灌壶，知道那个磕了口的搪瓷缸子是他儿子用过的。我有时候上天台之前会在楼梯口站一会儿，喝口水。老陈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喝完上楼。下楼的时候再喝一口。
江迟不知道这些。他跟老陈熟，熟的方式跟我不一样。他每次下楼看见老陈就喊“大爷好”，老陈点头，他说“大爷你吃了吗”，老陈说“吃了”，他说“大爷你这壶里泡的什么”，老陈说“白水”，他说“白水好，健康”。然后他就走了。他从来不坐下来跟老陈聊。他跟谁都聊得起来，就是跟老陈不聊。我一开始以为他跟老陈不熟，后来想明白了，他跟老陈不聊是因为老陈这种看门大爷最容易问出实话。他防着。
那天下午我上天台，江迟已经在上面了。蹲在台阶上，面前铺着张卷子，我走近看了一眼，是数学。他在做题，做得挺认真，笔尖戳着纸，一个字一个字往下写。
我坐下，把书包搁旁边。
“哥。”他头没抬。
“嗯。”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
“跟老陈聊了两句。”
他笔停了，抬头看我：“跟老陈聊什么。”
“没什么，随便说说。”
“老陈那人话不多。”他说，“你俩能聊什么。”
“聊壶。”
“聊壶？”
“他那壶搁那儿二十年了。”
“二十年？”他放下笔，“那壶看着没那么旧。”
“掉漆了。”
“掉漆也不像二十年的。”他想了一下，“二十年天天灌热水，铁皮早锈穿了。”
“他说天天灌。”
“那这壶质量挺好。”
我说：“可能是他儿子留下的。”
江迟没接话。他看了我一眼，然后低下头接着做题。做了大概半分钟，笔停了。他把笔搁下，抬起头：“他儿子？”
“嗯。”
“他儿子怎么了。”
“没了。”
“没了是什么意思。”
“跳了。”我说，“二十年前。”
江迟不说话了。他坐在那儿，手里捏着笔，眼睛看着卷子，但我知道他一个字没看进去。过了挺久，他说：“老陈告诉你的？”
“嗯。”
“他为什么告诉你。”
“不知道。可能觉得我该知道。”
江迟把笔放下了。他往后靠了靠，靠在栏杆上，头仰着看天。这个姿势我见过好几回，他每次想事的时候就这样，仰着头看天，好像天上有什么能给他答案。
“所以他天天坐在楼梯口。”他说。
“嗯。”
“看门。”
“看门。”
“二十年。”
“二十年。”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哥。”
“嗯。”
“你说老陈的儿子，为什么跳。”
“不知道。他没留话。”
“一句都没留？”
“留了一句‘我不想活了’。”
江迟想了想，说：“那也够了。”
我看了他一眼。他表情挺平静的，没什么波动。
“够了？”我问。
“够了。”他说，“他留了话，老陈就有个东西攥着。总比什么都没留强。”
我没接话。那天下午他做题做得挺快，可能是想赶紧做完回家。做完了他收拾书包，站起来，走到砖缝跟前看了一眼，没蹲下去掏，就看了一眼。然后他说：“哥，那个诗你写完了吗。”
“没。”
“你写完了跟我说。”
“你怎么天天问。”
“我怕你忘了。”他说，“你忘了就没人记得你写过。”
“我写过的东西我自己记得。”
“你记得没用。”他说，“你得让人知道。”
他走了。我坐在台阶上，风从栏杆缝里灌进来，吹得卷子哗哗响。我低头看了一眼砖缝，走过去蹲下来，把碎纸掏出来。上次写的那句还在：“你要是留下来，我就告诉你我写的是你。你要是走了，我就不写了。”
我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掏出笔，在底下又加了一句：“所以你得留下来。”
加完了我看了两遍。我觉得我这人挺傻的，跟一个砖缝较劲，写了又塞，塞了又写。我写这些东西，江迟看不见完整的，我自己写完了也不给谁看。我塞砖缝里，等于跟风说话。
但那天我蹲在那儿，忽然觉得老陈那壶跟我这砖缝是一回事。他天天灌水，二十年，灌给一个不会回来的人。我天天塞纸，塞了快一学期，塞给一个不知道怎么开口的人。我俩干的是同一件事，就是跟不确定的东西较劲。他灌水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喝，我塞纸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看。都知道没什么用，但都干着。
那天晚上回家，我妈问我周末补课的事。我说周六上午有，下午没有。我妈说那你周六下午在家写卷子。我说嗯。她看了我一眼，说：“你最近成绩没掉吧。”
“没有。”
“你那个帮扶名单交了，学校批了五百块补助，还有勤工俭学的钱。你那个同学拿到了没有。”
“拿到了。”
“他什么反应。”
“没说什么。说了声谢谢。”
我妈“嗯”了一声，没再问。她最近不怎么提江迟的事了。我以为她放宽了，后来才知道她是在等，等我成绩单出来。她就是这样，不跟你吵，不跟你闹，就搁那儿等着，等一件事出了结果，再拿出来说。我后来觉得这个本事挺厉害的，不费一兵一卒，把人拿捏得死死的。我那时候还没领教过。
第二天周三，江迟没来。我给他打电话，关机。我以为手机又被他爸收了，没当回事。第二天他来了，脸上没什么异样，该吃橘子吃橘子，该贫嘴贫嘴。但我注意到一件事，他那个书包侧兜里不塞垃圾了。以前他塞辣条袋子、冰棍棍儿、橘子皮，现在那个侧兜空着，什么都没有。
我没问。我这人毛病就是有时候该问的不问。我看见了，注意到了，但没问。我那时候觉得问了显得我太盯人。现在想起来，他那个侧兜空了，就跟他嘴上突然不贫了一样，都是信号。我明明看见了，没当回事。
那个礼拜五放学，他跟我说：“哥，明天还补课吗。”
“补。周六上午。”
“那明天下午呢。”
“下午没事。”
“那明天下午咱上天台吧。”他说，“我有个东西给你。”
“什么东西。”
“明天你就知道了。”他笑了一下。
他说的“明天”，是周六。周六上午四节课上完，中午放学，下午我回家吃了个饭，两点多到学校。他已经在天台上等着了。坐在台阶上，面前搁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两瓶汽水，还有一包瓜子。
“你请客？”我问。
“我请客。”他说，“我勤工俭学的钱发下来了，请你的。”
我坐下，拿了瓶汽水。他给我倒了杯瓜子，说：“哥，我今天请你，是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
他把瓜子袋撕开，抓了一小把，没吃，在手里攥着。然后他说：“我爸那个事，老赵那边，我觉得快到头了。”
“什么意思。”
“我爸最近又开始抽烟抽得凶。他一个月没给我妈钱了。我妈问他，他说钱都还了。我妈说还了多少，他说还了一千。我妈说那你工资呢，他说没发。”
“没发？”
“我爸那个送水的活儿，干了一个月，老板说他干得不行，给开了。我爸回来没跟我妈说，天天假装出门上班，其实在街上晃。我妈今天早上才知道。”
我手里的汽水放下来了。
“我爸跟我妈吵了一架。我爸说你去跟老赵说去，说我们家还不上了。我妈说你去说，我说不了。我爸说那你不去我说。他俩吵完了，我爸出门了。我妈在屋里哭。我出来的时候我妈还在哭。”
他抓了一把瓜子，搁嘴里嚼了，咽下去。
“哥，我算了一下。”他说，“我妈手里大概还剩点钱，够撑一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家里的房贷就还不上了。那房子是我爸我妈攒了十几年买的，卖了也不够还老赵的。剩下的窟窿我不知道。”
我坐在那儿，瓜子一颗没吃。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想退学。”
我听清了。我听得很清楚。
“你再说一遍。”
“退学。”他说，“我算过了。退学之后找个活儿干，一个月能挣三四千。省着花，一个月能还老赵两千。我爸再找个活，我俩一块儿还，两年多能还完。”
“你他妈算的什么账。”我说，“你一个月挣三四千，你不上学，你以后怎么办。”
“以后再说。”他说，“先把这个坑填了。”
“你才多大。”
“十六。”他说，“十六能干活了。我们那边好几个十六就出来干了。”
我把汽水瓶搁在台阶上，站起来。他仰头看我。
“江迟。”我说。
“嗯。”
“你不能退学。”
“哥。”
“我说不能退。”
“你听我说完。”他说，“我算过了，我成绩就算考上大学，家里也供不起。四年学费加生活费，又是一笔。我爸那边还不上，老赵追到学校来，我大学也读不安生。不如现在就出来干，把这个坑填了，以后想读再读。”
“以后想读再读，你说得轻巧。”
“我知道不轻巧。”他说，“但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自己的事？”我看着他，“你他妈跟我说这是你自己的事？”
他没说话。
我站在那儿，风从背后灌过来。我看着他坐在台阶上，手里还攥着瓜子。他仰头看我，眼睛没躲，就那么直直地看着。
“哥。”他说，“你别管了。”
“我不。”
“你管不了。”
“我他妈管了才知道管不管得了。”
“哥。”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轻得跟没笑一样。“你别跟我杠。我知道你为我好。我想过了，想了好几个晚上了。我就这么点本事，考大学那条路太长了，我爸那边等不及。我出来干，干两年，这个坑填上，我再回去读书也行，不读了也行。反正我这个人，读不读书都那样。”
“你他妈说这种话。”
“我说真的。”他说，“我不是那块料。我考进前一百，那是因为你帮我。你不帮我，我考不进去。”
“那是因为你自己。”
“你别给我戴高帽。”他低头，把手里攥的瓜子放回袋子里，拍了拍手，“我什么水平我自己清楚。我这个人，脑子不笨，但也不聪明。我上不了你那大学。我早出来干，家里能松口气。”
我没接话。我站在那儿，看着他坐在台阶上的样子。他穿着那件洗得领子有点松的校服，袖口还是卷了两圈，鞋还是那双刷得发白的。我看了他一阵，然后蹲下来，蹲在他跟前。
“江迟。”
“嗯。”
“你听我说。”我说，“退学的事，你先别跟你爸你妈提。给我一个月。”
“哥。”
“一个月。”我说，“你要退学，不差这一个月。这一个月你按我说的做，补课、做题、该干嘛干嘛。我去想办法。一个月之后要是没辙，你退你的学，我不管你。”
他看了我一会儿，说：“你想什么办法。”
“还没想好。你先给我时间。”
他想了想，说：“哥，你别为了我去干什么傻事。”
“我不会。”
“你说不会就不会？”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回笑得挺真的。他说：“行。一个月。”
“一个月。”
他伸出手来，要跟我握手。我拍了他手心一下，说：“你还挺正式。”
“那当然。”他说，“口头协议也是协议。”
那天下午我们俩把两瓶汽水喝完了，瓜子也磕完了。走的时候他把垃圾收进袋子里拎着，说下去扔。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自觉。他说我本来就自觉。我说你以前橘子皮乱扔。他说那不一样，橘皮自然降解。
我那天回家，坐在书桌前，把该想的都想了一遍。我妈那个律师同学说的那句话我记着：当事人不愿意告，别人帮不了。江迟爸不敢告。老赵那句“你儿子还在上学呢吧”搁在那儿，江迟爸就更不敢告了。
那就换一条路。不告老赵，让老赵自己撤。老赵为什么敢这么干，因为他知道没人管。要是有人管呢。学校出面管呢。
我翻出学生会那本制度手册，翻到帮扶那一章，看了两遍。学校有一项“特殊情况学生帮扶”，可以启动校方介入调解，前提是学生本人同意。江迟要是同意，学校就能以学校名义介入，找老赵谈，走调解流程。老赵不怕家长，他怕学校。学校背后是教育局，教育局背后是政府。他那种人，不会为了几万块钱跟学校硬扛。
我想了一晚上，觉得这条路走得通。
第二天周日，我起了个大早，把制度手册又看了一遍，列了个流程出来。周一上学，我打算先跟江迟说，让他签那个同意书。他签了，我就往上报。
那天下午我上天台，他不在。我等到天黑，没来。
周一他没来。周二也没来。我给他打电话，关机。我去他们班问，同学说他请假了。我问几天，他们说不知道。
我去找周老师。周老师说江迟家长打电话来，说他家里有事，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我问他家长说没说是什么事。周老师看了我一眼，说：“他爸打的电话，声音不太对，我也没多问。”
一个礼拜。
我在天台上等了七天。每天放学那个点上去，坐到天黑。老陈有时候上来，把暖水瓶搁那儿，也不说话。有一回他搁下壶，看了我一眼，说：“别慌。”
我没说话。
第七天，周一，我照常上天台。推开门，他已经在了。坐在台阶上，面前搁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两瓶汽水。
“哥。”他说。
我站在门口看了他两秒。
“你他妈又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