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露那一年蹿得最快。九月开学，侯嫂把他半年前的裤子拿出来比，裤脚卡在小腿中段，她用手指量了量，说：“又长了。”眠眠晚上拿软尺给他量，鞋上一只画一道：“照这个样子，春天得再买两双。”他一天到底要问三遍“我今天能长高吗”，问得人不耐烦，老太太有一天在饭桌上回他：“你把饭吃完，长一寸。”他果然把一碗饭吃得精光，碗底刮得一点不剩。从那以后，侯嫂给他留的菜永远是最厚的那块肉骨头；老太太吃鱼专挑刺少的半边，鱼骨头都留在自己碗里，慢慢地嚼。谢明薇后来量了量，说这孩子半年的个子，抵得上从前两年。开学体检的时候量了一次，校医说照这个势头，明年要重新买书包——书包也长了。
嗓子是从十月里开始变的。起初老师点名让他领读课文，全班都听得出他的调子不对——不是哑，是高不上去。读到句子里最拔高的那一个字，声音卡在那里，然后滑下来，滑成了另一个人的声音。他自己在屋里也听出来了，闭门对着镜子读了两遍，出来的还是那个调。有一回他读着读着停下来，对着镜子里那个人发了一会儿呆，把课本合上了。第二天他跟老师说，读书可以换人；班主任没有立刻答应，只说了句“再试试”。可他心里已经定了一件事：往后点名不举手。有一回老师偏偏点了他的名，他站起来，把那一段读完了，读到最高的地方，声音很轻地劈了一下，全班没有一个人笑——他自己反倒松了口气，回座位以后手心全是汗。
他开始练跳绳。一分钟一百三十几个，是四年级里最好的那个。体育老师把他挑进跳绳队，练到十月底，他已经能跟五年级的孩子一起打半场球了——个子在那一批里最显眼，跑起来像一只刚学会走路的鹿，话不多，叫一声就到。有个五年级的女生在场上把他的名字喊错了，把“白露”喊成“白鹭”，全班笑；他没有恼，捡起球回到位置上，站得笔直，只在下一个球过来的时候多跳了一步，把球砸进了。他那时候还不会打篮球，可是他喜欢追着球跑，跑到喘不上气也不肯停，班主任在办公室提了一句，说这孩子像有用不完的力气。期中以后他当了一次升旗手，个子站得最齐；升旗的时候风大，旗绳一格一格往上收，操场上一片仰着的脸，他站在最前头，忽然觉得站得高这件事有一样好处——底下的人都得抬头看他，抬头的时候，就没人知道他昨天说过什么。
家里对他这半年长出来的一截，也有话说。老太太说：“变声是长成。你爷爷那会儿也是这样，叫他唱一段，他红着脸不唱。”阿砚有一晚在灯下陪他写字，压着他的手把横写平，一笔一画写完一张。白露写着写着忽然抬头：“爸，你小时候也这样吗？”阿砚的笔停了一下，说：“也这样。”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不过你比我强。”白露问哪里强，阿砚没有答，把那张写满的纸推过去，让他自己重看一遍。眠眠那阵子只做一件事：不让家里人在他嗓子没定型的时候逼他唱歌——她见过这个年岁毁掉嗓子的，也见过毁掉了半年都长不回来的。
十月里有一天，家里来照相的。沈园一年一次的全家照，是老太太定的日子，摄影师和灯光都是老熟人，拍完要当场看底片。那天上午在大客厅摆开，老太太坐正中，红封套别在衣襟上，谢明薇和顾清和分坐两侧，云轻轻把林渺让到了中间偏后，林知雾和苏晚晴站在最后。摄影师把人往一块儿叫的时候，还差一个位置没人，侯嫂在人群外面喊：“阿露，过来。”白露走过去，被塞进阿砚和眠眠中间。他个子一高，站进去正好，头顶到父亲的肩——那是全场唯一一张站着比所有人都高的孩子的脸，快门按下去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把下巴收了收。
快门响过三下，摄影师放下相机，笑着对老太太说了句什么，被快门声盖住了半句，老太太身边的人没有听清。散场以后，侯嫂在院子里洗手，一边洗一边对迎出来的谢明薇说：“这孩子，真像他爸年轻那会儿，站着不肯坐。”谢明薇还没答话，白露自己听见了。他站在台阶上没有动，想了想，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听懂了，就把手插进裤子口袋里，摸到那个硬硬的小铁片。他站在那里还想了一会儿：像爸爸——这句话他从小听过半回，说的都是眉眼，说的是脾气，说的是走路的样子；这是头一回有人说他站着的样子，像。当天晚上他翻到柜子最底下那本旧相册，一页一页地找，找到一张，凑到台灯下面看：照片里的人也是这么高，也是这样站着，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垂着，背景是同一棵树。他看了很久，把相册合上，又打开，又看了一遍；那本相册从那以后就没有再放回柜子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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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运动会的班级篮球赛是学校临时加的。四年级只有两个班，凑不满规定的上场人数，跟年级组商量了一下，让四（二）班先把四（一）班缺的两个人补上。白露被推出来的时候正在擦黑板，手上还沾着粉笔灰。他站在场边说了一句“我不会”，体育老师上下看了他一眼，说：“你先上去试试。”他就上去了。那天下午的风是往西的，逆着光，球场边上的白杨影子拖得很长，看台上坐了两三个班的家长，遮阳伞一把一把地撑着。侯嫂本来不来看的，那天是老太太发的话，让她去站一站，她才站在看台最后一排，手里拎着一件外套，看了半场就回去了。
规则是打两节，每节十分钟，中场不停。他记得自己第一次真正站在场上是什么感觉——球到了手里，他忘了往哪儿看，只听见有人在喊“传”，他就把球传了；球又回到手里，他照着以前在院子里看姐姐拍球那样，把球往地上一拍，往前跨一步，往上一送。那一球砸在篮筐前沿上，弹了出来。他后来把这一个动作记了很久，一整节课间都在原地练，练到手腕发酸。练的时候没人看他，他自己跟自己较劲，输了就在心里重来一遍。
场上五个人他最高一个，也是跑得最多、最不会用身体的一个。第一节下来他抢到过一次篮板，抱在怀里愣了一下，往前传，传偏了；球被人从手里掏走一次，他站在原地看着球滚到边线，才转身往回跑。喉咙里像塞了东西，风一吹就疼。第二节他记不清了，只记得自己一直在跑，红土在脚底下软得陷下去半寸，跑一步扬起来一点土，迷着眼。比分越拉越大的时候他还喊了一声“给我”，喊完球没来。有一回他在篮下转身慢了一步，被人从背后轻轻拍了一下肩，那一下不重，可他愣了两秒才继续往前。中场休息他坐在台阶上，把校服脱下来拧了拧，拧出来的水是灰红色的，他看了一会儿，拧干了又穿上。
最后一节还剩两分多钟，教练把场上的人换了下来，只留一个，投三分的，投完就下。白露站在场边，看不太清场上，只看得见红土上一片跑动的脚，还有球一下一下地弹起来。终场哨响，他们输了二十一分。回教室的路上，同桌问他下学期还打不打，他说打。同桌说今天你有一个好球，他说没有。回到座位上他把水喝光了，杯底一滴没剩，那点凉压不住嗓子里那股热；他把空杯子捏在手里捏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放下。
他自己一个人留在了操场。天开始暗了，风比白天凉，吹在汗湿的后背上，凉得发紧。球场上散着七八个球，哨子在看台底下的箱子里，别的孩子都走光了，只剩下远处跑道上还有两个人在练压腿。他从东头开始捡，一个一个抱到场地中间，跑到最远处再抱回来。抱到第五个的时候他已经跑不动了，就抱着走，走一段歇一下，再走；两个球夹在腋下走路，颠得慌，就改成一只手一个。红土上的球滚得没有声音，圆圆的，橙色的那只滚到台阶下就再也不动了。天一点点沉下来，最后一线光从他脚边退掉，操场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光是黄的，落在红土上像旧了一层。
阿望在东边看台边上坐了一下午。那天他没有课，是自己跑来的，来的时候还买了两瓶水。球一过中线他就站起来喊，喊“回防”，喊“传”，喊“白露”，喊到嗓子发木，喊到声音变成一团没有形状的气；旁边看球的人后来都说，那天有个高年级的男生在场边喊了整场。中间有一阵他坐了下去，坐了大概十秒，又站起来。灯亮以后，白露抱着最后两个球从西头走过来，先看见的是他的影子——站在看台边上，被灯拉得老长，投在红土上一动不动。他走过去把球放进网兜，回头问：“你怎么不说话。”阿望张嘴，没有声音出来，只把手指了指自己的喉咙。白露把书包带往上提了提，说：“哑了就哑了。”停了一下，他又说，“下回你别喊了，你替我拿衣服就行。”阿望摇头，摇得很用力。白露就笑了，笑完往校门口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站在原地等，等他跟上来。
那天晚上白露在饭桌上把球赛讲了一遍，讲到自己那个砸在筐沿上的球，讲到输二十一分，讲到最后谁都没有再说话。眠眠只问了一句：“下学期还打吗？”他说打。眠眠说：“那就先把两条胳膊练出来，个子不是本钱。”老太太在对面听着，忽然说：“今天那一场，输了也该有人夸一句。”白露问夸谁，老太太没有说破，只把碗里的豆腐夹了一块给他。回屋以后白露坐在桌前，把那场比赛从头想了一遍；他想的不是输赢，是场边那个喊了一整场、后来再也喊不出声的人。这个他谁也没有说。
后来有人提起那天，阿望自己说，嗓子里那时候已经一点声音都没有了。他记得球在红土上滚起来，自己张嘴，喊不出声；他也记得他就那样站着，一直站到操场那头所有的灯全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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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件事是从一件很小的事开始的。开学后不久的一个午后，她去教务处交表，那条连廊上人不多，风把校服袖子吹起来一截，她放下袖子，抬眼，看见楼梯拐角站着一个人——隔着半个走廊，看不清是哪个班的，也没有动。她没有多想，只当是等人。第二天同一个时辰，同一个拐角，那儿又站着一个人。第三天她特意走慢了一点，走到拐角去看，拐角空着，只有一片从窗子照进来的光落在地上，被风推着挪。往后的半个月，她渐渐发现了一件事：她从教室走到水房，从水房走到操场，从操场走回教室，总有那么一段路上，有一道目光是跟着她的；她一回头，那道目光就移开了。
她开始留意，留意得毫无道理。上课时她只要把腰挺直一点，后背就有一阵极轻的、不说话的压力；她举手回答问题，教室里几十双眼睛她分得出来哪一双是好奇的，哪一双是没有的；晚自习做题的时候，笔尖在纸上停一下，右边那半张桌子上，翻页的声音会跟着停一下。这些全是小事，小事凑在一处，就成了一件事；一件事不成其为一件事，却也不再是小事。她试着把它当小事去过：照常上课，照常吃饭，照常在错题本上抄到手指发僵；可是每一回一回头，那道目光又落回来，落在她后颈上，落下就挪开。
石头说：“你最近老回头。”她问怎么讲。石头掰着手指头数：“礼拜三在食堂你回头了，礼拜四在楼梯上又回头了，礼拜五在操场上你还回头。”他数得很实在，“我们班没几个人老回头。”小满不接话。石头想了想，又补了一句：“反正也没人笑话你，回头又不犯法。”她还是没说话，可那天她自己也数了数——一周，她一共回了十七次头。
那几天她心里是乱的，不是慌。像手里端着一只碗，碗底还剩一点水，走一步晃一下，走一步又晃一下。回家进门，她在门厅站了两秒才把书包换到另一只手上。吃饭的时候老太太问她学校的事，她答了；阿望问她一道题，她也答了；白露在桌子那头嚷着一块排骨，她给他夹了一块。饭散了她一个人上楼，走到第三级台阶停住，站了一会儿，又接着走。她其实想问一个人——想问得极小心，小心到只剩下壳：她想问“有没有人找过我”，又想问“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对”；两句话都说不出口，因为任何一句问出去，都得有一个答案接着。她也想过把这事跟石头说一说，话到嘴边又咽了——石头会当真，会替她数，会记在那页纸上；她不要别人记这一样。
周末阿砚从外地回来得早，在院子里站着看了她一眼，只说一句：“瘦了。”她“嗯”了一声，转身帮侯嫂端菜。饭后父女两个在书房门口说了两句话，她问周末还有没有会。阿砚说有一个。她就回屋了。回屋以后她坐在桌前把那句话又想了一遍：有人一直在看着她。想到最后还是没有想出该怎么办，就把错题本翻开，抄了半页题，抄完洗手上床。
她没有跟眠眠说。倒不是怕，是她想不出该从哪里说起——说有人看她？看她的人也许是严初，也许是别班的，也许是她自己认错了人，也许根本什么都不是。她一旦说出口，就得有个答案；她没有答案。她试过把这件事拆开来看：拆到“有人站在拐角”这一层，就拆不动了；再往里，拆出来的是好几种可能，好几种可能里又有好几种她自己的错。她最不肯认的，是最后那一种。可她到底也想到了另一层：如果那个人真的在拐角等过她，那么他也是一个人站在那里，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这么一想，她心里那点慌淡了一层，可另外一样东西升了上来，比慌更难受——她想不出自己该做什么。
那天晚上她把台灯拧亮了一点，翻开了从初一起记的那本日记本。硬壳的，封面磨得起了毛；里面夹着两张不该夹的东西——那是前些日子那两份检讨，她把它们叠在一起夹了进去，压得平平整整，纸边和纸边对齐，一丝褶子也没有。她翻到最新一页，那一页只记了一行日期，后面整页是空的。笔尖落下去之前，她先想起白天那道落在后颈上的目光，想起它落下就挪开的那一下；然后她落笔，只写了一句话，写得比自己平常的字小一号，小到自己要看第二遍才认得出：有人一直在看着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写完她看了很久。屋里静得能听见院子里水管滴水的声音，一滴，一滴。她抬手把那一页撕了下来，对折，再对折，压在书桌那只玻璃杯底下——那杯子早上装的是温水，此刻空了。日记本摊在桌上，翻到下一页，那一页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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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八那天，园子里的梧桐落了一地，踩上去脆生生的。上午十点，年级把期中成绩贴在教学楼下的公示栏上，围了半廊的孩子。小满挤到第二行，看见了自己的名字：总分第二。第一是严初，两个分数挨在一起，差半分。班主任在讲台上念名次，念到第二的时候停了一下：“沈满，最后一道大题，过程再抄一遍给大家看。”她站起来走到黑板前，粉笔捏在手里，一道一步，一步一数；写到第三步，她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声音。抄完她转过身，严初坐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正低头看自己的草稿纸——那道大题他写满了两页，字小，行距比旁人的密，纸角压在桌沿底下，只露出半行。石头从后头挤过来，压着嗓子说：“就半分。”小满没答话，回座位时看了严初一眼。严初把草稿纸撕下来搁在她桌角，又把铅笔递过来，只说一句：“你括号里少写了一个条件。”说完他就低头去看下一本书，笔尖在纸上走得很快。这半年多，他给她的草稿纸已经积了一叠，纸角都磨圆了。她把那张纸夹进错题本，夹得很平。
放学时侯嫂在校门口等着，车后座上摊着一张纸——班主任让带的《三年目标确认表》，期中考完交回，家长签字盖章。表上填了一半：目前名次那一栏是她自己写的，笔迹很稳；再往后，目标是三年后去哪儿，家长意见，还空着。只有“目标”那一格，她用铅笔点了一个极小的点，标出该填的地方——这一格她要回家想一夜，不想在学校里想。车上还有两张：一张是阿望的，六年级也发了一张小升初目标确认表，班主任在班级群里说了句“下周要交”，阿望就塞进了书包；还有一张是白露的，四年级不用填学校，只让写一句愿望，那张纸被他一路压在书包最底下，边角已经揉皱了。
晚饭是侯嫂炖的萝卜牛腩，萝卜切成滚刀，炖得起了沙；又添一盘桂花糖藕，切得极薄，淋了桂花蜜。老太太坐上首，老花镜架在鼻梁上，先问名次。小满说：“第二。”老太太“嗯”了一声：“第一是谁？”小满说：“我同桌。”老太太把筷子放下：“那你记着他，也问问自己——那半分丢在哪一步。”她又转向阿望：“你呢？”阿望把碗里的牛肉嚼完咽下去，才说：“六年级了。”老太太看着他：“六年级是要往里挤的时候。挤不进去，也得把身子长结实。”白露这时候已经把那张皱纸举起来了：“太奶奶，我写了！”老太太接过去，老花镜往下压了压，一字一句念：“我——要——跟——哥——哥——姐——姐——一——样。”满桌都笑了，云轻轻笑得直拍桌子：“这孩子，字都不利索，还想当双胞胎！”老太太没有笑，她把纸抚平了递回去：“愿望要留个日子。明年九月，你再念给太奶奶听一回，看看自己长高了多少。”
阿望那张表是饭后在花厅桌上填的。他把笔捏得很紧，写到“目标学校”那一栏，抬头看了一眼窗边的小满，又低下头，一笔一画写了三个字，写完把纸推给陆怀庸。陆怀庸拿起来一看，眉头就拧起来：“这所？不在我给你划的那几个里头。”他把纸推回去，语气不重，话里却全是意见，“阿望，我不是舍不得那点学费。这所学校这些年出来的孩子我看过，能走出来的少。爸爸给你挑的那几所，出来的人脉、路子，不是这一所能比的。”阿望坐着没动，过了好一会儿才说：“爸，我自己去考。”陆怀庸看着他。云轻轻急着插话：“孩子有孩子的想法——”阿砚这时才从文件堆里抬起头：“怀庸，他自己考进去的，跟你送进去的，往后不是一件事。”陆怀庸张了张嘴，没再说下去。阿望把表推到小满面前：“姐，家长意见你替我写。”小满没有推。她想了想，在那一栏里落下两行：“目标是他自己定的，路也该他自己走；替别人签下的名字，我不签。”阿砚接过来看过，在下面添了一句：“家里不干涉。”他搁下笔，看了看对面那个男孩一眼，“但你记着你妈那句‘我这个人脾气急’——往后那既护着你，也替你担着名头。”阿望把表收了，收得很慢。
夜里老太太让人把旧黄历账本取来。小满那张表也摊在灯下，“目标”那一栏里已经填上了：外省一个小城的名字，笔画写得很重，最后一横按得纸都起了毛。眠眠把台灯挪过去，翻开账本这一页空白，提起笔。屋里只剩笔尖擦纸的声音。老太太坐在旁边，指挥她写：“就写：十月十八，小满定下三年目标。”眠眠落笔，写到“目标”两个字，老太太又说：“把地方也记上。记了地名，账才认得出门。”眠眠问了句：“奶奶，阿望的也记？”老太太点头：“一家子的事，一页都别落下。往后阿露的、渺渺的，还有江照……”她说到这儿顿住了，把话头收回去，改口道，“还有往后的。”眠眠的笔停了半秒，没有追，只在那一行下面又添了里程，写完念给老太太听。老太太听完，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说了一句：“远一点好。远，才有自己的路。”阿砚从书房过来，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眠眠抬头，正迎上他的目光。他没进来，只在门框上敲了两下，转身走了；临走他对眠眠说：“写细些。将来阿露翻这本子，得看得懂你写字的时候，是什么脸色。”
回到自己屋，眠眠才发现小满的房门虚掩着。那只绿布面的硬壳本摊在书桌上——老太太给的，边角包了铜，纸比外头买的厚，翻起来沙沙地响。表格填完了，往下还有一行字，是小满的笔迹，写得很慢，一笔一顿：
“沈满。三年后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那里没有人听过我的名字——我要自己重新念一遍。念完了，我要走学医的路。”
眠眠站在门口看着那一行字，愣了很久。屋里只剩台灯的电流声。她想起自己十七岁那年也有一只一模一样的硬壳本，也是绿布面、包铜角；她也曾在某一页写过差不多的一行字。那本子后来既没交出去，也没扔，就搁在柜子顶上那一格，二十年没有动过。她抬手扶住门框，忽然明白了一件从前没有明白的事：这一句话，她自己当年没走成的路，她女儿要替她从头走一遍。她没有推门进去，也没有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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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这天上午，一院的楼道里飘着一股消毒水味。江照把上午那场合规评审会开完，最后一页材料还没合上，胃里忽然一翻，她按住桌沿站起来，快步进了走廊尽头的洗手间。出来的时候脸白得没有血色，手里攥着一团揉皱的纸巾。顾屿川送完投资方下楼，一眼看见她坐在廊下的长椅上，背挺得很直，像在等谁。他走过去想问一句，嘴刚张开，手里的文件袋先落了地，散了一地纸。他蹲下去收，收到一半又站起来，先打给陆怀庸——关机；再打给程遇——在开会；打到第三个才拨通眠眠的号码，那头只说了半句“在门诊”，就听见他慌得不成句：“你嫂子她——”
他没说完。眠眠已经下楼了，白大褂搭在臂弯里，走得不快不慢。她把江照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只问了一句：“最近早上是不是一吃就犯恶心。”江照抬头看她，愣了愣：“三天了。我当是胃。”顾屿川在旁边直摆手：“我们昨天吃过一家新开的——”眠眠打断他：“别猜了。抽两管血，再做个超声，报告出来再说。”她转头跟江照说，“去抽血之前别自己吓自己。真是那样，是喜事；不是，也不过白跑一趟。”顾屿川张了张嘴，一个大人站在两个女人中间，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眠眠看他一眼：“你去交费，别在这站着挡风。”
检验科上午十一点把报告送过来，眠眠拿着单子上楼，先给顾家去了电话，又在护士站借了一间小会议室，把两个人叫进去。她把单子摊在桌上，念得很慢：血里那一栏的数值高得让人心里一沉，又让人心里一热；超声报告上写着宫内孕囊、可见胎心搏动，胎芽大小与周数相符，六周零几天。眠眠把两样都放下，说：“都在该在的地方，都在长。接下来三个月最要紧的三件事：别熬夜，别把自己累着，别一个人硬扛；吃得下就吃，吃不下也别硬塞，闻不得味就换个环境。反应大是常事，真吐得厉害、吐出血来，立刻回一院，别等。”江照点了点头，又问：“我手上三件在办的事……”眠眠看着她：“你是做合规的，你的规矩我信得过。列一张交接清单，谁接、什么时候接，一行一行写明白，比你熬三个通宵有用。”江照笑了一下：“嫂子，我这脑子现在只剩一半了。”眠眠说：“剩一半正好，够用。”
消息是顾屿川先憋不住的。他从医院出来，站在台阶上把电话打了一路，先打给陆怀庸：“有了——”两个字说完就红了眼眶；再打回家里，侯嫂接的，转进去只听见老太太说了一句“沉住气”，他就站在院子里，把手机换了只手。天擦黑，一家人到了沈园。饭桌上老太太刚撂下筷子，江照就站了起来，站得笔直，把话说完了：“奶奶，我有了。”满桌先静了半秒。老太太手里的茶杯慢慢放回桌上，放得很轻；谢明薇手里的筷子悬住，眼圈一下就红了；云轻轻尖叫了一声，被陆怀庸在桌下按住了手；顾清和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什么也没说；温静姝坐在旁边，慢慢地把手覆在江照的手背上。老太太的目光往下落了一寸，落在江照手腕上那枚并排系着的梅花锁片上——那是当年她从太爷爷那条老银链子上拆下来的扣子，刻着一朵梅花，如今跟顾家外婆传下来的素圈挂在一处。她看了半晌，才抬眼。江照还要往下说，老太太抬手止住她：“别站着，坐下。怀了孩子的人，头一件是坐下。”她转头对侯嫂说：“把腊八那锅汤改成鲫鱼汤，从明天起早晚各一碗。”又对顾屿川说：“你坐下。你现在这样站着，晃得我眼晕。”
散席以后，眠眠记账。那本旧黄历账本翻开在长桌一角，她提笔写下一行：“立冬，江照有喜。”写完念给老太太听。老太太把老花镜戴上，看了很久，哑声道：“好。添一口人。”停了一下又说，“记上。”她这一声“记上”，是说给全桌人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这一家子的账，从“又添一口人”到今天这一行，已经添了许多口。眠眠在那一行底下又添了一句：满月办酒，名字请老先生起。江照看着那行字，眼圈一红：“嫂子，这也要记？”眠眠把笔搁下：“咱们家的大事，都在纸上。”
顾家那头，是温静姝拉着江照的手不肯放的。温静姝问的不是别的，问的是：“我这个病，会不会挪到江照身上？”眠眠在旁答得很实在：“肺上的毛病，多半是自己得的，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肺也不是天生长坏的，是好好一件事一件事守出来的。江照的肺一直干净，每年体检都挑不出毛病；怀着这一程，按季度做一次常规复查就行，比别人多留心，别人少受罪。”温静姝这才点头。另一边，顾清和把老花镜摘下来搁在桌上，只说了一句：“明天我陪你们去建册。”江照笑：“爸，您别请假，您是顾问。”顾清和说：“顾问也得排队。”屋里的人都笑了。临走前江照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悄悄对眠眠说：“嫂子，我有点怕。”眠眠想了想，说：“我第一次上台子之前，在更衣室里坐了二十分钟，怕得手心全是汗。你今天怕，是知道自己要负责了——这样的怕，是好的。”江照点点头，又小声问：“哥呢？”眠眠朝楼下看了一眼：“你哥在车上，转了两圈才敢开回来。”
夜里，老太太让眠眠把账本搬到她屋里来，又把族谱的匣子也抱来，打开放在手边。台灯挪到窗下，拐杖靠在床沿，老太太盘腿坐着，两只手搁在膝上，一样一样地数：“添了人，头一样是报喜，家里人知道了才算数；第二样，三个月里不挪床、不动土；第三样，名字要请老先生起，起好了写进族谱；第四样，满月办酒，酒桌上有长辈坐主位；第五样，满月那日银锁开一回，就开一回；第六样，六个月添辅食；第七样，三岁传铃。”她数得慢，一只一只手指点过去，数完了又从头数了一遍，像怕自己漏了什么。眠眠在旁边听着，听到“第五样”，手不自觉地按住了怀里那只紫檀匣子——那枚缀着铜铃的银锁，是老太太当年亲手交到她手上的，白露出生那夜锁过一回平安，老太太说过：等阿露长大娶媳妇那天再给他。顾屿川与江照这一回，是要往下一辈去了。老太太像是知道她在想什么，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慢慢道：“这一样，老太太不着急。等孩子落地了、满月了，才开。规矩是规矩，人是人——锁链一环扣一环，断一环才散一家人；可也不能提前松那一环。”她停了停，抬眼看了看窗外那棵老银杏，又补了一句：“你看那树，今年结了一树的果。渺渺答应替我数一数，一个一个数，不许蒙。规矩也一样：数清了，才算数。”末了她把账本合上，“名字，你们自己起。老太太只管记。”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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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2章 少年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