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砚秋走后第三天，沈遥在铺子后院的柴房里挖出了一样东西。
不是赵五的信，是另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陈洄亲启”三个字，字迹是太后的，但笔画比平时潦草，像是在很急的情况下写的。沈遥拆开来看了一遍，信上只有一句话：“周自厌已派人赴双江，赵五的信若在你手，速毁。”
他把信烧了，站在后院里看着灰烬被风吹散。周自厌派人来了。不是吴庸之那样的钦差，是暗地里的人，没有官面身份，没有仪仗，没有通关文牒。这种人最危险，因为他们不守规矩，不按牌理出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赵五的信不在他手里。周自厌的人来了，不会听他解释。他们只会在双江找，找不到就一直找，找遍了每一寸土，翻遍了每一间屋。余香居会是第一个被翻的地方，因为他和谢时安走得太近，而谢时安是周自厌的眼中钉。
沈遥回到铺子里，把柜台下面的抽屉清空，将里面的东西——诗集、宣纸、账册、那页抄了诗的纸——全部塞进一个布包里，提到了后院。他在柴房角落里挖了一个坑，把布包埋了进去，填上土，在上面堆了几捆柴。
然后他回到铺子里，坐在柜台后面，什么都没有了。抽屉空了，架子上只剩几本寻常的账册和那本《山水志》。那枝红梅还在青瓷瓶里，花瓣已经干了，颜色从红变成了暗紫，像一朵被时间烤焦了的火。
他想，该走了。
但他没有走。不是因为他不想走，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去哪里。太后让他“拿到赵五的信后即刻撤离”，信没拿到，撤离就没有理由。他在等一个理由，一个可以说服自己“我不是不想走，我是还不能走”的理由。那个理由一直没来，所以他一直没走。
天黑之后，有人敲门。
不是谢时安。谢时安敲门的声音很随意，有时候用指节叩两下，有时候用手掌拍一下，有时候根本不敲，直接推门进来。今天敲门的人很有规律——三声，停顿，再三声。
沈遥走过去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个人，穿着黑色的斗篷，兜帽压得很低，只露出一截下巴。那人侧身闪进来，关上门，摘下兜帽。
是方砚秋。
三天前他走的时候脸色就不好，今天更不好了。眼下青黑，嘴唇干裂，像是三天没有合眼。他靠在门板上，喘了几口气，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极小的纸条，递给沈遥。
“京城来的，”他说，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加急。”
沈遥接过纸条，展开。上面只有两行字，字迹不是太后的，是太后身边周嬷嬷的。第一行是：“皇上已命周自厌全权督办嘉陵关粮草案，吴庸之为副使。”第二行是：“太后口谕：赵五之信若已取得，速送京城；若未取得，即刻撤离双江，不可延误。”
沈遥把纸条折起来，塞进袖子里。
“周嬷嬷还说了一句话，”方砚秋的声音压得很低，“太后让你别管谢时安了。”
沈遥的手指微微收紧了。
“原话是什么？”
“‘别管他了，管好你自己。’”方砚秋说完，咳嗽了几声，用手背擦了擦嘴角，“沈老板，京城那边盯得很紧。周自厌的人已经在路上了，你不能再待了。”
沈遥没有接话。他走到灶台前，倒了一碗水，端给方砚秋。方砚秋接过去一饮而尽，把碗还给他，抹了抹嘴。
“你什么时候走？”方砚秋问。
沈遥沉默了片刻。
“再看。”
方砚秋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劝诫，不是担忧，更像是一种同情——一种“我知道你不想走但你不得不走”的、带着几分无奈的了然。
“沈老板，”他说，“有些东西，带不走的就别带了。命比东西重要。”
沈遥点了点头。方砚秋戴上兜帽，推门出去了。他的脚步声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地响着，越来越远，很快就被风声吞没了。
沈遥关上门，在柜台后面坐下来。他没有点灯，就那么坐在黑暗中。他想，太后说得对，他该走了。周自厌的人来了，不会对他客气。他是太后的暗桩，被抓住了就是死路一条。太后救过他一次，不会救他第二次。他该走了，今晚就走。
他站起来，往后院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谢时安明天还会来。他会推开门，坐在那张竹椅上，问“今天有什么糕点”，说“有莲子羹吗”，把那本诗集从袖子里抽出来，翻到某一页，说“这首诗我看了三遍，第三遍的时候看懂了”。他会用那种不加掩饰的目光看着他，像是一头撞进网里的野兽，不肯回头，也不肯挣脱。
沈遥走回柜台后面，坐下来。
他想，今晚不走也可以。明天一早再走。走之前，把莲子羹熬好，放在灶上温着。把糕点摆好，放在货架上。把那张竹椅擦干净，不留灰尘。然后把门关上，钥匙压在门槛下面。谢时安来的时候，推不开门，会蹲下来，摸到钥匙，犹豫一下，然后开门进来。他会看见空荡荡的铺子，看见灶上温着的莲子羹，看见货架上摆好的糕点，看见那张擦干净的竹椅。他会知道，沈遥走了，不会回来了。
他会坐在那张竹椅上，喝一碗莲子羹，吃一块糕点，坐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把钥匙放回门槛下面，关上门，离开。明天来，后天还来，大后天也来。来了很多天之后，慢慢就不来了。因为他知道了，那个不会再回来的人，不会再回来了。
沈遥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坐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只知道睁开眼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灰蒙蒙地亮了。他站起来，走到灶台前，生火，熬莲子羹。水开了，他把莲子、红枣、枸杞放进去，用勺子慢慢地搅。灶火映在他脸上，暖黄色的，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一摇一晃的，像一个人在跳舞。
莲子羹熬好了。他把锅从灶上端下来，放在灶台边上，盖上盖子，保温。然后他走到货架前，把糕点一块一块地摆好。桂花糕、绿豆糕、莲子酥，每种摆了三碟，整整齐齐的，像一排等待检阅的士兵。
他把柜台擦了，把算盘挂好，把椅子摆正。然后他走到门口，蹲下来，把钥匙压在门槛下面。他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这间铺子。很暗，很小，很旧，墙上有一道裂纹，从东墙延伸到西墙，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他在这里坐了两年，看了两年，听了两年。两年里，他没有喜欢过这间铺子，没有讨厌过这间铺子。它只是一个地方，一个他待着的地方。
但现在要走了，他忽然觉得这间铺子有些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他说不上来。也许是光线，也许是角度，也许是他自己的眼睛变了。
沈遥推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的天还没有完全亮，灰蒙蒙的，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雪已经停了，地上的积雪被风吹成了硬壳，踩上去不陷，咯吱咯吱地响。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余香居的招牌在晨风中轻轻晃着，门关着，窗关着，一切都关着。
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不是因为他想停下来，是因为他看见了一个人。
窄街的尽头，一个人站在雪地里，穿着玄色的衣裳，腰间挂着一把刀，手里拿着一枝梅花。梅花是红的，花瓣上积着雪，红白相间，在灰蒙蒙的天色下像一捧被冻住的火焰。
谢时安站在那里，看着沈遥，没有走过来。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那双眼睛里有太多东西——有困惑，有不解，有一种像是在问“你要去哪里”但问不出口的、被压得很深的东西。
沈遥看着他，没有说话。
两个人隔着一条窄街，站在雪地里，谁都没有动。风从街口吹过来，卷起地上的雪沫子，打在脸上，凉飕飕的。
谢时安先动了。他走过来，走到沈遥面前，把梅花递给他。
“今天起得早，”他说，语气和平时一模一样，不紧不慢，像是没有看见沈遥背着包袱的样子，像是没有注意到余香居的门已经关了，钥匙压在门槛下面，“熬莲子羹了吗？”
沈遥接过梅花，看着花瓣上那层薄薄的雪在掌心的温度中慢慢融化。
“熬了，”他说，“在灶上。”
“那回去喝一碗。”
沈遥看着谢时安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质问，没有责备，只有一种很笃定的、像是知道答案但还是问了、问了之后就不打算让你逃掉的东西。
“谢时安，”沈遥说，“我要走了。”
谢时安看着他，沉默了片刻。
“我知道。”他说。
“你不问我去哪里？”
“问了你会说吗？”
沈遥没有回答。
谢时安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几分苦涩，也有几分释然。他伸出手，从沈遥手里把那枝梅花拿回去，折断，将带着花的那一节重新递给他。
“拿着，”他说，“路上带着。到了地方找个瓶子插起来，别扔了。”
沈遥看着那枝被他折断的梅花，看了一会儿。然后他伸出手，接了过来。
“谢时安，”他说，“你回去吧。”
“你先走。”
沈遥看了他一眼，转过身，朝街口走去。他走了几步，没有回头。又走了几步，还是没有回头。走到街口的时候，他终于停下来，微微侧了一下头。
身后，窄街空空荡荡的。谢时安还站在原地，穿着那件玄色的衣裳，像一根钉在雪地里的木桩。他手里拿着那枝被折断后剩下的梅花枝——光秃秃的，没有花，只有几片叶子和一截断口。
沈遥看着他，看了一瞬，然后转过身，拐进了巷口，消失在了晨光里。
他走的时候没有回头。但他知道，那个人一直站在雪地里，站在那条窄街上，站在那间关了门的糕点铺子前面，站了很久很久。久到手里的梅花枝上的叶子被风吹落了几片，久到雪地上那串他留下的脚印被新雪覆盖，久到天完全亮了，街上开始有人走动。
然后那个人蹲下来，从门槛下面摸出钥匙，打开了余香居的门。他走了进去，看见灶上温着的莲子羹，看见货架上摆好的糕点，看见柜台后面那张空了的椅子。他盛了一碗莲子羹，坐在那张竹椅上，喝了一口。凉的，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膜，像一层凝固的时间。
他放下碗，看着对面那张空了的椅子，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把碗收了，把灶台擦了，把货架上的糕点用纱罩罩好。他走到门口，蹲下来，把钥匙重新压在门槛下面。关上门，离开了。
他明天还会来。后天还会来。大后天也会来。来了很多天之后，慢慢就不来了。不是因为他忘记了，是因为他知道，那个不会再回来的人，不会再回来了。
但他不知道，沈遥在巷口拐弯的时候，停了一下。
只有一下。
他没有回头。但他停了一下。那一下很短，短到像是一阵风吹过，你还没来得及感觉到，它就过去了。但它在那里。像一个被刻在石头上的字，风吹不散，雨打不掉，时间磨不平。它在那里，永远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