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的天没有双江蓝。这是沈遥回到京城后的第一个念头。双江的天是高远的、透亮的，站在城墙上能看见燕山的轮廓在天边起伏，像一条睡着的龙。京城的天是被宫墙和屋檐裁过的，东边是太和殿的琉璃瓦，西边是钟鼓楼的飞檐，北边是万岁山的亭台，南边是永定门的城楼，到处都是缝隙，到处都是遮挡，你看不到完整的天空，就像你看不到这座城的全貌。
他住在棋盘街后面一条巷子里的小客栈，名字叫“悦来”，和双江那间同名，但小得多、旧得多、也便宜得多。掌柜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瘦高个，姓钱，一天到晚板着脸，好像全天下的人都欠他银子。店里生意不好，一天也住不进几个客人，钱掌柜不急，每天准时开门、准时关门，天大的事都不耽误他午睡。
住进来的第三天，沈遥发现了一件事——京城比三年前穷了。
不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穷，是藏在繁华底下的、像虫子咬过的苹果皮还红着但里面已经烂了的穷。棋盘街上还是人来人往，铺子还是那些铺子，东西还是那些东西，价钱也没变。但买东西的人变了。三年前走进来买东西的客人挑三拣四、讨价还价，但最后都会买，因为他们有钱，他们挑的是东西好不好看。现在走进来的客人挑三拣四、讨价还价，最后大半都不买，因为他们没钱，他们挑的是便不便宜。
沈遥观察了三天，发现了更多。城门口的流民比三年前多了好几倍，三三两两地蜷缩在城墙根下，衣裳褴褛，面黄肌瘦。大人抱着孩子，孩子抱着破碗，碗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偶尔有善心人丢几个铜板进去，他们就磕头，磕得额头都破了，血顺着鼻梁往下淌，也不擦。守城的兵丁时不时拿着棍子出来驱赶，赶走了又回来，赶走了又回来，像赶不走的苍蝇。
第四天上午，沈遥在城门口看到了让他停下来的一幕。
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跪在城门口，怀里抱着个三四岁的孩子，面前插着一根草标。草标是卖身的意思，插在孩子头上。妇人不哭不喊，就那么跪着，低着头，像一尊被风吹雨打了几百年的石像，什么都不剩了，只剩一个姿势。旁边围了一圈人，指指点点，有人叹气，有人摇头，有人丢了几文钱在地上，没有人真的买。一个小官僚模样的人路过，停下来看了看那孩子，又看了看那妇人，问了一句“多少钱”。妇人抬起头，说了一句“五两”。那个人皱了皱眉，说“太贵了，一两”。妇人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跪着。
沈遥站在人群外面，看着这一幕，手指在袖子里慢慢收紧了。
五两银子，三年前在京城，不够在棋盘街上吃一顿体面的饭。现在能买一个孩子，三岁，活的。
他没有买。不是因为他没有五两银子，是因为他买了这一个，还有下一个。城门口的流民每天都有新的来，旧的走，走不是因为他们有地方去了，是因为他们死了。死了就抬走了，腾出位置给新来的。这座城的城门像一张永远吃不饱的嘴，吞进去的是人命，吐出来的是“国泰民安”四个字。
他转身走了。走了没几步，听见身后有人喊了一声让开。他侧身让到路边，一队运粮的车队从城门洞里驶进来，车上的麻袋堆得高高的，麻袋上印着“户部”两个大字——是朝廷的赈灾粮。车队很长，从城门口一直排到棋盘街口，少说有上百辆车。车夫们坐在车辕上，一个个红光满面，一看就吃得饱。沈遥跟着车队走了半条街，发现它们没有往粮仓的方向去——往南拐了，那条路通向的不是粮仓，是码头。码头上停着船，赈灾粮上了船，船沿着运河往南走，出了京城，就没人知道去了哪里。
他站在街边看着最后一辆马车从面前驶过，马尾巴扫了他一袖子灰。他拍了拍袖子，风把灰吹到他脸上，他眯了一下眼。
“看什么呢？”赵宜之不知道什么时候冒了出来，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包糖炒栗子，正剥着吃，宝蓝色的锦袍今天换成了银灰色的，但金丝玉带和赤金簪没变，碧玉扳指也还在。“赈灾粮，好看吧？”
沈遥看了他一眼。“你看出来了？”
赵宜之把一颗栗子塞进嘴里，嚼了两口，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声“这玩意儿从我爹还在的时候就开始了，换了多少任户部尚书都没变过，赈灾粮出京城就上船，上船就南下，运到南方卖了，换成银子，银子分几份，一份给经手的官员，一份孝敬上头的大人物，剩下的存起来，等下一次灾荒来了再拿出来做做样子。一套流程都用了快三十年了，烂得不能再烂了。”
沈遥沉默了片刻。“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
赵宜之把栗子壳吐掉，看了他一眼，那目光里有几分认真。“因为你是叶亭青，你爹是叶归。你爹活着的时候想查这件事，查了三年，查到最后快查到了，然后他死了。”
沈遥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你是说，我爹的死和赈灾粮有关？”
赵宜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把剩下的栗子包好塞进袖子里，拍拍手。“太后让你别急着把信交出去，她在等一个人到齐——你知道她在等谁吗？”
“谁？”
“北疆那个赵文远。”赵宜之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剩两个人之间那点距离，“赵文远在嘉陵关待了两年，兵权握得差不多了。太后要把他调回来，换自己的人上去。但赵文远是皇帝的人，皇帝不放，太后就拿不到。所以她要等——等一个能把赵文远从北疆拉回来的理由。那个理由，就是你手上那封信。”
沈遥看着赵宜之的脸，这张年轻的、笑眯眯的、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的脸下面，藏着一张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地图。地图上画的是这座城的每一条街、每一道墙、每一个人的命。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帮太后做事，也不知道他说的这些话是真的还是太后让他说的。但他知道一件事——他手里的那封信，比他想象的要重得多。它不只是赵五查到的真相，不只是太后换碎石的证据，是一把锁。锁着的不是一个人、一件事，是一张网。这张网从京城一直撒到北疆，从朝堂一直撒到边关，从三年前一直撒到现在。太后在等一个时机把网收起来，网里的鱼是谁——皇帝，周自厌，赵文远，或者是他自己。
“赵公子，”沈遥开口，“你为什么要做太后的人？”
赵宜之把碧玉扳指转了一圈。“因为我欠她一条命。”
“什么命？”
赵宜之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几分苦涩，也有几分释然。“我爹，淮阳侯赵谦，康楚十五年打了败仗，损兵折将，朝廷要杀他。太后保了他，降职留用，保了一条命。我爹欠太后的，我还。”
沈遥看着他，忽然觉得这座城里所有的人都是棋子，太后是下棋的人，但太后上面还有皇帝，皇帝上面还有先帝的遗诏，先帝的遗诏上面还有祖宗的家法。一层压一层，压到最后所有人都是棋子，没有下棋的人。这座城没有棋手，只有棋子。棋子们互相厮杀，以为自己在替某个人打仗，其实谁都不替，只替这座城自己。这座城要吃人，它饿了，它一直在饿，从几百年前饿到现在，从来没有饱过。
“我走了。”沈遥说。
“去哪儿？”
“回客栈。”
赵宜之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说了一句。“叶亭青，你爹活着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记得吗？”
沈遥的脚步停了。“记得。”
“那你打算怎么办？”
沈遥站在街边，看着远处城墙上那面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的龙旗。旗是新的，颜色鲜艳，金线绣的龙在日光下闪闪发光，像真的会飞一样。但旗下面站着的兵丁是老的，盔甲是旧的，刀是锈的，连站姿都是垮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了很久，压得直不起腰。
“不知道。”他说，然后走了。
他走回客栈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钱掌柜在柜台后面打瞌睡，脑袋一点一点的，像鸡啄米。沈遥从他面前经过，他忽然睁开眼，叫住了他。“周公子，有人给你留了封信。”
沈遥接过信，回到房间，关上门，点上灯。信是谢时安写的，字还是那么丑，但比上次那张纸工整了一些，像是练过了。信上只有一句话：“双江下雪了，房檐上的冰凌有一尺长，我折了一根放在你柜台上的青瓷瓶里，化了，流了一柜台的水。水擦干了，瓶子还在，等你回来插梅花。”沈遥看完信，把那页纸叠好，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口袋里已经有两样东西了——谢时安那块铜牌，和赵五那封信。三个人的东西放在同一个口袋里，铜牌是冷的，信纸是薄的，手写的信是暖的。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指尖触到了那页纸的边角，纸是糙的，糙得像谢时安的手。
窗外有人在唱歌，不是那种正经的、在茶楼酒肆里唱给人听的歌，是一个喝醉了酒的老头蹲在巷口的墙角下，用沙哑的、跑了调的声音唱——京城好，京城好，京城遍地是元宝。元宝大，元宝圆，穷人见了瞪瞎眼。瞪瞎眼，看不见，饿死街头没人管。没人管，没人埋，野狗叼去当饭菜……唱着唱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就没了声音。沈遥坐在桌前，没有点灯，就那么坐着。窗外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像墨一样浓稠的黑，和远处偶尔传来的更夫敲梆子的声音，一下一下，沉闷而遥远，像是在很深很深的地方，敲着一面永远没有人会听见的鼓。
他想，谢时安在双江做什么？大概在铺子里坐着，坐在那张竹椅上，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那本《山窗余稿》，翻到某一页，对着灯看。看着看着他大概会把书放下，站起来走到柜台前，伸手摸一下那个青瓷瓶。瓶子是空的，没有梅花，没有水，只有瓶底一圈干涸的水渍，像一个人的心干透了之后留下的痕迹。他摸完了大概会坐下来，继续看书，等明天。
沈遥从发髻上摘下那根木簪，在黑暗中轻轻摩挲。桃木的纹路一根一根的，像人的指纹，每一根都不一样，每一根都有来处。他握了一会儿，重新插回发髻里，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信纸翻了几页。远处的鼓楼传来三更的鼓声，三更了。京城睡了，双江也睡了，只有他还醒着，像一盏不肯灭的灯，在这座装满了人的空城里，一个人亮着。
他忽然理解了那首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不是因为他一个人憔悴，是因为满京华的冠盖之下，憔悴的不止他一个人。他只是一个，还有很多个。在城门口跪着的妇人，在城墙下蜷着的流民，在巷口唱着歌哭了的醉汉——他们都在憔悴，只是没有人看见。冠盖太密了，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
沈遥关上了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