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班表是小满下夜班回来那天早上画的。她拿了一张挂历的背面，横着裁成六行七列，一天分上下两段：上午八点半到十一点半，下午两点到五点。三个当爷爷的人，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填进去：沈国渊、顾清和、阿砚。填到第四天她把笔搁下，问了一句：你们三个商量一下，谁在哪一格。阿砚说不必商量，我哪一格都行。沈国渊说，我也都行。表就这样定下来了，白露在旁边看了一眼，说这张表要是贴在病房门口，人家以为我这是排手术。白露没有走，他把那张表拿起来看了两遍，看完照原样贴回墙上，贴的时候特意把四个角压实。
那张表是小满下夜班回来那天早上画的。她一夜没合眼，进门先去灶房喝了半碗粥，喝完把碗搁在水盆里没有洗；回屋换了衣裳，坐到书桌前，把去年那本挂历翻到背面，用裁纸刀沿着一道旧折痕横着裁开，裁出六行七列。裁完她把碎纸屑扫进簸箕，扫了两遍，桌上那一小堆铅笔头也一并收走，收到一起，拿一只旧铁盒扣上，压在台灯底座下头。做完这些她才去叫那三个人。挨家叫了三处，头一处是东跨院，第二处是老院子，第三处最近，隔一道墙。她敲门不敲窗，敲两下，等一等，再敲一下；三处都是这三下，敲完不到半分钟门就开了。最远那一处她走了两趟才到，鞋跟上的水汽干了又潮；最近的那一处一趟就够了，站在墙外喊一声，人就出来了。
三个人到齐是早上七点四十。表铺在花厅那张八仙桌上，四角用四只小碗压住，碗是素白的粗瓷，碗底一圈红。填表用了三支笔：沈国渊那支笔帽咬得起了毛，他自己拿剪子把毛剪了；顾清和那支是旧的，笔尖分叉，写出来的字带钩；阿砚用的是铅笔，铅笔太短，捏在手里只剩半截。三个人的格法不一样——沈国渊专挑上午，顾清和专挑下午，说下午孩子刚睡醒，认人；阿砚哪一格都填，填完把铅笔往桌上一放，说了一句：“我随便。”他这一句说过不止一回。填完他去洗手，回来的时候手上还带着水，在裤子上擦了两下，擦完把手摊开给三个人看了一眼，说：“干了。”小满把表拿起来看了一遍，看完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只把它贴在了墙上；贴的时候是白露帮她按着上头两个角的。
班排上头三天还规矩。第三天沈国渊撂了一句：我抱到十一点半，他睡着了也不放。顾清和说，我抱一刻钟不动，手不抖。这两句说完屋里的三个人都没有笑。第四天上午，孩子在阿砚怀里睡着了，他抱了二十二分钟没动——不是不想动，是孩子一只手攥着他的领子，攥得紧，掰开就要醒。放到床上的那一分钟，藤椅已经凉透了。第五天上午孩子闹，不肯在屋里待，阿砚就抱着他出门，在园子里从月洞门走到正院，再从正院走回来，一圈十七分钟，走了两圈。小满那天在科里，是阿望发的消息过去，消息只有一行：别争，孩子在哭。
头几天表还只是一张表。真到抱的时候，屋里的话反而少了。孩子那时刚会扶着东西挪两步，一双手总往高处抓，谁的手举得高他就抓谁，抓住了就不撒手。第三天沈国渊撂下那句话的时候，屋里三个人都没有笑；他说完把轮椅往前推了半尺，从褥子上把孩子捞起来，一只手托后颈，一只手压后背，压得很轻，怕压出印子。抱稳了他没有往后靠，靠的是轮椅两侧的扶手，扶手是旧藤的，中间一段磨得发亮。灶上的人后来烧了一壶水，回来用一只粗瓷碗倒了大半碗，搁在窗台上晾着，谁也没有去端。水凉了两回，第三回才有人喝了半口。孩子在屋里睡得安静，外头廊下有人走路的脚步声，来回三趟；每一趟走到门口都要停一下，停完才走开——停下来的人自己不觉得，屋里躺着的人听得出来。
顾清和的那一格在下午。他站着抱，两只胳膊长时间悬着，肩到后颈那一段最先酸；头两天他把手肘靠在窗台上借力，第三天不借了，靠着自己站住。试了两天，他试出一个法子：先让孩子坐在他小臂上，等孩子抓稳了，再把另一只手从底下穿过去，兜住屁股。这样孩子有两处着力，他只出一处力。这个法子他谁也没有说，是小满看见的——她那天提前十分钟回来，进门看见他的姿势，站在门口没有出声，退出去把门带上，隔着门缝又看了一眼。看完她回屋把表上顾清和那一格旁边的空白处补了一行小字，补的是：午睡后半个时辰内不叫醒。这一行小字她没有跟表上的三个人说。第三天下午他到得比排的时辰晚了半刻，进门先看孩子，看完才去换上衣。
阿砚那一格排得最散。他抱孩子没有定死的姿势，站着、蹲着、靠着门框都算，有时候把孩子架在膝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剥花生，剥完把花生衣吹掉，再往孩子嘴里塞一颗。他剥花生剥得慢，一颗要掐三下；孩子等不及，伸手来抓他的手，他就把手举高半分，让孩子抓个空，自己笑一下。谢明薇从廊下过，停下看了两息，说了一句：“你这样他一天要吃十几颗。”他说：“我数着呢，一天不超过十颗。”她问谁数的。他说我数的。她说：“那我明天也数一遍。”他信了，第二天她真的数了，数出九颗，比他少一颗。那张记数的纸贴在灶房门后贴了三天。谢明薇第三天没有再数；她那天在门后头又贴了一张纸，纸上画了十道横线，画完自己看着笑了。
这三句话本来是各说各的。第四天下午白露回来看见那张表，笑了一句，说这是排班还是比赛。玩笑开完就收不回来了。那天下午三个人在廊下争了一整个钟头。沈国渊说他的时辰最长，二十六分钟，中间孩子在他腿上睡了二十分钟，手一点没抖过。顾清和说他是短，不比长，比稳；他那天抱了二十一分钟，中间孩子换了三次姿势，他跟着换了三回，一回也没有把孩子放下来。阿砚说他抱得最少，十七分钟，可他走了一整圈，十七分钟里孩子没哭过一回——他说这一句的时候声音低下去，说这十七分钟比二十六分钟难。他说得不算没有道理：一个坐着不动，一个站着换三回手，一个走了三千步。沈国渊听完把轮椅往后推了半寸，说了一句：三千步，你抱的是一条路，不是个人。两个人都笑了，另一个人没有笑。顾清和笑完咳了两声，咳完说：你们算的都是自己的账，我算的是他的；我的手一抖，怀里的孩子就得重托一回。廊下就静了。
白露那句玩笑说完，屋里的笑就没有了。廊下静着，风把那三把藤椅上的椅套吹起一个角，吹起来又落下去，落下去又起来。第三个人谁也没有先开口。过了大概半分钟，顾清和把手杖立在身侧，杖头在地砖上顿了一下，说这不是争长短的事，是往后天天要遇上的一件事。顿完屋里又静了。静过他又开口，说了一句：“我这条胳膊能撑多久我自己心里有数，谁也不必替我担心。”他说这句的时候眼睛看的不是阿砚，也不是沈国渊，看的是褥子上那个正在翻身的孩子。沈国渊把轮椅往后推了半寸，没有接话。谢明薇从屋里出来，看了一眼这三个人，把手里那只空茶盘换到另一只手。顾清和把杖头在地上又顿了一下，顿完自己笑了一下，笑完把杖靠在柱子上，靠正了才松手。
阿砚那天没有说很多。他把孩子在怀里颠了两下，颠得很轻，颠完把孩子放回褥子上，蹲着替他把鞋脱下来一只，脱完看了看那只鞋，说：“这鞋小了。”屋里没有人接。他自己把另一只也脱了，两只鞋并排放在褥子边上，鞋头朝外，摆在一条直线上；摆完他拿手指头把两只鞋的距离又调了调，调到一样宽。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响了一下，他扶了一把门框，扶完没有立刻松手，站了两三息才走开。走开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两只鞋，看完说了半句：“这孩子长得真快。”说完他自己把后半句咽了。那两只鞋后来被小满收进一个纸盒，盒盖上没有写字，只贴了一张小标签；盒子搁在柜子最下一格，搁了一年多，谁也没有再动过它。
小满那天是后来才听说的。她在科里，午休那一段把手里的活放下，听阿砚在电话里从头讲了一遍：沈国渊二十六分钟，中间孩子在他腿上睡了二十分钟；顾清和换了三回手；阿砚十七分钟，走了一整圈，孩子没哭。电话那头阿砚说得很慢，一句一句报数，跟报工程进度一样。小满听完只说了一句：“你那十七分钟算什么。”阿砚说：“我也没说算什么。”她把电话挂了，挂完盯着桌上那份病历看了半天，笔尖在纸上按出一个墨点，墨点越来越大，最后她把那一页揉了，揉了又展开，展平了夹进本子里。她自己没有再提这件事。夹的时候她夹歪了，歪的那一边后来一直没有扶正。下午上班她把同一个病历本翻了三回，第三回才发现自己把两页看反了；她没有换回来，只把顺序记住了。
那天下午的争到后来变成了一件正事。顾清和提出，规矩得写下来，记了才作数；沈国渊说不必记，记了也是他说了算；阿砚说记就记，记了谁也别想改。这三句说完谁也没有再往下接。谁也不肯先认自己争的是虚的，那天下午谁也没有再提谁抱得久。眠眠那天不在家，她跟白露出门去看一个病人，回来看见三个人还坐在廊下，鞋上落的都是院子里的土。她没有问争什么，转身去灶房端了三碗水出来，一人面前搁一碗，谁也没有动；她站了一会儿，回屋去了。那三句话她记在账本的空白处，每一句后头标了说话的人的名字，三个名字一个也没有错。谢明薇收碗的时候把三只碗摞在一起，摞完又分开，分开是因为碗沿上还沾着水，摞在一处会滑。
争到后来三个人干脆抱给他看。那天下午小满正好休，她把孩子放在廊下的褥子上，坐在一边看着，一个字也不说。孩子让人抱，谁抱都让，就是不让放；一放就哭，哭起来声音尖，尖得沈园半条甬道都听得见。头一个是沈国渊，轮椅往前挪半尺，孩子自己爬上去，坐稳了就不动了，坐到二十六分钟，睡着的是他自己——他的手一直搭在孩子背上，搭得不高，就那么虚虚地放着。第二个是顾清和，他站着，两手托着，孩子在他怀里扭来扭去，扭了三回，他换了三回手，撑到二十一分钟，手心里全是汗。第三个是阿砚，他一抱起来就走，走的还是那条从月洞门到正院的路，走完一整圈十七分钟，孩子一路东张西望，没有哭。试完这一遍，小满在褥子边上那把椅子上坐了很久，没有起身去抱；孩子自己从褥子上爬起来，走到她跟前，拍了拍她的手背，拍了三下，转身又往那三个人那边走。小满说了一句：看见没有，我抱也是抱，就是抱不长。
那一下午小满没有上班。她把孩子放在廊下的褥子上，褥子是旧的，铺了两层，底下那层垫的是木板，褥子边上一角用线钉着一块补丁，补丁的针脚很粗，钉了两回才牢。她坐在一边看着，一个字也不说，手里的搪瓷缸子放在脚边，缸子里的水凉了也没有端起来。廊下那只铜盆里是早上倒的温水，谁也没有去动。三个人一个一个上，孩子让人抱，谁抱都让，就是不让放。放到褥子上他就翻过身往那三个人那边爬，爬两步坐住，坐住了拍拍手，像是叫人。小满从头到尾没有起身。褥子另一头摆着一只小木马，木马的一条腿用布条缠着，缠了三圈。她坐在褥子边上一直没有动，鞋上落的土也没有拍；孩子每爬过来一次，她就往边上让半寸，让到褥子边沿。
头一个是沈国渊。他把轮椅往前挪半尺，先让孩子自己爬上来，孩子爬到一半伸手抓他的领口，抓了两下没抓住，改抓肩膀。他没有把孩子托起来接，就让孩子那么挂着，挂了大概半分钟才把人往上挪，挪到自己腿上坐稳。坐稳以后他两只手都离开，只把右手虚虚地搭在孩子背上，搭的位置在肩胛骨下头那一块，不高不低。他自己提过一句，这个位置他试过三回，试出孩子不容易醒。那孩子在他腿上坐了十分钟，末了还是困了，眼皮往下坠。睡着以后他还是没有放。睡熟以后孩子的手从自己背上滑下来一寸，他用另一只手接住了，接住了仍旧放回原来的位置，两只手照旧那样虚虚地搭着。这一行小字她第二天没有再看；第三天也没有。
第二个是顾清和。他站着，两手托着，孩子在他怀里扭，扭一回他换一回手。他换手的时候有一样别人学不来的本事：换手之前先把身子往孩子那边顶一寸，让孩子的重心先移过来，移完了才松开一只手。孩子在他怀里换了三回姿势，三回他都跟着换，一回也没有把孩子放下。撑到二十一分钟，他额上出了一层汗，汗顺着鬓角下来一道，他用肩膀蹭掉了，没有腾手。屋里看的人后来都说，那二十一分钟里他一次也没有低头看过孩子；他不是不想看，是他知道自己一看，手就要抖。第三回换到一半，孩子攥住了他领口上一颗扣子。攥到后来那孩子松了手，扣子上留了一个小小的手印；后来他把那颗扣子换掉了，换的时候挑了同一样的。
天黑以后这一场还没有完。三个人在花厅里坐着，各说各的理，说到九点，说到十点，说到十点半，谁也不肯先散。眠眠在灯底下记账，账本摊在手边，谁说什么她都听见了，一个字也没有插。她只在这一页的页脚上添了一行小字，添的是：三个爷爷，一夜。谢明薇添了三次茶，第三回添水的时候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添。顾清和后来说了一句：这件事得有规矩，不然天天要争；沈国渊说，规矩就是抱长的。阿砚没有接这句，他那天晚上只吃了两口饭。谢明薇收碗的时候说了半句：抱孩子是好事，别把人抱进去。说完她自己把后半句咽了，咽完又替阿砚盛了半碗汤。眠眠在灯底下算那一天的账：菜钱、炭钱、还有一罐新买的奶粉，一共三样，一样也没有记到抱孩子那一栏上去。
花厅里的灯是谢明薇让人点的，两盏，一盏在八仙桌上，一盏在条案上。八仙桌本来是要吃饭的，桌面擦过又擦，擦完铺了一张蓝布，蓝布上摆了三只茶碗、一只痰盂、一盒子里外都发黄的手帕。手帕是阿砚的，他手指上有一层旧墨，擦东西前先把手帕展开铺在桌上。谢明薇添第三回茶的时候，先给沈国渊添，再给顾清和添，最后给阿砚添；添到阿砚那只，她把壶嘴在碗沿上磕了一下，磕掉一滴，滴在蓝布上，她拿手帕按了按，按完把那一小块布翻过来看了看，看完什么也没有说。屋里三个人说话的声音都不大，谁也不让谁听不清。谢明薇中间起身剪过一次灯芯，剪完把剪下来的那一小截扔在痰盂里；剪完她把灯罩上的灰也擦了一擦。
十点半的时候园子外头开始起风，风从甬道那头灌进来，把花厅半开的门吹得动了一下。谢明薇起身去关门，关到一半又停住，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三个人，把门只掩上了半扇。她说：“外头风大。”可她也没有说要把门关上。门掩着以后屋里静了一会儿，静得能听见炉子里煤块塌下去的一声。眠眠在灯底下把那本账翻到新的一页，提起笔，落了一行，落完把那一行念了一遍，念的是“三个爷爷，一夜”。念完她自己停了一下，把笔搁下，没有再改，也没有在那一行上头添别的话。那盏条案上的灯一直亮到半夜，灯芯结了两回花。合上以后她坐着没有动，坐了大概两分钟；这两分钟里她把手指在账本页脚上按了按，按出一个浅浅的印。
阿望是夜里十一点多从西北打回来的，那边还没有睡，电话里他先笑了一下，问怎么样。三个爷爷抢着说，谁抢到谁先说，一句接一句，说给他听：沈国渊说他抱了二十六分钟，中间孩子在他腿上睡了二十分钟；顾清和说他换了三回手；阿砚说他抱得最少，可孩子没哭。说到最后三个人又说到了那个谁也不肯认输的地方，声音一起高起来，高得电话都发闷。阿望听完只说了一句：你们三个明天谁都抱不动。挂了以后他又打回来一趟，这回是跟眠眠打的，问了一句：我明天几点到家。眠眠说下午五点半。他说那我明天抱半天。
第二通电话是打给眠眠的。她把听筒接过去的时候，那头静了一下，问的是：“我明天几点到家。”她说：“我下午五点半。”停一停她又问一句，路上要不要带点什么。那边说不用。那边又说了一句：“你把那张表别让他们撕了。”她问什么表。那边没有答，说了一句：“就这样。”挂了。她拿着听筒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听筒里已经没有了声音，她才把它挂回墙上，挂了以后又伸手把绕上去的那几圈线理了理，理成原来的样子，理完用手掌在机身上抹了一下。她后来又拿起来听了一次，这一次没有再挂，就那么拿着。屋里三个人谁也没有催她，也没有人走开；她拿着听筒又等了半分钟，那半分钟里她把听筒线在手上绕了两圈，绕完又放开。
第二通挂了不到五分钟，电话又响起来，这回是谢明薇接的。谢明薇说：“你吃了没有。”那边说吃了。谢明薇说吃了什么。他说吃了一碗面。谢明薇说哪一碗。屋里几个人都听见了，谁也没有插话。谢明薇又说了一句：“下一部戏杀青我请一个月。”——这话不是她说的，是昨天中午云轻轻在园门口喊的，她记着。那边沉默了两息，说：“我知道，谢老师昨晚上给我打了电话。”谢明薇问打了什么。他说打了三分钟，问我几时回来。谢明薇说你自己怎么不回来。他说回不来，那边还没有封顶。她把这一段说给屋里的人听，说完补了一句：“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屋里没有人接话。谢明薇说完就起身去收茶碗，收的时候把三只碗摞成一摞，摞完端到托盘上，端得很稳。
挂了电话，屋里静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走。眠眠起身收桌子，把那张排班表对折一下夹进账本；沈国渊的轮椅被推回东跨院，顾清和那根乌木手杖靠在墙边立着，立了没有靠实，歪着，两个人也没有去扶。第二天中午她翻开账本再看那一页，才看见那张纸是背面朝下压在底下的，背面上有三行字，三行都是名字，名字后头各记着一个时辰，第一行是最长的。阿望用铅笔在最下面还添了一行，添的是六个字：明天你们都别抱。眠眠把这张纸重新夹好，夹进账本那一页，夹得平平的；她后来没有再提这件事，可这一页她一直留到年底没有裁。
那三个时辰是眠眠第二天早上才看清的。三个爷爷报的时候都说得含糊，说二十来分钟，说一分钟；落到纸上，纸上是准的。第一行是最长的，二十六分钟，后头还添了半句，字挤在一起，写的是孩子在他腿上睡了二十分钟；第二行是二十一分钟，后头没有添字；第三行最短，十七分钟，后头添的是三个字：不许比。这三个字不是爷爷写的，是阿望从那头口述、眠眠记的，记完她自己看了两遍，没有改；那半句是沈国渊第二天早上添的，添的时候他手抖，笔画歪了两个。眠眠把歪笔的地方描了一遍，描完又擦掉，擦掉还是歪的。她没有再去核那三个数字，核一次要打一回电话。她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看完把它夹进本子的时候夹歪了，歪的那一边后来一直没有扶正。
阿望用铅笔添的那一行很短。添的时候他正在路上，车停在一个服务区，他用的是随身的本子和一支铅笔，添完把本子合上，没有拍照，也没有发出去。眠眠后来问过他一句，为什么添这一句。他说：“添了以后他们三个就得商量，商量就得分一个先来后到；先来后到一排出来，这张表就作废了。”她说那也可能是明天照旧。他说照旧也行，照旧他们三个还得再吵一回。她说吵什么。他说：“吵谁抱得久。”她没有接话，把本子收进抽屉，抽屉关上的时候响了一下。那本子上的这一页她后来没有再添过字。这一页后来又翻过两回，一回是年中，一回是年底封账以后；每一回翻的人都是她，翻完仍旧夹回原处。她从来没有跟人解释过为什么要留着这一页。
那本账后来没有再往上添第二行。中间隔了七天，第七天上午她翻过一次，翻开那一页只看了一眼就把账本合上；合上以后她坐在桌前把笔拿起来，笔尖在纸上悬了一会儿，没有落。到了年底封账，一页一页要对数，对到这一页她停了停，把这一页折了个角，压平，接着往下对。封完账她把那本账抱在怀里下楼了一趟，回来放进柜子最上头那一格。那道折角留着，后来再翻账本的时候还在，谁看见都没有问；对数的人只当是记错了日子，翻过去就算了。中间那七天里她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那七个字她跟云轻轻说过一次，说的是三个人抱孩子的时辰。云轻轻听完只回了一句：“你记得比他们自己都清楚。”她没有接话，只把碗收了。
那是一天中午。云轻轻从剧组出来直接过来的，车是剧组的商务车，司机在巷口按了两回喇叭，她没有让他按第三回。她下车的时候妆没有卸，额角压着一道假发边压出来的红印，睫毛粘得很重，眼线晕开了一点；身上那件大衣是戏服的外罩，扣子只扣了底下两粒，里子的一角还露在外头。她进门的时候园里的老师在门房那儿核名单，核到一半抬起头，看见她，愣了一下，说你是……她说我是三班的。她把那本名单接过去，在自己孩子那一栏后头打了个勾，勾打得很潦草，笔画甩出去一截。核名单的老师说，阿望同志也来了，说要送你回去。她说不用他送，我看他送他走了好几回。
剧组的车停在巷子里，巷子窄，两边是院墙，车头进去就倒不出来。司机要往里开，云轻轻摆手让他停住，说：“外头等着，别按喇叭。”剧组的人留在车上，隔着窗能听见里头的动静，听得见的只有园子里说话的声音和孩子的动静。这一趟她从园里出来得比原来说的晚，晚了一个多钟头——她进组二十三天，头二十天没有回来过，第二十一天夜里收工回来过一次，来了没有进门，在巷口站着站了十分钟，又上车走了。第二十二天夜里下了一场雨，回来的时候巷口积水，她下车踩了一脚，站在那儿把鞋跟跺了三下才走。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嗓子是哑的，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没有问。她上车以后把大衣裹紧了一点，把手插进袖子里；车开出巷口的时候她又回头看了一眼那道铁栅栏门。
门房那位老师手边有一个木头夹子，夹子里是名单，一张压着一张，纸边上压的塑封已经发黄，压久了纸一翻就掉渣。她核到第三排抬起头，看见云轻轻，愣了一下，说：“你是……”她说我今天早上打过电话。她说打过，我也记着了，就是一时没对上来。她把那本名单接过去，在自己孩子那一栏后头打了一个勾，勾打得很潦草，笔画甩出去一截，甩出去那一截把下一行的一个字糊了半个。她自己看了一眼，没有补勾，转身去了灶房。走到门口她回了一句：“勾我后头自己描。”那份名单她后来没有再看。她只在经过门房的时候把脚步放慢了两步，两步以后又照原来的速度走；门房那位老师也没有抬头。她走过去的时候把大衣的下摆往上提了提。
名单核完，那位老师把夹子合上，上头的铁夹子咬得很紧，她两只手才掰得开。她翻开夹子里另一张纸——那一张是接孩子用的，谁几点来接都列在上头，一格一格都填满了。云轻轻今天这一格后头是她自己的名字，早上出门前就填好了；填完她又在旁边添了一个钟点，添的是一点五十。她记得门房这儿的规矩：迟了要等，早了也是等，只有准了反倒没有人管。那位老师把纸角抚平，重新夹好，夹的时候用两只手，一边夹一下，问了一句：“今天下午你还来？”她说：“不来了，我一点半得走。”填那两个字用的是铅笔，笔尖短，写第一笔的时候削不出芯。那位老师把纸角又压了压，压完抱着夹子往灶房走；走了两步她回头看了一眼门口。
陆怀庸在门口。他比她早到半个钟头，手里拎着一网兜苹果，二十五个，红富士，梗还带着；他站在门房旁边的石墩上，把网兜换了三只手拎。她走到跟前，他先问了一句：戏拍完了。她说还早。他说那儿冷不冷。她说不冷。他说你们那儿今天多少度。她不接这句，扭头就往园里走，他跟在后头，追了两步问了一句：孩子认不认得我。她说你先站远点。她就真的站远了，站到花坛那边，隔着一丛冬青往里看，看了大概两分钟才挪回来。她这一趟是从片场直接过来的，进组二十三天，昨晚拍到凌晨两点，今早六点又上了一场。妆是早上那个化妆师给上的，眉毛描了两遍，假睫毛贴了三次才贴住。戏服还没脱，戏服里那件棉袄的领子磨得起了球，她把大衣裹上就走；到了园门口她先把鞋跟跺了两下，跺完才推门——这个动作她做得极熟，四十几年前她在市里话剧团的时候也是这样，进任何一个门以前都要跺两下鞋跟。园里的老师后来跟人说，这位姨姨进门先跺鞋，跺得比她们还讲究。
那二十五只苹果是他前一天下午买的。摊子在城西，苹果按大小分了三堆，他挑了最小的一堆，又数了二十五个，多的不拿。拿完他问摊主要不要袋子，摊主说网兜就在那儿，你自己取。他取了网兜，把苹果一只一只装进去，装到第二十个的时候发现提手不够长，得倒一次手，索性蹲下来重装。装好了提着走了半条街，走到园门口换了三只手。这件事他谁也没有提；后来跟云轻轻说起，他只说自己买了点水果。她问多少个。他说二十五个。她问为什么不多不少。他说：“车上刚好装得下。”那二十五只苹果在园门口放到中午，梗都皱了，最后是他自己拎回去的。临走前他把网兜从左手换到右手，停在石墩旁边，把袋口又掖了掖，掖完才站直，把两只手都插回口袋。
那半个钟头里他跟门房那位老师搭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问今天冷不冷，那位老师说冷，说早上缸里的水冻了半指，缸沿上一层白。第二句是问孩子今天早上吃了没有，那位老师说吃了，吃了小半碗粥，别的没有接。她说完看了他一眼，说：“你今天来得比上回早。”他说我今天没有事。她把名单夹子往怀里挪了挪，说上回你来是接孩子，那孩子死活不肯跟你走。他说我知道。她问今天怎么肯了。他说今天不是来接人的。他说：“我是来送人的。”她说完也没有等他答，自己把铁夹子重新掰开又掰上，第二回才咬住。后半句传到了里头，园里的人听说的都是这个；说完没有一个人去追问前半句为什么，问了也白问——他自己不会说。
站远的那两分钟里，陆怀庸没有再往前挪。他把网兜搁在石墩上，两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站得很直，中间只转过头一次，看了看门房那扇窗，又转回来。门房那位老师抱着夹子往后头那间小屋去，走到一半回身看了他一眼，也没有喊他，自己进了屋，把门带上，把夹子搁在窗台上。她后来跟人说过一句：“那位先生在园外头站了那么久，也没有往里迈一步。”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还在理塑封，理完把塑封边上一小块翘起来的胶按了回去。她在小屋里坐着，把夹子摊开，从头到尾又核了一遍；核到云轻轻那一行，她停了一下，把勾描了一遍，描完把夹子合上，没有再动。合上以后她把窗子推开一条缝，透气。她推窗的时候手顿了一下，又收回半寸，没有推到底。
她在班的门外站了半分钟才进去。进去以后蹲下去，孩子正在地垫上摆积木，抬头看了她一会儿——认出来了，把手里那块积木往怀里一收，往后退了半步。她伸出一只手，掌心朝上，不动，等了大概二十秒，孩子才把手放上去。她抱起来的时候手势不对，一只手托腰，一只手撑背，抱住以后还往上颠了一下；阿望在旁边说了一句，三十三斤。她说我抱过更沉的。她抱起来以后先往下沉了一下腰，又把肩膀端起来，端了两回才找着个稳当的姿势——这一段她在车上练了一路，练的是抱一袋米，五十斤她拎得动，拎起来才发觉腰是使不上劲的。
那间班在甬道那头第二间，门口挂着一块木牌，牌上的字是老师自己写的，“三班”两个字描过两遍，第二遍比第一遍粗。门上贴着一张作息表，表是塑封的，边上已经起翘，翘起来的那一角用透明胶压着，压了四五道，胶带发黄。她在门外站着的那半分钟里，里头正赶上收拾积木：积木一块一块往筐里放，放得很有次序，先放红的，再放黄的，最后放蓝的。她听见这个声就没有推门，等筐里响完了才把手放在门把上。手放在把上停了三息，三息以后才推。推门的时候门轴响了一声，里头两个孩子同时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去。她进屋以后先把两只鞋在门后头摆正，鞋头朝外摆成一条直线；摆完她才往里走，走得很慢，脚落下去没有声音。
掌心朝上那只手她伸了二十秒没有动。这一招是她从戏里学来的——她演过十一个当娘的，头一个是把孩子从泥地里往外拽的那个角色，伸手就抓，抓完孩子哇地哭；后来她演到第四个才明白，手要朝上，掌心要空，孩子看得见的是一张空着的手，不是一只来抓他的手。空着手他敢放。这一条她在剧组跟人对过一句话，说完对方说你这个我学不来，她说这不是学的，是我自己有了孩子才明白的。说完她自己笑了一下，说：“我那个是慢的，人家那个是快，我这个不好使。”这一条她后来又用了两回，一回在一场哭戏里，一回在一场饭桌上；两回她都把手掌朝上，两回都成了，没有人再说她学不来。第三回她没有用这一招，她换了别的手法，也成了。
她抱着孩子在教室里走了七步，第八步把孩子递还给阿望。递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这个腰要托住，不是这么托的。她自己倒先笑了。那十一分钟她一句话没有说。白露后来说，别的家长进去至少要跟孩子交代一句，她一句也没有；她就是站在那儿，让他认。认出来以后她也没有晃他，没有捏他的脸，没有亲他——她在戏里演过十一个当娘的，轮到自己当一回，一样也没有用上。她只是站着，两只手扶着他的背，扶得很稳；有一回她的手往下滑了一寸，滑到腰上那儿的软肉，她自己皱了皱眉，赶紧又托回去。阿望在旁边看着，一句话也没有插。这一段他后来在电话里跟小满学了一遍，学完添了一句：她比我会抱。
那七步她走得很慢，脚落下去没有声音。教室里摆着一排小桌，桌上铺着地垫，地垫是自己缝的，边上用布条滚了一圈；桌角都包了布，包布是深色的，看得出洗过很多回。那十一分钟里孩子在她怀里没有动，两只手抓着她大衣的领子，抓得不紧。她的下巴离孩子的头顶只有一掌，那一掌里闻得到奶味，也闻得到戏服上浆过以后那股干涩的味道。走到第七步她停了停，低头看了一眼孩子的鞋——鞋是布的，鞋头那一块已经磨白。她看的不是鞋，她是在找自己的手该往哪儿放。屋里那十一分钟里没有人说话。有一回孩子在她怀里动了一下，她就停住不动，等孩子不动了才接着往下挪；阿望在旁边把身子侧了侧，让出半个人的位置。
这十一分钟她后来跟陆怀庸讲过两回，两回说的不一样：第一回说她什么也没有做，第二回说她的手往下滑过一次，是故意的，试试孩子会不会自己往上搂。她没有讲的是第三件——那十一分钟她一直在数数，从一数到一百三十七，数的是孩子的心跳。这个数法是她自己想的，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有一回她自己试着做过，做不到，心跳太快，数三回数岔一回。说到这里她把话停住，说：“这个你不懂。”陆怀庸说我数路。她说：“路不乱。”他后来没有再问。她把这十一分钟跟人提起过三回，三回说的都是同一句：那孩子一句话也没有说，她也没有说。有一回讲完她补了半句，说：“戏里当娘的话都多，我没有。”说完她自己笑了一下，笑完把袖子往上撸了撸。
她从教室出来，把袖子往上撸了撸，看了看表，说下午一点半还有一场，车在外头等着。她到门房那儿去签到，签的时候笔尖在纸上戳了一下才写出来，写完甩了甩手腕，说我这个字是练不了了。她又说了一遍：奶不要凉，凉了不能喝；药到点就吃，不要等；园里要是有人欺负他，你别忍着。这些话是对阿望说的，说得又快又碎，说完自己也知道说多了，摆了摆手说不说了。说完她还是站在门房那儿多待了两分钟，看着院子里那排小车，末了跟门房那位老师说了一句：这车要是能拆就好了，我儿子小时候就爱拆东西。说完她自己先笑了。
那辆小车是木板拼的，四个轮子，轮子外头缠着一圈橡皮筋，防滑用的，缠得已经发黑。孩子们围着那辆车绕圈，一个跟一个，谁也不插队，绕到第三圈才散开。她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问了一句：“这车能坐几个人。”门房那位老师说两个。她问轮子谁修的。那位老师说孩子弄坏的，坏一回修一回，修到后来连木头都换了一根。她说木头换不得，轮子倒是可以再缠一圈。她说完自己停住了，把手腕上的表往里推了推，说：“我一点半还有一场。”那位老师说轮子是她男人缠的，缠了三回才缠住，回回缠到一半散开。她说可惜，说这三个字她三十年没有说过；说完她把手放在车轮上按了按，按完松手，没有推。孩子们又围上去，绕到第四圈才散。她没有再看，转身走了。
鞋是她带来的，一个纸盒，盒盖上印着号码：二十三。孩子现在穿二十一，她说这个明年正好。云轻轻还说了一句别的：这个跟衣裳不配，衣裳得买两身，陆怀庸你记着。陆怀庸说记着了。她说别记在手机上，纸的。纸是她当天从园里撕的一张，撕的是孩子书包里那本草纸本的封底，撕下来还有一道装订线；她把两样都记在上头，字很大，写完折了两折，交给陆怀庸，让他收进他那个随身的本子里——那个本子他带了几十年，里头记的都是这种买衣裳买鞋的事，一页一页记了百来条，最早一条是一九八几年的电视机。
那张纸是在教室里撕的。孩子的书包挂在门后的钉子上，书包带有一根断了，用一根红线系着；她从书包里抽出那本草纸本，抽的是封底那一页，封底上有一道装订线，撕的时候线头带下来一小截。她写字用的是一支圆珠笔，笔杆上印着剧组的名字，笔尖在纸上按了两下才出墨。她把纸抵在膝盖上落字，字写得很大，大得两个字占了小半张纸；写完她把笔帽扣上，笔塞回大衣口袋——她那支笔一天要掉三回，掉一回就少写一场戏的词。撕下来的那截线头她没有扔，顺手别在袖口上，出园的时候才摘。那两身衣裳她没有记在哪一张纸上，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陆怀庸你记着”，说完又问了一句：“你记下了没有。”电话那头没有立刻答，停了半分钟才应。
陆怀庸接那张纸的时候接得很小心，两只手都用了。纸有两折，折出两道很齐的印子，跟折手帕一样；他把它放进随身那个硬壳本子里，是用夹子夹的，夹在靠前的一页。那本子前头几页夹的也是纸，都是对折的，最早的一张边上已经黄了。他合上本子，把搭扣扣好，扣了两回，第一回没有扣住。云轻轻在旁边看着，说了一句：“你倒是慢。”他说我怕压着。她说什么压着。他说：“本子里的东西。”她没有再问。临走的时候她说了一句：“那双鞋你今天就给他换上。”他说：“换了我拍给你看。”她没有笑。她自己在门房柜上放了一刻钟。这一刻钟里她站在门口，隔着门缝看院子里那排小车，看了很久，看完把大衣领子往上拢了拢，拢完又放下。
上车之前她回过头，冲着园子里喊了一嗓子——声音大得半条巷子都听得见：下一部戏杀青我请一个月。喊完不等回答就上了车，上车以后她还摇下窗子喊了一嗓子，这回喊的是：奶别凉。车门关上的时候陆怀庸还在底下站着，手里那网兜苹果一个也没有送出去；他把网兜换了只手拎，抬头看了一眼那扇铁栅栏门，门已经关上了。回程的车上云轻轻一句话也没有说，坐了半路把戏服的大衣脱了，叠成三折搁在膝盖上；到家她把大衣挂进衣柜，挂完才想起来鞋盒还搁在园里的门房上。网兜里最上头那个苹果的梗，到家的时候已经干了。
车上还有两个人，一个拿着场记板，一个抱着她的水壶。场记板那个人低头看板上密密麻麻的格子，看了半天，问了一句：“今天这场排的是第几场。”她没有答，把窗子摇上去，靠着椅背闭眼。车开出巷口的时候她睁开眼，问了一句：“几点了。”那个人说十二点四十。她说还来得及。那二十五只苹果仍旧在陆怀庸手里，一只也没有带上来。车里暖气开得足，她那件大衣到后半场还没有暖过来，她把手一直插在袖子里。闭眼之后她其实没有睡着：过第一个路口她睁开过一次，看了一眼表，看完又闭上。抱她水壶的那个人一路上换了两回手，换的时候都没有出声；她闭着眼听车轮压过接缝，每压一道，她的头就跟着晃一下。她到底没有再睁眼，这一路都是闭着的。
白露是那年春天起的副主医。任命下来是四月，文件上写着协助主任分管门诊与教学两条线。门诊从一天一个号涨到一天一个半号，一百二十个床位的中心，门诊量一天过三百。他一个礼拜排三个半天，剩下四天在病房；他自己算过一笔账，说一年下来他坐在门诊屋里的时间，比他站在讲堂上的时间少。他还多了一件事——带教，进修的、规培的、科里新来的，一期一个，一期两到三个人，名字都记在他那个本子上，本子已经用到第三册。带教这件事院里原先没有给他排，是他自己要的，要了三次，第三次科里才给了。
门诊那个涨法是他自己算出来的。他拿三年的门诊排班表做了一笔：同一个病人半年里来三次以上的，占三成七；这些人里有一半是复诊，一半是换了症状又回来当新号的。这笔账他在科里说过一次，说完没有人接，第二回他就没有再说。他自己心里明白：门诊量这个数涨上去是好事，涨上去也是累，累的是护士，是抽血的那一排窗口，也是他自己——一天下来嗓子是哑的，说话要提高半格才听得见。他把这笔账的底稿折成三折，收在硬皮本子的倒数第二页，上头压着当年那张门诊排班表。折的时候他在纸角上标了一个日子，标完又用笔描了一遍，描得很重；这一笔他后来在封皮内侧又记了一次，字很小。这一笔他算了两遍，两遍的结果是一样的。
带教的名单他记在第三个本子上，一期一个，一期两到三个人。第一期三个，第二期两个，第三期三个，第四期两个。到第四期他自己嫌慢了，去找科里说了两次，科里说人手不够。他没有再争，回来自己把这一期两个人的名字添了上去，添完在名字后头注了一行小字，注的是：“这一期我不讲科里那套，我带病历。”这一行小字他谁也没有讲。眠眠是后来翻本子翻到的，翻到那天她正在灶房，说了一句：“你自己添的，你不怕人家说你越权。”他说：“我怕的是教错。”这一期他带到最后，那两个人的名字他自己抄了一份，抄在门诊排班表的背面。眠眠说：“那你自己担着。”他说：“我担着。”说完他把那两个名字又抄了一遍，抄在自己那一张上，抄完压平。
论文他写了两篇。第一篇写门诊，写的是三年门诊里同一类病人反复就诊的原因；第二篇写带教，写的是县医院进修三年里一百九十二个学员的去向。第二篇的题目他改了七遍，从“县医院进修生的管理”到“基层人才的养成”，最后定下来的那一个，是眠眠在饭桌上说了一个词之后定的。那顿饭上眠眠只说了一句：你要写人，不要写数字。题目就这么定成了《一百九十二个人》。定完她把碗里的饭吃完了，又添了半句：这一百九十二个人里头，有没有你现在还能叫出名字的。他说有。她说你把名字都写进去。
第二篇动笔是在八月初。题目他先拟了七个，七个都记在那本硬皮本子的最后一页上，一个划掉一个，划到第七个的时候纸已经划得看不出底下的字。这七个里头有两个是眠眠随口说的，一个是师姐说的，一个是门诊里一个进修的年轻医生说的。那三个他后来在饭桌上当笑话讲过一遍，讲完眠眠说了一句：“你划了六个，说明你心里已经有第七个了。”他说哪一个。她说：“哪一个都行，反正你划的那六个都不成。”他这一夜没有睡好，起来把第七个又看了一遍，看完把第七个也划掉了，划完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干净的纸。他在那张纸上先记了日子，记完才把纸对折；折完他没有立刻动笔，坐了一会儿才把第八个题目写上去。落笔之前他先把笔尖在砚上磨了三下。
定下来的那一个题目，前头加了一行副题，副题是他自己加的，加的是三年，二十六个县。这一行副题他拿到饭桌上念了一遍，念的时候把碗端起来了。眠眠听完说了一句：“名字不能排在数字前头。”他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数字记不住，名字记得住。他把碗放下来想了一会儿，说：“这个我改。”改完他把原来那一行划掉，划得很干净，没有留毛边；划完他把笔搁在碗沿上，搁了一会儿又拿起来，在新的一行上头描了一遍，描了两遍。第二遍描完他自己说了一句：“行了，这个别人挑不出错。”题目定下来的那天他把这一页撕下来，撕成两半。一半留在本子里，一半夹进那个牛皮纸信封；那封信退回来的时候，两半都还在，对起来看，缺口正好对上。
数据是他自己在进修登记本上抄的，抄了两个礼拜，二十六本登记本，最旧的一本是九年的，边上的纸已经起了黄。他抄坏过三支笔，抄满的纸四百多张，摞起来有小半尺高。抄完他用一张纸做了一张分布表：二十六个县，三年，一百九十二个人，回去以后还在县里的一百五十几个，走了的三十几；有证书的九十几本，证书里含金量最低的那一种他也一视同仁地数了。有一栏他数了三遍，数出来两个数差了三个，他打了一个电话到那个县去核对——那边翻了半个钟头，翻出来是他自己抄错了一个县名。
那二十六本登记本是他自己从科里借的，借的时候说的是抄一份留底，科里没有问他留底做什么。二十六本抱回来堆在书桌上，摞起来有小半尺高。最旧的一本是九年的，纸边上起黄，翻页的时候要两只手，捏住纸角往上提，提起来的时候纸屑掉在桌上，一天要扫两三回。剩下的二十五本好一些，只是本子厚了以后封皮会裂，裂了他就用胶布贴上，贴了七本。二十六本他一本也没有弄丢，还回去的时候照原样摞好的，摞完用一根麻绳在中间扎了一道。抄第二遍他换了一种做法：先把二十六个县按数目从多到少排好，再照这个次序抄，这样不容易抄错县名。他自己把这张次序表也留了一份，压在最上头。照这个次序抄，第二遍省了小半个钟头，省下来的工夫他又核了一遍数。
抄满的纸他按日子理好，一叠一叠用夹子夹起来，夹子上贴纸条，纸条上记的是日子，从第一天记到最后一天，中间没有断过。他后来数过，四百二十七张纸。抄坏的三支笔他留着，没有扔，笔尖劈了的、笔杆折了的，各放在抽屉的一格里。那一格后来又添了两支，是新买的，他说这两支是留给下一次抄的。抄坏的那些纸也没有丢，折起来夹在硬皮本子里，夹在抄满那四百多张的后面，一共十一张；折的时候他还在纸角上标了日子，标的是他记错的那一天。那四百二十七张他后来又核过一遍总数，核出来还是这个数。核完他把十一张折起来的纸也理了一遍，理齐了夹到最后一页；封皮内侧他又添了一行，添的是这两个数：四百二十七，十一。
师姐——他妻子——帮他核了一遍数字，核出一处错，改正过来；她另外改了他三个字，改完把稿子推回来，说了一句：你这篇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像人话。他说哪一句。她说题目。两个人争了两句，谁也没有让步，那三个字仍旧按他原来的用了；折中下来，她在文末加了一行致谢，谢的那一行里点了自己的名字，不写身份，只写“协助整理资料”。写完她说，我不写别的，我怕审稿的人以为我既是家属又是作者。他还说了一句：你怎么不署师姐。她说署了科里的人就得照着科里的意思说话；她说，我照我的意思说话。这一句他记了很久，后来在门诊里跟学生转述过一回，转述完又添了半句：你们将来写文章，谁替你们核数据，你们就把谁的名字署上。
她改的那三个字在第二段的中间。他后来跟人说过一次：改的不是错，是口气。她自己那一句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像人话，说完就走了，不等他辩。他那天从单位回来，把稿子从头读了一遍，读到第二段停了；读完他把笔拿起来，在那三个字底下点了一下，点了没有改，把笔搁下了。停了一会儿他起身去厨房烧了水，水开了没有灌，壶就搁在灶上。他后来跟人说，那天他其实想改的不是那三个字，是后面那一整段，那一整段他还没有想好怎么改。改稿的两个礼拜里他只添过一处，添的是第三段的一个标点。添完又自己划掉了，划掉的那一处到今天还是划着的样子；他后来跟人说过，留下划掉的痕迹，好歹是真的。他这一辈子做的稿子里都留着这样的划痕。
稿子改完她做的第二件事是誊一遍。誊用的纸是科里那种带格的稿纸，她把格线对齐了抄，抄到第三页发现自己的字比他的大，就把眼睛凑近一点，压着格线往下写；抄到第五页戴上老花镜，摘下戴上，来回三回。抄完她数了数页数，比原来多了半页——多出来的那半页全是她自己加的表格说明。她把说明删到只剩三条，删完抬头看他一眼，说：“剩下的我不删了，你自己看着办。”他说好。她说：“好什么好。”誊完的那一份他没有当天再看，压在稿子底下压了三天。第三天他翻出来核对了一遍页数，页数没有错；两份稿子并排放好，比了比厚薄，一样厚。他把厚的那一份抽出来，放到自己那一摞的最上头。这两份稿子从此没有再分开过，一份在他手边，一份在家里。
那一行致谢她是用铅笔先打了底，打完底又用钢笔描了一遍，描的时候描偏了一个字，描坏了，撕了重打。前后打了三张。定下来的那一张上是协助整理资料，后头跟了她的名字。她自己念了一遍，念完说：“写我干什么，这又不是我的东西。”他说：“这是你做的事。”她说我做的事是核数。他说：“核数也是事。”她没有再说，把纸推回去，说：“那你自己收着。”他收了，收在那本硬皮本子里，夹在第一页和第二页之间。那三张底稿她没有留底，撕完就扔在灶房的纸篓里。灶上的人第二天倒纸的时候倒掉了。她后来说，留底没有用；字留在纸上，人才是留在纸上的那个。这一句她只跟人提过一次，提起的时候手里还在洗那三张纸。
十月初他投了出去。半月刊，省里办的，投稿须知上写着字数不超过五千。稿子连着三张表，四千零六十字。二十六天后退回来，厚厚一个信封，里头除了稿子还有三页审稿意见。第一条说样本偏，第二条说要加对照，第三条只有一行。他把稿子翻回来看了看，稿子上有几处批注，红笔，圈了三个地方，还有一处把“县”字改成了“地区”。他把稿子重新收进信封，收的时候把批注那几页放在最上头。投稿用的信封是科里公用的那种，牛皮的，右上角印着地址，最下头还留着一行印歪了的字：内科教研组。他拿到那个信封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内科教研组”那五个字印得很小，跟他这件事正好一样。
那二十六天他没有再动那一篇。第二篇的稿子还在同一个信封里，信封压在他那本硬皮本子底下。他照常上班，照常排门诊，带教的那一期正好到中期，两个人的名字他一个也没有记错；有一天他把一份门诊记录翻回去重看了一篇，看完在页边写了一行字，写的是这一栏要改，改完他去跟护士站说了，护士站说这个月来不及了。二十六天里他只做过这一件事。信寄出去以后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起，眠眠是八月中从他嘴里听到的，那时候信还在路上。他那二十六天里门诊的号一个也没有落下。有一天下午他多看了两个号，两个号看完超了钟点，护士站的人来催；他把笔放下才起身，起身以前把那两份病历合上，合得比平常整齐。这一天的号他自己记了一个数，记在门诊本上。
那天晚上他没吃饭，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把那本硬皮本子从头翻到尾，翻到第一页那两行小字那里停住了。他坐在那儿想了很久，想的也不是稿子，想的是那三条意见里头的前两条——样本偏，要加对照。这两条他改得动，改不动的是第三条。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能改的改，不能改的说清楚；他把说明写了一页，一页二百多字，写的全是这三年他去过几次、看过几个病人、哪几例他半夜开车跑过一百二十公里。师姐端了一碗面进来，放在桌角，看了一眼那两页纸，什么也没有问，把面往前推了一寸就出去了。他吃到一半想起来面已经凉了，也没有去热。
那一页说明他写了三遍。第一遍写了两百多字，写完自己看了一遍，删到一百二；第二遍又添回来，添了两句；第三遍他没有重写，是在第二遍的稿子边上添的批注，添在边上，字比正文小一半。写完他把两张纸叠在一起，夹进信封。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没有破：能改的改，不能改的说清楚。那一条意见他写的是三行字，三行写完，底下空了一指，没有再添。他把那三行读了三遍，第三遍读完把信封口舔了一遍——他用的是糨糊，舔完等它干，干了以后用手压了压四个角。他自己定的那条规矩是在带第一期进修生的时候定下来的。那一届走了以后再没有消息的有几个，这几个他每一个都还记得名字，记得的是他们走时填的那张表上写的字。
师姐那碗面是十点端进来的。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敲，敲了两下，等了一会儿又敲一下——这三下他后来记了很久，跟他在园子里叫那三个人起床时敲的是同一个数目。面是清汤的，上头卧了一个荷包蛋，蛋边上有一圈焦。他吃到一半想起来面凉了，把碗往桌角推了一寸，起身去书房门口站了一会儿，站完回来接着吃，吃完把碗端到灶房，碗底朝天扣在水盆里。他后来说，他这一辈子吃过的东西里，凉了还记得吃的只有那一回。她出去以后把门带上了，带得很轻；他在屋里听见灶房的水响了一阵，又听见碗碰了一下。他没有起身去看，坐回书桌前，把那碗面又端起来，把剩下的几口吃完了，吃完在书房里坐了很久，没有开灯。
眠眠是八月中知道这篇论文的。她没有看过稿子，只听白露说了一句写的是什么。她说了第二句话：基层这两个字有什么不能写的。他说审稿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她说那他就是这个意思。说完她把碗里的饭扒了两口，问了一句，白露，你那个学生，就是那个外号叫快手的，回县里了吧。白露说回了。眠眠说，你把他写进去了没有。白露说写了，记在第一段。眠眠说，这就对了。她说完放下碗，起身去灶房看了一眼，回来的时候顺手把白露面前那半碗凉了的粥端走了，走了两步才回头说了一句：文章退回来不是坏事，退回来的东西你才知道它到过哪儿。
眠眠那一天是下午知道的。她在灶房听见白露跟人说话，说了一句写的是什么，她把手里的铲子放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出来问了一句。他说了题目，又说了两个字：一百九十二。她没有问是谁，也没有问写到哪儿了。她问的第二句是：“基层这两个字有什么不能写的。”他说审稿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她说：“那他就是这个意思。”她说完把碗里的饭扒了两口，扒到一半停下来，把碗往桌上一放。放完她又说了一句：“文章退回来不是坏事。”她说完回灶房去了，回去以后把火关了，站在灶前没有动。锅还热着，她把手放在锅盖上试了一下，试完把手拿开了；回屋的时候脚步很轻，围裙解下来挂好，挂回门后的钉上。屋里没有人知道她这一趟去过灶房。
她那天做的第三件事是进书房把那本硬皮本子翻开。她翻到第一页，看那一行小字——第一页记的是第一个学员的名字，和那个县的名字，那两个字写得很小。她看了半天，把它合上，放回原处，放的时候书脊朝外，方向跟原来的相反。她后来跟人说了一句：“我看的就是那两个字。”她说的是哪两个字，园里没有人问过。谢明薇后来说起这一件，说了一句：“她那一眼看得比谁都准。”阿砚说：“她一向看得准。”没有人接话。这一件眠眠没有跟人讲过，讲的时候屋里只有白露一个。白露听完把碗里的饭吃完了，起身去把碗端走，端走以前说了一句：“妈，我不问。”眠眠说：“你不用问。”白露说：“那我就当不知道。”说完他去洗了自己的碗，洗完把碗倒扣在架子上，扣得很正。
第三条意见只有一行字，写的是：你为什么总写基层。那行字底下还有一个眉批，是拿铅笔添的，四个字：似有偏见。他这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他把那一张纸摊在书桌上，用红笔把那一行圈了两圈，两个圈挨得很紧；圈完他把那张纸折成四折，夹进那本抄数据的硬皮本子里，夹在第一页——第一页上记的是第一个学员的名字，和那个县的名字，那两个字他写得很小。夹好以后他把本子放回书架第二层，架上那一格是空的，别的本子都竖着摆，只有这一本是平放的——平放是他自己摆的，摆的时候拿手比了比高度，跟这屋里那几本旧讲义一样齐。
折纸是他第二天早上折的。他在书桌前坐着，把那一张摊开，正面是那一行字，背面是空的；摊了大概有两分钟，他才拿起红笔。圈他画了两圈，两个圈挨得很紧，第二个圈收笔的时候顿了一下，纸上多出一个小疙瘩。他画完把笔搁下，看了一会儿，又把那一页对折一次，折成四折，塞进硬皮本子里，夹在第一页。夹的时候他试了两次：第一次夹得太深，只露出一个角；第二次往外挪了半分，四个角都看得见。夹完他把本子合上，压在砚台底下。那一格本来是空的，压进去以后就不空了。他压本子的时候比了比高度，跟旁边那几本旧讲义齐；比完他把手收回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擦完才去关灯，关灯前又看了一眼那一张。这一回他没有再折第二次，压进去以后也没有再动它。
那个眉批是铅笔添的，四个字，笔画很轻，写的人下笔的时候大约是犹豫过的——“似”字的第一笔收得太急，后面两个字反倒写得慢。他后来把这四个字单独抄在另一张纸上，抄完想了想，在下面添了一行，添的是他自己写的一句话：写基层的人，多半自己是从基层出来的。这一句他没有放进稿子，也没有再给任何人看过；那张纸他夹在硬皮本子的最后几页里，夹得很平。后来眠眠翻本子翻到了那一张，看完没有说话，把本子合上放回去。有一年他把整本硬皮本子从书架上抽下来晒，这一张滑出来掉在地板上。他没有捡，等它自己被风吹到桌脚边才捡起来；捡完把折痕抻平了，抻了两回，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看的是院子那棵树。
公司从六个人做到二十七个，是这两年里最实在的一件事。年前在东岭县签下第二个标段，一个七公里的二级公路改造，路基、排水、涵洞、路面四样活；标段上写明可以联合体投标，签合同时阿望叫了一个人。这人二十九岁，从东岭县最西边那个村出来——阿望没有跟人说过他的姓，只说他是那个村的人。那二十七个人的名单阿望背得下来：十九个在同一个村，一个村带出十九个，这在西北不稀奇；剩下八个是这两年陆陆续续跟过来的，其中三个是邻村的，其中一个是第七天来蹭饭的，一来就不走了。
六个人那一年他记在一张纸上，纸上是一行字：一支队伍，六个人。纸是随手撕的，撕的是笔记本的一页，那一页上原来记的是一段桩号，桩号他抄到别处去了，抄完把这一页撕下来当纸用。六个名字他列在下面，一个一行，六个名字里有三个是同一个村的。他在纸的最下头添了一句：“头一年活少，人多。”这一句他后来没有删，纸也没有扔，夹在那个硬皮本子里，夹在第二页，纸边上还留着撕下来时的那道毛边。他说过一句话：这支队伍是从一张纸开始的。这一张纸他后来拿给过两个人看；看完工程师说可惜，管账的说该裱起来。他说裱起来就压死了，压死了就不能改了。这一行他后来又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抄完对了一遍，对得上。
名册不是一张纸，是三张。第一张是那个村十九个，名字按住址排，一个村分四个片，四个片上各有一名；第二张是邻村三个；第三张是剩下五个。第三张那五个里有一个是第七天来蹭饭的——那天开饭他在工棚门口站着，端了碗就走，谁也没有问他叫什么，吃到第三天他自己搬了张凳子在棚里坐下，从此算一个。名册第一页上头他添了一句：“这一个不算招的，算自己来的。”他后来没有删。那张凳子到如今还搁在棚里，谁也没有搬走。他说过这个蹭饭的：这几年他没有从那个村走过，工程是他自己找上门的；找上门那天他不在本地，是别人把话带到的，他自己上门，前后只来过一回。他说完自己把凳子往边上挪了半寸，挪完把手放在膝上。
他原来在县交通局干了四年。走的时候是前一年冬天，那年一冬他在工路上蹲了七十三天；他后来跟人算过这一笔，说七十三天里他见过三十九起纠纷，调解成了三十一起，剩下八起他一句也没有插上——插不上不是因为他不懂，是因为前六起人家不听他的。他找工作投了八家，五家回了假，两家回了“岗位已满”。最后一封他没投出去，他改了信封寄给阿望的公司，牛皮纸信封上只写了一行字，是阿望的名，姓在前头，名在后头，写得很正；背面用铅笔添了一个地址，地址是他念出来的一个村名。信在传达室躺了二十天。这二十天里有人拆开过一回，看见是个乡下的地址，以为是推销的，照原样封了回去；封的时候用的是传达室自己熬的浆糊，糊得厚，把牛皮纸浸得起了皱。第二十天阿砚才想起来去翻那摞信，翻出来的时候封口已经硬了，是拿小刀割开的，割口很齐。
那七十三天他记的是一个本子，本子上是日子，一行一个日子，后头记一句。那一句多半写的是“三一起”“二起”，也有一行只写着“无事”。到第七十三天他把本子合上，合上以后又翻回来，在后头添了一页，添的是他自己算的那一笔：一冬七十三日，起三十九，调成三十一。剩下八起他在后头点了八个点，八个点底下没有写字。眠眠后来问过他一次那八起是什么，他说：“这个你不懂。”她也没有再问。那一页他自己看过两回，看完仍旧合上，合上以后把本子塞回柜子最下头那一格。那七十三天里有九天他记的是无事；这九天里有六天他是在工路上过的，一个人，一台车，中午在路边吃两个饼。饼是在路口买的，钱是他自己出的。
那七封回信他留着。两张是印好的表格，上面填着字，盖了章；五张是同一台机器印的空表，纸角上的毛边都一样，表格最下头有一栏记的是是否考虑其他岗位，五张纸上这一栏都打了勾，打勾的笔迹一样重，是同一支笔划的。第八封没有寄出去的信他留着那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是一行字，姓在前，名在后，写得很正；背面那行铅笔的地址他后来擦过一次，擦过又照原样描了一遍。他描的时候手很稳，一笔没有抖。这七封他后来没有再翻，信封一直压在硬皮本子最里头。压到后来纸和本子粘在一处，撕开的时候撕坏了一个角，有一寸大。他没有扔，把撕坏的那一角用透明胶贴在信封背面，贴了两次才平。贴平以后他才把本子合上，合上以后没有再打开。
阿望拆开的时候办公室里没有别人。他把信看完，让工程师过来看，那位工程师不认得这个村。他说了一句：这个村我知道。信里夹着一张纸，纸上是一份人员名单，末尾手写着一行：一支队，二十七人，十九台车，机械六台，另有一台压路机是借的。十九台车他列了明细：十四台自有，两台租的，三台挂靠在兄弟队上；那台借的压路机油快见底了，胎面左肩磨偏了三公分。名单底下还压着一张照片，照片是黑白的，边上剪过，剪成方的。照片背面的角上写着一个日期，是前年冬天，写得很小，笔划很轻。
那张照片在信封里是折着的，折成四折，展开有一巴掌大，边上剪过，剪成方的。阿望把它拿到窗前看了很久——办公室里那扇窗朝北，光是散光，得把照片侧过来一点才看得清。照片上是十几个人，站在一排土坯房子前头，墙根底下堆着柴，柴捆得整齐，一律朝着一个方向。背面角上那一行日期他核了一遍，核完说了一句：“这是前年冬天。”她在电话那头问拍的哪儿。他说拍的是村口。他说：“这个村口我认得。”照片他在办公室抽屉里搁了一年多，搁在那一摞旧图纸后头，落了一层灰。后来那张图纸卷走了，照片单独留下来，灰积厚了也没有擦。有人问过他那是几张，他说是一张老照片；再问是哪儿拍的，他说是一个村口。
谈了两回。第一回谈的是他不肯拿股，说要算干股；阿望说算干股可以，账要清，你那二十七个人的工钱不能算在你头上，得先从活钱里走。他想了三昼夜，第二回来的时候把话说定了：拿股。第二回谈完签了字：一张四开的纸，两支笔，一个人按了右手大拇指，印泥是蓝的，按下去抬起来的时候指纹的纹路一点没有糊。阿望出图纸、技术和管理，这一头出活；那二十七个人和那十九台车，归他们。阿望把图纸摊开，翻到桩号那一页，说你回去先叫这二十七个人上来，两个人一组，把这一段再走一遍；走完把有问题的划出来，划多少我不管。这一趟他来回跑了三天，回来说划出来四十一处。
那四十一处是划出来的，划在一张描图纸上。描图纸是工地带回来的那种，上面有印的方格，方格是淡蓝的。他划的时候用的是铅笔，划完在每一处旁边标了桩号，桩号标得很短，只有三四个数字。四十一处里有十七处是排水，有九处是涵洞，有六处是路基，剩下九处他归在一处，写的是“其他”。他把这张描图纸摊在阿望面前，指着其中一处说：“这一段我拿不准，你派人来看。”阿望问为什么拿不准。他说：“这里的土跟别处不一样。”阿望派了两个人去看，看完回来说是土的事，带回来两袋土。一袋是那一段的，一袋是隔壁那一段的；两袋土搁在一起，深浅差得很明显。这一段后来加了两天工期，工期从阿望这边出。这两袋土他一直留着，没有倒，也没有再开。
那张四开的纸签完，他没有立刻走。他坐在那儿又看了三分钟，看的是最下头那一条——这两个数里不含人命钱，出了事先救人后算账。看完他抬头问了一句：“这一条能不能改。”阿望说不能。他说：“那我记住了。”他伸手把桌上的印泥盒挪正了一下，盒盖没有盖紧，蓝色的印泥在盒面上留了一块印子；印泥盒是阿望的，他走的时候顺手把盖子扣上了，扣完用指头压了压。桌上那两支笔他一支也没有动。走的时候他把椅子推回桌边，推得很正，凳腿和桌腿之间的距离是他自己量的。量完他没有说。阿望在他以后坐的那把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坐完自己笑了一下——他量了；他这个人量尺寸是从工地带来的，量什么都量一下。说完他把那把椅子摆回原位。
头两年那一边拿三成，第三年起四成。合同末尾有一条是阿望自己加的：这两个数里不含人命钱——出了事，先救人，后算账。签完阿望请他吃了一顿饭，饭是园里灶上做的，六菜一汤，汤是老鸭的。那顿饭吃得很快，两个人都没有说公事；吃到一半他问了一句：阿总，你当年为什么把被子留下。阿望说，我那年二十二，我不知道那叫留下，我只知道走的时候身上少了一样东西，回来的那一路上空着。后来这件事他谁也没有讲。签完字以后他提出要去一趟那个村。阿望说不必，项目上忙；他说项目上再忙也得去一趟，去看一样东西。第二天他去了，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鞋上全是土。他在车上坐了半个钟头才上楼，上楼前在楼下把鞋底的土磕干净了，磕完才进家门——这一下阿砚是后来才想起来的，这是他从小就有的规矩，进门先掸鞋。阿望问他看什么了。他说看了炕。他说炕还在，塌下去的那个坑让人填平了，填的是新土，填的人手艺不好，填得比原来高；他说他站在门口看了半个钟头，没有进屋，也没有上炕。
那顿饭吃得很快，六菜一汤。汤是老鸭的，盛在一个青花碗里，碗大，盛满以后汤面上浮一层油。饭是添过的，添了两回。两个人都没有说公事。吃到一半阿望把筷子搁下，问了那一句；他问完就低头喝汤，喝了半碗，喝完把碗放下，没有再添。灶上的人上菜上到一半听见了，站在门口没敢进来，等他们吃完才把那盘青菜端上去，青菜已经凉了，他又端回灶上热了一遍。那盘菜最后是阿望一个人吃的，吃完他把碗推到桌角，没有站起来。他在灶前站了大概两分钟，转身出去的时候把灶房门带上了。碗是灶上的人收的，收完又把那剩下的半盘青菜热了一遍；热好他回来又吃了两口，剩下的留在盆里，盆底一层油，凉了以后凝住。这两口是他自己吃的，不是别人让给他吃的。
那天晚上家里人多，话就密。云轻轻问了一句：这个人多大年纪。陆怀庸问了一句：他是哪儿的人。阿望说了县名，没有说村名；说到一半他停住了，把村名也说了出来，说完他自己也顿了一下——那是他八年前背着包走进去的那个村，走进去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替人家把炕扫了一遍，把自己的被子抱上去。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一条被子可以不当被子使。饭桌上一下子没有人接话；云轻轻把手里那半个馒头放下了，陆怀庸想说什么，看了阿望一眼，没有说；眠眠把桌上的转盘转了半圈，转到汤那一格就停了。
陆怀庸那阵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平常在家话最多，那天他把杯子端起来放下，放下又端起来，前后三回。云轻轻手里那半个馒头一直捏着，捏得手指头压出四个白印；后来她把馒头放到桌沿上，馒头滚了一下，被陆怀庸伸手拦住。两个人都没有看对方。谢明薇在旁边看着，什么也没有问——她这一辈子见过太多饭桌上的停顿，知道这种时候一句话都不该接。她只是把面前那碟青菜往云轻轻那边推了推，推到够得着的地方。那半个馒头到散席还留在桌上，谁也没有动它。她后来在门外站了一会儿，把大衣领子往上拢了拢，拢完抬手把额角那道压出来的红印按了按，按完没有用粉补；这一晚上她没有再说一句话。散席以后收拾桌子的人是她自己，她把那只碟子也一并端走了。
过了两分钟他自己揭了这一层。他说那年七月他在这村住了九天，房东家有个孩子，十四岁，暑假天天在那间偏屋里写作业，写的是初中三年的课，写完就翻他的本子看，看完还帮他抄一行数据。他说这个孩子抄字比他慢，可是抄得比他齐；他说他走的那天早上，那孩子把那床被子的每一个补丁都用手指头点过一遍，点完说了一句，阿望哥，被子太旧了。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人，只把那碗汤端起来又放下。那人这才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信阿总当年给我留了一床被子。桌上还是没有人说话。阿望站起来去灶上端菜，走了两步回过头，问了一句：你那年多大。那人说我十四。他说我记的是你家的炕，炕沿是石头砌的，第三个坑往下塌了一指。那人说我记的是那一床被子，被面上有五六块补丁，针脚全朝里。
那顿饭的后半程阿望没有再说话。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把碗里的饭吃完了，又添了半碗，添完吃得比先前慢。散了以后他跟眠眠说过一句：那天他说的那些，是这两年里他头一次在人前说；说完他觉得轻了一点，可也只是一点。眠眠说：“你今天不该说。”他问为什么。她说：“不是不该，是不该在饭桌上说；你要记着他，就记他这个人，别记那一床被子。”他说这个我分得清。她说你分不清。他没有再说。她起身把碗收了，收到那半碗汤的时候停了一下，把汤倒回盆里。盆底已经见不着汤面了；倒完她把盆端到灶房，路上没有洒，搁下以后回头看了一眼饭桌那边，那边正在收拾，没有人说话。灶房里的灯她没有开，摸黑把盆放稳了。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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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8章 三个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