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工作室”开业的头半年，林墨几乎没有收入。
开业那天，她的全部积蓄是两千三百块钱。那是她大学期间断断续续卖了几幅画攒下来的——不是通过画廊，也不是通过展览，而是通过方悦帮她在一个同城论坛上发帖，卖给了一些喜欢“小众装饰画”的买家。一幅画卖几十块到一百块不等，扣除画材成本，所剩无几。她攒了四年，攒下了这两千三百块钱。然后，在一个月之内，她花掉了其中的一千八——四百五十块交了第一个季度的房租，八百块买了一台二手工工业缝纫机，剩下的钱买了布料、线、针、剪刀、尺子、纸样、颜料和其他必需的材料。她站在工作台前，把剩下的五百块钱数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找了一个旧铁盒，把钱放进去，盖好盖子，放在铁皮柜子的最上层。这是她接下来的生活费。她不知道这些钱能撑多久。她只知道，她必须撑到卖出第一件衣服的那一天。
她开始过一种极度简化的生活。
每天的餐费控制在三块钱以内。早上，她在工作室门口的早点摊买一碗稀饭和一个馒头——稀饭五毛，馒头五毛，一共一块钱。她端着稀饭回到工作室，就着那碟从店家顺来的辣椒酱，慢慢地喝完那碗稀饭，吃完那个馒头。中午，她去巷口那家面馆吃一碗素面——一块钱。面馆老板是一个胖胖的中年女人，看到林墨每次都点最便宜的素面，偶尔会多给她加一勺臊子，或者在她碗里多放几片青菜。林墨没有说过谢谢，但她每次都会把碗里的汤喝得干干净净。晚上，她有时候吃一个馒头就着免费的辣椒酱，有时候干脆不吃。她发现，如果她在下午六点之前喝一大杯水，胃里的饥饿感就会减轻一些，足以支撑她工作到深夜。
她瘦得很快。原本就瘦削的身体，在短短一个月内又掉了几斤肉。颧骨突出来，眼窝陷下去，锁骨像两道浅浅的沟壑，横在脖颈下方。她的衣服穿在身上，显得空空荡荡的，风一吹就能看到衣服底下骨骼的轮廓。但她的精力却出奇地旺盛。她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画图，裁剪，缝纫，修改，再缝纫。她坐在那台二手缝纫机前，脚踩踏板，手推布料，眼睛盯着针头上下跳动，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窝。她画了一批设计图——都是她在大学期间积累下来的想法，那些课堂上不被允许的、被认为“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想法。她把它们从草图本上搬到了纸样上，又从纸样上搬到了布料上。她用最便宜的面料做样衣——从荷花池批发市场淘来的库存布，论斤卖的，一麻袋几十块钱，够她用很久。那些布料颜色混杂，质地各异，有些还带着陈年的霉味。她不在乎。她先把想法做出来再说。
她的手指很快就被针扎得全是小孔。那台二手的工业缝纫机有些年头了，送布牙不太灵敏，针距时大时小，还经常卡线。她不得不频繁地调整梭芯、清理送布牙、重新穿线。在调整的过程中，手指被针扎到是常有的事。她用嘴吮一下渗出来的血珠，然后继续踩踏板。有时候血渗进了布料里，在浅色的面料上留下一个暗红色的小点，她也顾不上处理，只能等整件衣服做完之后，再用蘸了冷水的布巾轻轻擦拭掉。她的手上开始长出新的老茧——不是握画笔留下的那种，而是握剪刀和推布料留下的。虎口和大拇指内侧的皮肤变得粗糙而坚硬，像一层薄薄的铠甲。
冬天是最难熬的。
成都的冬天不是那种干冷，而是一种渗入骨髓的阴湿。气温很少降到零度以下，但那种冷是无孔不入的——它从铁皮门的缝隙里钻进来，从墙壁的裂缝里渗透进来，从水泥地板下升上来，把人包裹在一层冰凉潮湿的空气里。工具房没有暖气。林墨买不起取暖器——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取暖器要上百块，她舍不得。她穿着所有能穿的衣服：两件长袖T恤叠穿，外面套一件毛衣，毛衣外面再套一件棉袄，棉袄外面再裹上那件沾满颜料的工装外套。下半身穿了两条裤子，袜子穿了两层，但脚还是冷的，因为鞋子已经磨薄了底。她坐在缝纫机前，膝盖上搭着那床薄薄的棉被，背后垫着另一件叠好的外套。即便如此，她还是冷。清晨醒来的时候，她能看到墙角的水泥地面上结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她呼出的气在空中凝结成白色的雾，久久不散。她的手指冻得僵硬，握剪刀的时候，指关节弯曲到某个角度就会疼，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卡住了。她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把双手夹在腋下暖一暖，或者放到嘴边哈几口热气，等手指稍微灵活一些了，再继续干活。
有一天早上，她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右手食指肿了——不是被针扎的那种肿，而是冻疮。指关节处红肿发亮，皮肤绷得紧紧的，又痒又疼。她试着弯了弯那根手指，疼得她倒吸一口凉气。她看着那根肿胀的手指，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从针线盒里翻出一卷医用胶带，把肿起来的食指和旁边的中指缠在一起固定住，这样至少还能勉强握笔和操作剪刀。然后她继续工作。
缝纫的时候，冻僵的手指经常被针刺出血。血珠渗出来，在布料上洇开一小片暗红。她低下头，用嘴吮掉那滴血，然后继续踩踏板。她不敢停下来——停下来会更冷。只有让身体持续地动，持续地产热，才能抵御那种无处不在的寒意。有时候，她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站起来，在原地跑步，跑几十下，让血液流通起来，等身体稍微暖和一点了，再重新坐下来继续。
晚上睡觉是最考验意志力的时候。行军床上只有一床薄薄的棉被，她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上了——棉袄，外套，甚至几块比较大的布料余料。她蜷缩在被子里，把自己裹成一个尽可能小的球，减少热量的散失。但半夜还是会被冻醒。她醒来时，能感觉到鼻尖是冰凉的，脚趾是麻木的。她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风从铁皮门的缝隙中挤进来发出的呜呜声，听着自己牙齿打颤的咯咯声，等待着下一次入睡。她没有哭。她不允许自己哭。哭会消耗热量，哭会让眼睛肿起来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哭没有任何用处。她只是躺在那里，在黑暗中，等着黎明到来。
有一天傍晚，她正在缝纫机上赶一件样衣，忽然听到铁皮门被人敲响了。她停下手中的活，抬起头，喊了一声：“谁？”门外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送快递的。”林墨愣了一下——她没有网购过任何东西。她站起身，走到门口，拉开铁皮门。门外站着一个穿着快递公司制服的年轻男人，手里拿着一个不大的纸箱。“林墨？”“是我。”“你的快递。麻烦签收一下。”林墨接过纸箱，看了一眼寄件人一栏——是方悦。她签了字，关上门，把纸箱放在工作台上，用小刀划开封口。里面是一罐她自己做的辣椒酱，一袋真空包装的腊肉，一包红枣，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纸条上方悦的字迹一如既往地潦草：“听说你最近在创业。我妈做的辣椒酱，多了吃不完。腊肉是老家寄来的，切片蒸一下就能吃。红枣泡水喝，补气血。别死了。——方悦”
林墨拿着那张纸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把纸条折好，放进了铁皮柜子里的那个旧铁盒中——和那五百块钱放在一起。她打开那罐辣椒酱，闻了闻——是熟悉的味道，方悦妈妈的手艺，又辣又香，里面还有炒得酥脆的黄豆和花生。她舀了一小勺，拌进刚煮好的白面条里，吃了一大碗。那是她这一个月以来，吃过的最像样的一顿饭。
那天晚上，她工作到了凌晨三点。不是因为吃了腊肉和辣椒酱有了额外的精力，而是因为她想尽快把手上这件样衣做完。这是一件她寄予厚望的作品——用她从批发市场淘来的一块深蓝色棉麻面料做的，版型是她反复修改了好几版的成果，线条简洁，但结构上有一些她自己的小心思。她给它取名叫“蓝”，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她希望它能帮她打开局面——哪怕只是卖掉一件，让她看到一点希望。凌晨三点十七分，她缝完了最后一针，剪断线头，把整件衣服抖开，举到日光灯下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跳针，没有断线，领口的弧线熨帖，肩线的位置准确。她把这件衣服挂在铁皮柜子的门把手上，退后两步，看着它在日光灯下呈现出一种沉静的、近乎夜晚天空的蓝色。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关掉灯，在黑暗中摸索着躺到行军床上。她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想——明天，她要带着这件衣服，去敲那些服装店的门。
她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愿意买它。她只知道，她必须去试。她蜷缩在那床薄薄的棉被下，在黑暗中，在寒冷中，在饥饿中，慢慢地睡着了。窗外，成都的冬夜还在继续。风从铁皮门的缝隙中钻进来，发出低沉的呜咽声。但那件深蓝色的衣服挂在门把手上，一动不动，像一个沉默的、等待黎明的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