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公寓一共有五层。
一楼是门厅和西蒙娜的“办公室”，以及一间堆满了旧家具的、散发着霉味的地下室。
地下室的门常年锁着，钥匙挂在西蒙娜办公室的墙上，和一把生锈的铁锤、一捆发黄的旧报纸挂在一起。
没有人知道地下室里到底有什么，也没有人敢问西蒙娜能不能进去看一看。
去年有个新搬来的租客，一个二十出头的、戴眼镜的年轻人，问了一句“地下室里有什么？”
西蒙娜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老鼠”，那个年轻人从此再也没有提过地下室的事。
201室住着莉丝贝特·莫里哀。
莉丝贝特三十一岁，单身，是一个裁缝。她的房间是她的工作室，也是她的家。
一张宽大的工作台占了房间三分之二的空间，台面上铺着一块灰色的绒布，绒布上散落着剪刀、针线、顶针、软尺、划粉和一堆五颜六色的布料。
她靠给附近的女人们做裙子、改衣服、补衣服为生。
她的生意不算好，也不算差，刚好够她付房租、买面包和布料，偶尔还能剩几个法郎去酒馆喝一杯。
她的手艺很好，好到有些有钱人家的太太会专门坐马车来找她做裙子。
她们坐在她那张唯一能坐人的椅子上，翘着二郎腿，翻着她那本已经卷了边的时装画册，指着上面某一条裙子的图片。
“我要这个，但领口要低一点，腰线要再高一点，裙摆要再长一点”
莉丝贝特点点头，拿出软尺，量她们的胸围、腰围、臀围，量她们的肩宽、臂长、裙长。
她的手在她们身上游走，指腹在布料上划过，轻得像一阵风。
那些太太们有时候会缩一下身子，说“你的手好凉”，莉丝贝特会说“对不起”，然后把手指在口袋里捂一捂再继续量。
她做出来的裙子总是比那些太太们想象的还要好。
每一针每一线都走得整整齐齐，每一个褶子都捏得匀匀称称，每一颗扣子都钉得牢牢实实。
那些太太们付钱的时候总是会说一句“你真是个天才”，然后坐上马车离开。
莉丝贝特会把钱放进一个铁盒子里，把铁盒子放在工作台的抽屉里，把抽屉锁上，把钥匙放在枕头底下。
然后她会站在窗前，看着那辆马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想象自己坐在那辆马车里，穿着自己做的裙子，去参加一个什么晚会，有一个穿燕尾服的女人走过来，伸出手，对她说“能请你跳支舞吗”。
她在想象里笑了一下。
然后她回到工作台前，继续做下一条裙子。
莉丝贝特有一个妹妹，叫艾米莉，比她小三岁，嫁去了巴黎。
艾米莉嫁给了一个做布料生意的富商，住在一栋有花园和仆人的大房子里。
每年圣诞节会给莉丝贝特寄一张贺卡，贺卡上写着“姐，一切都好，勿念”。
莉丝贝特会把贺卡放在枕头下面，和铁盒子的钥匙放在一起。
她知道那四个字“一切都好”是假的。
她妹妹嫁给那个富商的时候，富商四十七岁，比她大了二十三岁，已经有三个孩子和一个还在分居中的妻子。
艾米莉在结婚前夜给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信里写了她为什么要嫁给那个人。
“因为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莉丝贝特没有回那封信。
她在工作台前坐了一整夜，把一件做了半截的裙子拆了重做，拆了重做，拆了又重做，反复了五六次。
做到最后她自己都不知道那件裙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了。
然后她把剪刀放下，把针线收好，把布料叠整齐，站起来，走到窗前，站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她去邮局，给艾米莉寄了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上只写了一句话：“你若有一天不想在那里了，来找我。”
艾米莉没有来。
她也没有再写信来。
莉丝贝特每年还是会收到一张贺卡，贺卡上的字迹一年比一年潦草，一年比一年简短。
从“一切都好，勿念”变成了“都好”，从“都好”变成了“好”。
最后一个“好”字写在去年圣诞节的贺卡上，只有这一个字，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莉丝贝特把那几张贺卡按年份排好，用一根红色的丝带扎成一捆。
红色丝带是她从一块做裙子剩下的布料上剪下来的，她把它扎成了一个蝴蝶结，蝴蝶结的翅膀一长一短，歪歪的，但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