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车从北三环到大兴机场遇到堵车，需要将近两个小时。周琳望着沿途的景色从熟悉到陌生，试图回忆起自己本科刚到北京时的场景。
那会儿好像也是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父母自驾了大半天送她到学校报到。再回想时，却发现记忆像是隔了一层雾，早已模糊不清。
现在连同这座承载着回忆的城市，也要离自己远去了。
周琳从窗外移回视线，低头摆弄着手机。
最后这段时间的事情发生的太多太快，她想给谢邵棠发条消息，告诉她自己即将离开北京了，编辑了半天，终究还是没能发出去。
谢邵棠是周琳的本科室友，也是周琳大学期间唯一的朋友。
周琳是被调剂到俄语专业的，谢邵棠读的是国际贸易。那时谢邵棠常常夜不归宿，第二天翘课，只能求周琳帮忙给她代课签到，然后夸张地痛哭流涕感激她，给她塞一堆礼物。
两个人就这么成了朋友。
后来周琳才知道，谢邵棠家里的条件非常好，只是比较低调罢了。
谢邵棠在学校附近有一套自己的小公寓，不常出现在宿舍。另外三个室友每天早出晚归去图书馆，周琳和她们的交流也不多。
大多数时候，她还是一个人。
本科第一年时间过得很快，周琳疲于应对不擅长的专业课，时间与精力被消耗得所剩无几。
其实她并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她既不喜欢这个的专业，又不擅长诵记。可她没有勇气放弃，于是只能暂且随波逐流，按照大多数人的样子努力。
俄语专业读的非常痛苦，周琳决定捡起搁置了好几年的芭蕾。
北京的物价有一种近乎恐怖的渗透力，一节芭蕾课要二百多块，咬牙交了二十节课的课时费后，周琳竟然觉得一顿三十几块的外卖好像也算不上多少钱了。
周琳家属于普通工薪家庭，没有多少存款，收入足够维持日常开销，但更高的消费水平就达不到了。家里每个月能给的她生活费有限，但父母舍不得让远在北京读书的女儿受委屈，常说不够花了就问再他们要。
但真正给钱时，他们又要带上一句“省着点花，挣钱不容易”。
因此对于开口向父母要钱这件事，周琳心里总有些不舒服。
于是大多数时候她只能在购物上精打细算。她很少逛商场的实体店，那里一件衣服动辄就要四五百，她不喜欢躲在试衣间偷看吊牌价格时的那种窘迫感。网购时她又要在版型、款式上反复纠结，仔细分辨评论的真伪，这让她感到隐约的疲惫。
这大概就是她遇到陈风眠之前的样子，也许真的已经过去了很久，记忆再努力放大一点就开始有些失真。唯一深刻的，就是那种感觉。
十九岁的周琳无法精准地描述，但如今二十五岁的她会这样形容，那是一种慢性的、无声的消磨，就像是圣彼得堡无数个冬夜里，涅瓦河上经久不散的阴湿雾气。
它与回忆的纠缠在一起，如同跗骨之蛆一样，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