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的第二个星期，陆既望给自己定了一张表：游泳、练弓、看书，一样都不许落下。上午十点，池边的太阳已经把水泥地烤得发烫，他一趟一趟游到对岸，前三趟总是差半米，第四趟终于把手指搭上池壁，湿漉漉地翻上来，趴在瓷砖上大口喘气。云轻轻在旁边给他剖一个冰过的西瓜，笑着问：“怎么样，游到了？”阿望把脸埋进胳膊里，闷声道：“游到了。”他要的不是快，是那一段自己数着数、一点一点挪过去的路。池边有小孩哭，有大人隔着一排泳帽喊名字，蝉在树上一声接一声地叫，池水被太阳晒得有一股淡淡的温味。阿望歇够了，掰下一块西瓜，把最红的那一勺往妈妈那边递了递——这已经成了他的规矩，最后一块，先递出去。
隔一天，他仍旧去弓术场馆。教练把记录表递回来，上头记得比他自己还细：多少箭上靶，多少箭脱靶，几次撒手不稳，几次等口令。阿望趴在长凳上看了半天，忽然问：“教练，脱靶的也要记？”教练点头：“练了就得记。只记好的，回去会以为自己每次都行。”阿望想了想，把表折好塞进书包。他如今已经能自己站上站立线了，拉弓慢，放手稳，箭不一定听他的，但他知道顺序不能反：人先站稳，肩才稳，箭才走得远。
星期五清早五点半，天还压着一层青灰，陆怀庸就把他从床上拎起来了。片场在城郊，六点不到，灯架已经立好，几十号人等着开工。阿望跟在爸爸身后，怀里揣着两个鸡蛋灌饼，一路听见有人喊“陆总”“陆老师”，心里又新鲜又有点怯。监视器前围着一圈人，盒饭摞在木箱上，热气一缕一缕往上冒；场记蹲在地上记镜头号；有个叔叔对着对讲机一遍遍念：“三号车往前，两米，停。”阿望看呆了。他从前只知道爸爸的工作是“拍戏”，如今才明白，那是一屋子的东西同时要按规矩挪动——机器不动，人得动；人不齐，机器不许开。
争执就出在这天上午。副导演说这场医院走廊的戏得抢在午后光好的时候拍，美术组已经把道具摆好，租来的监护仪也接上了电，只等摄影一开机。副导演催陆怀庸：“机器不等人，陆总。”陆怀庸站在监视器前没动，说：“站位不对，监护仪的线压在人身上，病人一翻身就露馅。这样的镜头，我们去年跟院方商量过规矩：道具、站位、动作，得等看过的人点头再开机。”副导演把帽子往后一推：“戏是戏，不是真的。”陆怀庸的声音低下去，却一句比一句稳：“正因为不是真的，才更不能乱来。规矩定下来一年，就不许今天挪一寸。”云轻轻站在两步外，没有插嘴，只把那卷改过的方案单抽出来，转身去请院里的医疗顾问。
阿望在监视器后头看得心跳得厉害。他第一次知道爸爸也会用那样的声音说话——不吼，不骂，可每一句都把人钉在原地。等顾问从走廊那头过来，翻着图纸改了两处道具的位置，副导演盯着图看了半天，忽然一拍大腿：“行，我等。”开机的时候，那台租来的监护仪已经挪到床的里侧，线顺着手背走，再也压不到人。阿望悄悄扯了扯爸爸的衣角：“他会不会生气？”陆怀庸蹲下来，替他把衣领翻正，道：“生气当然会。可他自己把东西改对了，就还得谢他。”阿望把这句话记住了，记在心里，也记在了本子上。
回家那天，暑气还没散，廊下切了一大盘西瓜，侯嫂又端来一钵冰过的绿豆汤。小满刚合上作业本，说今天不想写；白露已经把最大那一块拖到自己跟前，两只手按着，谁也别想动。眼见的就要吵起来，阿望把书包一放，绕到两人中间，很认真地说：“一个一个说。白露，你先说。”两个孩子都愣住了。半年的片子不是白看的，这个四年级男孩学着片场上的样子，把话说得又慢又稳：“姐姐先看见的，可这是家里的瓜，不是剧组的东西。白露一半，姐姐一半；吃完再拿，规矩是排队，不是抢。”小满看了他一眼，把瓜推过去一半。白露也学着哥哥的样子，把自己那半块里最甜的一勺挖进小碗，端到姐姐面前。
晚上洗澡前，阿望把训练记录和今天的事一并记进本子，字写得很大，一笔一划，末了一行题着：陆既望，帮家里讲了一回和。眠眠来收晾好的衣服，站在门口看了两眼，问他：“今天在片场，看懂什么了？”阿望想了想，说：“看不清的时候别喊，要问。”眠眠笑着把他头上那撮翘起来的头发按下去：“这一句值了。”她转身要走，阿望又叫住她：“妈妈，白露的作业本，第一页还是空的。”眠眠回头望了一眼廊下正抱着西瓜往弟弟嘴边塞的那个小人儿，轻声道：“三十天，你猜他几天能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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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第二十天的下午，沈白露的暑假作业本摊在餐桌上，第一页仍旧是空的。倒不是他淘气，是真提不起劲。上午他和阿望蹲在院子里用吸管吹蚂蚁洞，把一条搬着饭粒的蚂蚁“请”到墙角；午后趴在凉席上看蚂蚁打架，看得入了迷；日头偏西，才想起作业这回事，跑到书房又不知道从哪一行写起。二年级的下学期早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得飞快，可一坐到桌前，整个人就沉下去了。眠眠记得他两岁半那年生日，也是一样的情形：蛋糕摆好了，蜡烛插上了，他坐在椅子上，半天不肯吹那口气，末了还小声说，妈妈，我今天不想过。
那本作业其实并不重。老师在假期前讲得很清楚：每天一页读读背背，二百字就好，写满二十七天。难的不是量，是那个“开头的十分钟”。头十分钟一过，笔就自己往前走了；头十分钟一过不去，人就像被谁按住了。眠眠不替他写，也不催他。她把规矩重新定了一遍：每天上午只写一段，写完就出去玩，谁也不许加。她坐在对面，面前摊着自己的门诊记录，母子两个一人一张桌子，谁也不看谁。头三天，白露一共写了七行，每一行都要先把笔在纸上顿三下才落下去。
第四天，眠眠换了法子。她把一张小纸条贴在他桌角，纸上是他自己前一天写的那几个字，写得歪，压着格子边。她只说一句：“你昨天写出过这个字。”白露看着那张纸，愣了半天，忽然把铅笔握紧了——那是他自己的字，不是别人的字；那一行既然昨天能写出来，今天就也能写。写那一段的时候，他嘴里小声念着，写三个字停一下，写三个字又停一下，末了一个字落下，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把铅笔往桌上一放，仿佛卸下了一副挑了一整个假期的担子。眠眠没有夸他，只把那张小纸条挪到他本子的封面上，贴正了。
周末阿砚回来，也做了一点功课。他先看白露的本子，只翻了两页就合上，把阿望那本射箭记录要过来，两样并排放在餐桌上，问白露：“哥哥的本子上，脱靶的记了几次？”白露答：“好多次。”阿砚点头：“记下来难的那几次，才有用。你今天写了几行？”白露说：“二十二行。”阿砚道：“不错。姐姐七月的第一周，每天二十行，你今天一口气写了二十二行——这就是你的本事。”白露原本低着头，听见这句，眼睛忽然亮了，脚下意识地在地上蹭了两下。谢明薇在旁边削一只梨，笑着把这一个功劳揽了一半过去：“我们家露露，是要在暑假最后几天赶工的。”
老太太也来凑热闹。她听说白露的暑假作业是二十七行，便让侯嫂把那本旧黄历账本取来，翻到后头空白的地方，替小孙子记起流水来：一行字，题一个日子，只记写了几行，不记写得如何。她坐在廊下，眯着眼，一天一天往上添。头几日她不吭声，只添数字；到第十来天，白露写完一段出来，看见太奶奶正把“十九”那一格描粗了一点，撅着嘴道：“太奶奶，你记我的，我也要记你的。”老太太笑着把账本推过去：“那你也记。”白露便认认真真在页边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蒲扇，权当签字。老太太看着那把蒲扇，仰头对眠眠道：“你看，规矩这东西，得两个人守才牢。”
那半个月里，白露的日子有了新的节奏。上午写一段，下午跟阿望去泳池，去弓术场馆看哥哥练靶，或者被小满抓去给她新买的初中笔记本贴标签——小满已经在为初中的本子做记号了，用的是一小卷彩纸，一本一本贴过去，贴得极认真。傍晚一家人吃饭，饭桌上不许提作业，只有老太太偶尔问一句“今天写了几行”，白露便把手指头竖起来比一比，比完又缩回去，仿佛那是个了不起的秘密。二十七天的作业，最后一行落下去的时候，园子里的蝉已经稀了，声儿不再那么密，一阵一阵地歇。他把铅笔往桌上一放，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很郑重地对眠眠宣布：“明年我一定写得比今年快。”眠眠笑了，说：“好，那明年妈妈就少坐十分钟。”
那天晚上睡前，白露赤着脚跑到妈妈房里，站在床边不肯躺下。屋外的蝉叫得正响，廊下的灯刚关，花园里只剩蒲扇的风一下一下。眠眠替他拉平被角，问他还有什么事，白露却先看了看门口，才小声问：“妈妈，为什么姐姐不用写暑假作业？”眠眠愣了一下，还没答，白露又补了一句：“她连本子都没有。”他说完这句，眼睛亮亮地等着，像在等一个早就想好的答案。楼下忽然传来老太太中气十足的喊：“吃饭啦——凉了就不好吃了！”白露一下子跳下床，趿拉着鞋跑出去，跑到楼梯口又回头喊：“妈妈你快点！”眠眠站在原地，替他把落在床上的那支铅笔捡起来，捏在手里，很久没有动。她忽然明白，儿子问的从来不是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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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园的夏夜是从蝉声里开始的。头一阵热浪过去，老银杏的树冠才敢慢慢舒开，树下便摆开三张竹躺椅、一张凉席，侯嫂把井水湃过的西瓜一筐一筐抬出来，刀落下去，脆响一声，凉气就跟着漫出来。老太太被眠眠扶到树底下坐好，紫檀拐杖靠在椅背上，膝上搭一条旧毛巾，手边一只粗瓷碗，碗里是煮得烂稠的绿豆汤。月亮还没有上来，园子里各处亮着几盏矮灯，光是黄的，把人影拉到墙上，随着蒲扇一下一下地晃。
牌局是阿望摆起来的。他从屋里翻出一副旧纸牌，洗了三遍，摊在席上，教小满和白露玩“三张牌比大小”——每人摸三张，一轮一轮出，谁手里的牌最大谁就赢。赌注不大：一把蒲扇、两串荔枝、一只阿望练弓用剩的旧护腕。白露的牌运不好，摸到一张最小的便要哭，阿望便替他数：“你手上一张小的，可他也有小的；你先出小的，他还得出一张更大的；你出一张中不溜的，他要是没有大的，就得扔掉他最大的。”白露听得似懂非懂，却记住了那句“出一张中不溜的”，一连赢了两把，得意得把牌往怀里搂。阿砚坐在一旁的藤椅上看着，对眠眠道：“你儿子教得比他姐姐好，两年前他在这个位子上哭鼻子。”眠眠把剥好的荔枝放进他掌心：“那是两年前。现在他不肯输了。”
夫妻两个的说话声压得很低，只够彼此听见。阿砚这半个月睡得晚，白天在青禾连着开会，桌上一摞摞的文件，回来还要把白天没说完的接上。眠眠问他对方那边到底有多难，他只说：“难的不是他们肯不肯低头，是他们不肯认自己在同一张桌子上。”眠眠把手搭在他手背上：“你信时间？”阿砚想了一会儿，说：“我不信天，我信账。账是不会替人说话的东西。”他没有再往下说，眠眠也没有问。有些事两个人心里都有数，不必在月下说破。蝉声一浪一浪地推过来，廊下阿望在教两个孩子出牌，白露终于把两张牌拍在席上，小满笑着去接。
夜过了一小半，老太太忽然开口，要人把灯往她那边挪一挪。她讲古讲了一辈子，从前讲的都是短的、热闹的，那天夜里却讲得慢，讲到沈家许多年前的一段旧事。她说那时候族里出过事，冬日里夭了一个孩子，义庄的门冷得像冰窖，热粥得一天熬三次。她说我那时候刚进这个门，是家里媳妇里最小的一个，袖子挽到肘上，蹲在门口给孩子灌过药，也给人洗过脸。她说族里出了田，养一个孩子念书，一年几担米，谁也不许说不。讲到铁皮小货车时，屋里的人都安静了。她说那车是攒了大半年才买的，漆掉了一半照样开，跑一趟就是三天，油钱都不够，可车斗能装粮。讲到沈鹤鸣时，眠眠的手在膝上顿住了。
老太太的声音一点一点低下去，蒲扇从手里滑到膝上，又滑到席上。她睡着了。紫檀拐杖歪在椅背边，老怀表搁在凉席的一角，秒针还在走。孩子们也慢慢不吵了，小满把手里最后两张牌轻轻扣在席上；阿望替白露把西瓜籽拢成一小堆。眠眠起身，把外婆搭在臂弯里的手挪到膝上，起身去里屋取那只旧木匣——匣子还在她屋里的抽屉深处，锁扣擦得发亮，铜铃躺在银锁边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她把银锁取出来，蹲在老太太身边，用袖口替她把腕上的汗擦干。老太太的脖子上还挂着那枚锁，锁身温温的，磨得极亮。她把锁摘下来，正要放回匣子，忽然停住了。
“奶奶。”眠眠低声唤。老太太没有醒，只在睡梦里“嗯”了一声，眉头轻轻一动，五指却收紧了，把那枚银锁整个攥进掌心里——攥得那样紧，指节都发了白，像攥着一件再松手就没有了的要紧东西。眠眠不敢再动，只把蒲扇捡起来，轻轻替老太太扇。扇出来的是那点微温的风，一扇，两扇。忽然，她看见锁背那道细细的划痕里，夹着一点纸屑——极小的一角，颜色是发黄的，边上还有一丝像是烧过的焦黑。她屏住气，用指甲尖极慢极慢地挑出来，摊在掌心。纸角上只有一个字的一半，认得出是个“鹤”字的左半边，再没有别的。眠眠捏着这一小片纸，抬眼看向睡着的老人家，一句话也不敢问出口。
夜深了，蝉声也落下去一层。园子里只剩蚊香在廊下轻轻地响，还有老怀表一秒一秒地走。阿望抱着弟弟在树根边打盹，小满靠着躺椅打盹，眠眠替老太太把凉席的四角掖好，又把那片小纸角夹进了自己的记事本里。灯又矮了一档，园子里静得只听见一家人呼吸。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掌心，忽然明白这一夜里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可她心里知道，从明天起，有些话她是非要问出口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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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眠眠把那片从银锁划痕里挑出来的黄纸角，端端正正摆在老太太的竹案上。纸角只有半个指甲盖大，焦边的黑还在，上头那半个“鹤”字淡得几乎要看不见。老太太拄着紫檀拐杖在案边坐下，看了很久，没有先看纸，先看那把搭在案角的蒲扇。扇面是蒲草一根一根编起来的，边上有一块补，颜色比别处深，针脚细得几乎看不出。老太太伸手把扇子拿起来，摊在膝上，掌心顺着编纹慢慢抹过去。
“这不是一把寻常扇子。”她终于开口，声音比昨夜清亮了些，“是我二十岁上，带进这个门的。”眠眠在她对面坐下。老太太说，嫁过来那年夏天正热，娘家给的陪嫁不多，一把扇子、两身衣裳、一只小木匣，全在里面。她道：“那时候的扇子不兴花哨，编得厚实，扇出来是实打实的风。我一路扇进这道门，扇了半辈子，扇面磨破了两处，我拿深些的蒲草补上，补得不好看，可它是跟了我最久的东西。”眠眠问：“那为什么从没有听您提过它？”老太太把扇子往案上一放，扇骨在竹案上敲出轻轻一声：“讲它，就要讲别的。讲别的，就长了。”
于是她就讲了。她讲了沈鹤鸣——头一回，她把这个名字完完整整地说了出来。她说他是沈家往北那一支的独子，兄弟三个里活下来的一个，早年在城外的车行里当学徒，冬天手上全是冻裂的口子。她说后来他攒了半年工钱，买了人生头一辆铁皮小货车，漆掉了一半照开，跑一趟三天，车斗里装的是粮和药。她说有一年冬天，他自己压在车板底下垫了半宿，就为了把一批药先送到乡下的义庄去，轮到他自己，只赶上第二趟。她讲到这里，声音哑了一下，端起粗瓷碗喝了口凉绿豆汤，才又接着讲：“他一辈子没做过一件聪明事，可一样一件，都做到底。”
阿砚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手里端着刚从灶上端出来的白果汤，搁在案角没说话，就着柱子站着听。老太太瞥了他一眼，没赶他，反倒又往下讲了一段。她说那时候族里出过事，家中过世的过世，走散的走散，义庄门口冷清；族里议定拿出几亩族田，田租供义庄的粥药，另拨一份出来，供一个念书的孩子。她说到这里忽然停住，屋里静得能听见老银杏的叶子响。眠眠问：“什么孩子？”老太太没答，只伸手把那把补过的蒲扇拿起来，在手里一下一下摇着。
“后来有一年冬天，”老太太换了个说法，“顾家那位老先生，到这个院子里来过一趟。”眠眠心里一动。老太太说，那位老先生坐了半个时辰，喝了两碗白果汤，临走时从随身的布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搁在桌上，说这是替一个人谢这个家的。老太太道：“我不认得字，我那时候也不懂。只记得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那棵树。”她把扇子放下，扇骨合拢，“他说，日后两家有事，只管拿这个来说话。”眠眠望着那把蒲扇，问：“什么东西？”老太太却笑起来，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讲古讲到这里，正经事就来了——”
可她的话音刚落，门帘一挑，侯嫂在里头说，各家的车到了，饭要开席。老太太便收了话，由眠眠扶着往花厅去。那把蒲扇被眠眠拿在手里，一路没有放下。饭桌上没有人提这件事，蝉在窗外叫得极响，侯嫂端上一大盘白灼的莲藕和一大盆绿豆汤，孩子们抢着要坐有风的位置。白露抢到阿砚边上，小满占住眠眠右手，谢明薇一边给老太太布菜一边念叨着明天要去医院复查的安排。人声热气一层一层地漫上来，把昨夜那点凉意全盖住了。
饭后，眠眠趁老太太午歇，把那片黄纸角和阿砚说了一遍。阿砚接过去，就着廊下的光看了很久，指腹在那半个“鹤”字上轻轻蹭了蹭。“是太爷爷的名讳。”他说，“族谱上记着，只是奶奶从来不提这两个字。”他又问：“她提过别的吗？”眠眠想了想：“她只提了顾家那位老先生，还有那把扇子。”阿砚把纸角夹进自己的记事本，扣上本子，道：“那就把话留到该说的时候。她肯讲的时候，自然会讲。”廊下那只老怀表滴答走着，蝉声压过了一切。
席散后，老太太在院里乘凉，白露缠着她要听“那位老先生”。老太太避而不答，只把蒲扇递给白露：“你拿去扇，扇够了再还我。”白露接过来，坐在小马扎上学着扇，扇了两下就嫌手酸，说这扇子太沉。老太太看着他，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这把扇子，本来是要给另一个孩子的。”白露听不懂，仰着头问：“哪个？”老太太没有答，只把目光移到院子那头。眠眠站在廊下，正把那只粗瓷碗收到托盘上，手上一顿。她没有追问，可这一句在她心里绕了一整夜——本来是要给另一个孩子的，那把扇子后来没有给成，那顾家老先生带来的那样东西，究竟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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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城那边的会议室，冷气开得太足。九月还没到，那间屋子已经冷得让人起鸡皮疙瘩；长桌上摊着几份打印出来的月度材料，纸边被风掀起一角，印上的数字却一行比一行难看。
一只基金的产品线开始缩水。先是三只产品停了新发，渠道那边的话从“再等等”变成“我们这边也难”；接着是原本约好的一笔资金改了主意，理由给得很客气，客气到没有一句能驳；投后团队忙了半个月，回访的电话一通比一通短；还有一家被投企业来信，说他们的下一轮要重新看，因为“他们背后的钱，看起来不那么稳了”。最难看的是下面这一层：有两家被投的公司把当月的员工排班往后压了，理由是“现金要留到年底”。消息传回来，屋里没有人说话——一只基金缩掉的，从来不只是屏幕上的数字，还有几个刚毕业的孩子推迟的入职通知。下午两点，一位被投企业的负责人打来电话，寒暄了半分钟才问出一句实在话：你们那边，还撑得住吗。秦越握着话筒，只能答四个字：我们很谨慎。对方笑了一下，说这三个字他这半年听了六遍，句号，不必解释，挂了便是。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秦越的名字，可每个人都在说。有人说这套打法是外行人的打法，只图快，不图根；有人把三个月里丢掉的东西列了一张表，表尾那一行写着“谁定的调子”。投委会上照例有人问他的意见，他答了两句，第三句被人接了话头，第四句干脆没人再看他。会后有位同事把他拦在门口，很客气地问了一句：“那份过会材料，最后一栏是不是还没签？”那语气是提醒，也是试探。散会时，合伙人从他身边过去，问他晚上有安排没有——那语气里已经把他从主桌挪到了客席。
他一个人留在那间冷得过分的会议室里，落地窗外是整个港城的夜。他想起很多年前，他还在医学院的时候，教室后头那位老讲师，姓什么他早已记不清，只记得那人讲课爱跑题，说做这一行，最难的不是把人救回来，是那半路上肯不肯停下来把一句话听完。他那时笑，说我们学的是治病，不是作文。老讲师就说，治病救的是一个人，你这句话救不了第二个人。他后来把讲义抄了一整本，那本子如今还压在书柜最下层，纸边已经发脆。他把这句话记了很多年，一直记到今天——记到他自己坐在这张长桌的一头，被人客气地挪到靠门的位置上。
他也想起第一次登沈园的门。那天下着小雨，他在门口收了伞，眠眠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说顾主任不喝甜的。他走的时候在车上坐了很久，才发现自己一直在想那句“我们不比疗效，也不打价格”。当时他以为那只是一句场面上的话，后来他才明白，那句话是有人真守了二十年的东西。他这三个月做的所有事，从规则上、条款上、市场上，一样都没有越线——他甚至很为这一点骄傲。可他也终于承认，规则这个东西，守得住的人多，靠它赢的人少。规矩划出的那条线，从来不是为了让你在线上好看。
他也想起自己第一次在过会材料上落笔的那天。那天他坐在最后一排，等了四十分钟才轮到发言，只说了七分钟，散会后有位同事拍他肩，说秦总讲得稳。他回家把七分钟的话在脑子里复盘了三遍，觉得自己稳在了一个不该稳的地方——他稳住了自己的分寸，却没有稳住别人的心思。这些年他把“讲规矩”当成护甲，如今才明白，护甲穿久了，人会以为那就是自己的骨头。
他站起来，把西装外套从椅背上取下来披上，走到窗边。玻璃上映着他自己，白衬衫的领口松了一粒扣子。他抬手把扣子系上，动作很慢，像在给自己收一遍形。手机在裤袋里震了一下，是家里发的，问他几点的飞机。他回了两个字：明天。回完，他把手机放回口袋，走到门口，忽然又折回来，把桌上那份打印材料收进文件夹，又把会议室的灯一盏一盏关掉。走出那幢楼的时候，他抬头看了看天——港城的天总被海风吹得发亮，可这里的星星少得可怜。他站在台阶上，把那句话在心里又过了一遍：明面上守住规矩的人，往往是被规矩留在原地的人。
他掏出手机，翻到那个号码。这号码他存了三年，一次也没有主动拨过。想了很久，他按下发送键，只留了一行字：“沈总，秦某明晚抵京。茶我带。另：贵司这三个月，一分未降，我记下了。”发完，他把手握在掌心，抬头看着那行路灯，等着亮。走出很远以后，手机才亮了一下，屏幕上是一条很短的回信：“后门那条巷子，还是老位置。”秦越站在夜色里看了很久，慢慢地，把西装往肩上提了提。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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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4章 蒲扇与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