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时安的字确实丑。
沈遥把那页纸从抽屉里又拿出来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丑。横不平竖不直，“梅”字的木字旁写得像一棵被风吹歪的树，“花”字的草字头像两把没对齐的叉。但丑归丑，每一笔都写得用力，纸背都能摸到笔痕的凸起，像一个人在石板上刻字，刻完了发现刻歪了，但不舍得磨掉，就那么留着。
他把纸折起来，重新放回抽屉里。
铺子外面的雪开始化了。屋檐上的雪水滴滴答答地落下来，在台阶上砸出一排小坑。沈遥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冷风灌进领口，他拢了拢衣襟，转身回了柜台后面。
今天生意不好。一上午只来了两三个客人，买了不到一吊钱的糕点。沈遥不介意，他在双江开铺子本来就不是为了赚钱。这间铺子是一双眼睛，是一张嘴，是一颗钉在城墙上的钉子，太后需要它在这里，它就在这。他拨了几下算盘，把上午的账记了，然后拿起那本《山水志》，翻了几页，又放下了。看不进去。
不是因为书不好看，是因为他在想一件事——谢时安说那本诗集里有一首诗，写的是一个人看了一整夜梅花，天亮了梅花谢了，但那个人不后悔。沈遥记得那首诗。不是在那本《山窗余稿》里，是在另一本集子里，他很小的时候在母亲的书架上翻到过。母亲不让他看，说小孩子看不懂，他就偷偷看，看了三遍，没看懂，第四遍的时候看懂了，哭了一整夜。不是被诗感动哭的，是觉得自己终于看懂了，但看懂了之后反而更难受。那种难受说不清楚，像是一个人站在雪地里，知道天会亮，雪会化，梅花会落，但除了站在那里等，什么都做不了。
母亲后来发现他哭了，问他怎么了，他说眼睛进沙子了。母亲没有拆穿他，只是摸了摸他的头，说了一句他当时听不懂、后来想了很多年的话——“有些诗，看不懂的时候比看懂了好。”
他现在懂了。但他不想懂。
晌午过后，雪停了。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门口的雪地上，白晃晃的，刺得人眼睛发酸。沈遥正要起身去关门，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进来的是方砚秋。今天没有穿那件洗得发白的青衫，换了一件灰褐色的旧棉袍，走路的时候右腿比平时跛得更厉害，像是走了很远的路。他的脸色不太好，眼下有青黑，嘴唇干裂起皮，像是好几天没睡好觉。
他走到柜台前，没有买糕点，从袖子里摸出一个小小的布包，放在柜台上。布包不大，用粗麻布裹着，外面系了一根麻绳，打了一个死结。
“沈老板，”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说一件不能被第三个人听见的事，“京城来的，太后的。”
沈遥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他没有看那个布包，而是看着方砚秋的眼睛。方砚秋的眼睛里有血丝，有疲惫，还有一种被什么东西追着跑了很久之后终于到了终点的、松了一口气的虚脱。
“你还好吗？”沈遥问。
“死不了。”方砚秋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几分苦涩，也有几分释然，“就是路上不太平，被人跟了两天，甩掉了。”
沈遥把布包收进袖子里，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包早就包好的糕点，推到方砚秋面前。
“拿着。”
方砚秋看了他一眼，没有推辞，把糕点塞进怀里，转身走了。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到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沈老板，京城的雪比双江大。”
门关上了。
沈遥坐在柜台后面，手指搭在那个布包上，没有拆。他知道里面是什么——太后的密信，新的指令，也许是要他加快动作，也许是要他撤离双江，也许是要他做一件他不想做的事。他不想拆。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拆了，他就必须面对。而不拆，他还可以在这间铺子里多坐一会儿，在这张柜台后面多待一天，在那个人面前多装一阵子。
但他还是拆了。
布包里是一封信，信上只有几行字，是太后的亲笔。字迹娟秀，笔画流畅，和谢时安那页丑得惊天动地的纸放在一起，大概会丑得更丑，秀得更秀。沈遥看完信，把信纸凑到灯焰上，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卷曲、发黄、化为灰烬。灰烬落在桌面上，他用手指轻轻一捻，就碎成了看不见的粉末。
太后的意思很明确：谢时安已经知道你的身份，继续留在双江已无必要。拿到赵五的信后，即刻撤离。
沈遥把灰烬吹散，站起来，走到灶台前。灶上的火还燃着，锅里的水已经烧干了，锅底结了一层白色的水垢。他往锅里加了一瓢水，看着水面慢慢平静下来，倒映出他的脸——苍白的，消瘦的，眼下有一层淡淡的青黑。
太后说得对。继续留在双江已无必要。谢时安已经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为谁做事。他不需要再监视了，不需要再演戏了，不需要再每天坐在柜台后面，等一个明天还来的人。他应该走。应该在那封信找到之前离开双江，在谢时安还没有做出更多让他分不清真假的事情之前，走得干干净净。
他舀了一碗水，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凉得他打了个寒噤。
门被人推开了。
谢时安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包东西，油纸包的，用细麻绳捆着，打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结。他的衣摆上沾着泥点子，靴子上的泥还没干透，像是刚从什么地方回来的。他看见沈遥站在灶台前手里端着碗，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喝水呢？”
“嗯。”
“凉水？”
“嗯。”
谢时安走过来，从他手里把碗拿走，倒掉，重新倒了一碗热的，递给他。动作行云流水，自然得像是在自己家里，像是他每天都会做这件事，做了一辈子。
“大冷天的喝凉水，不怕胃疼？”他说。
沈遥接过碗，没有喝，放在灶台上。
“你来干什么？”
“给你送东西。”谢时安把那包油纸包放在柜台上，解开麻绳，打开油纸。里面是一叠宣纸，裁得整整齐齐，纸张细腻白净，边缘压着金线，一看就不是双江能买到的东西。
“京城来的纸，”谢时安说，“托人带的。你不是喜欢写字吗？”
沈遥看着那叠纸，没有伸手。他什么时候说过他喜欢写字？他没有说过。但谢时安知道。从他在账册上写字时握笔的姿势，从他批注书页时用的那支细笔，从他每次写完字都会把笔尖舔得尖尖的习惯——从这些他自己都没有注意过的细节里，谢时安看出来了。
“我没说我喜欢写字。”
“你不说我也知道。”
沈遥抬起头看着他。谢时安站在柜台前，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微微前倾，目光落在沈遥的脸上，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像是要把人看穿的专注。他的眉眼间有一种很年轻的东西，不是少年气，是一种没有被岁月磨钝的、莽撞的、不计后果的、像是一头撞进网里也不肯回头的执着。
“谢时安，”沈遥说，“你不用对我这么好。”
“我没有对你好，”谢时安说，“我只是想对你这么好。”
沈遥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
“有区别吗？”
“有。”谢时安说，“对你好是因为你值得。想对你好是因为我想。前者是你的事，后者是我的事。”
沈遥看着他那张理直气壮的脸，忽然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不可理喻。他说的话，每一句都像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但你找不到出处，因为没有人会把这种话写进书里。这种话太傻了，傻到只有真正傻的人才会说，说了之后还不觉得自己傻。
“你这个人，”沈遥说，“真的是……”
他没能说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真的是什么？真的是烦？真的是傻？真的是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想说的可能都有，也可能都没有。
“是什么？”谢时安问。
沈遥没有回答。他低下头，把那叠宣纸收进了柜台下面的抽屉里，和那本诗集、那页抄了诗的纸放在一起。
“纸我收下了，”他说，“你可以走了。”
谢时安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几分得意，像一个偷到了糖的孩子。
“那我明天还来。”
他转身走了。推开门的时候，冷风涌进来，吹得柜台上的账册翻了几页。沈遥没有去按住那些纸页，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它们在风中翻动，一页，两页，三页，像一只白色的鸟在扑棱翅膀。
门关上了。风停了。纸页也停了。
沈遥走到门口，拉开门。街上空空荡荡的，谢时安的背影已经消失在了巷口。雪地上留着一串脚印，深的，大的，像是故意踩出来的。他看着那串脚印，看了一会儿，然后关上门，走回了柜台后面。
他把那本《山水志》从架子上抽出来，翻到那页“山水有相逢”的地方。那行字已经被他擦得只剩一道浅浅的灰色痕迹，像一道快要愈合的伤疤。他拿起笔，在那道痕迹旁边写了一行新的字，字很小，笔画很细，像是怕被人看见。
写完之后他看了两遍，然后把笔放下，合上书，放回了架子上。
窗外的天已经暗了。他没有点灯，就那么坐在黑暗中。远处传来更夫敲梆子的声音，一下，一下，沉闷而遥远，像是有人在很深很深的地方，敲着一面永远没有人会听见的鼓。
他想起太后信上的那行字——“拿到赵五的信后，即刻撤离。”
他想，他还没有拿到那封信。所以他还不用走。他可以继续在这间铺子里坐着，等那封信，等那个带着“洄”字的人——不，等那个人已经不需要等了。那个人已经来了，每天都会来，坐在那张竹椅上，喝一碗莲子羹，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话，用那种不加掩饰的目光看着他。
他在等的不是那个人，是一个理由。一个可以不走的理由。一个可以让他说服自己“我不是不想走，我是还不能走”的理由。
窗外起了风，吹得槐树的枝条哗哗作响。沈遥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黑暗中，他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很轻，很慢，像一个人在一条很长的、没有尽头的路上走着，不急，不慢，不知道要去哪里，但也没有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