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萍见到红儿时，正在胡氏集团的会议室里发火。一个元老的儿子，仗着父亲的关系进了采购部，硬是把一批原材料的采购价格抬高了15%，回扣吃得明目张胆。浮萍当场让他走人，对方却叫嚣着要去欧洲找胡天雄告状。
“去啊，”浮萍冷笑，“顺便问问你爸，他名下那家‘鸿业贸易’，去年从胡氏拿走了多少回扣。五十万，还是五百万？”
话音刚落，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推开。红儿挺着微翘的肚子站在门口，一袭宽松的米色连衣裙，长发挽起，素面朝天，却依然美得惊人。虎儿局促地跟在她身后，西装革履却难掩憔悴。全场目光齐刷刷地投过来，浮萍的助理倒吸一口凉气，手中的文件差点掉在地上。
“看来我来得不是时候。”红儿温婉地笑了笑，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浮萍脸上，“浮萍姐，能借一步说话吗？”
浮萍盯着她的小腹，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红儿的孕态已经很明显。她本就清瘦，此刻隆起的小腹像一颗饱满的果实，让她整个人透出一种柔和的光，那是浮萍从未体会过的、属于母性的光辉。
“去我办公室。”浮萍听见自己说，声音干涩。
电梯里只有她们两人。红儿忽然开口，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他知道吗？”
“谁？”浮萍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那个小丈夫。”红儿侧头看她，眼神里有种洞悉一切的锐利，“他知道你和林深离婚的真正原因吗？”
浮萍浑身一僵。
她离婚的真正原因。那是她藏在心底最深的伤疤。林深没有出轨，没有家暴，他只是太“理性”了。他说：“浮萍，我们的职业规划不同，长痛不如短痛。”他说：“你回国吧，我不拦你。”但他也断然道：“我不会等你。”他的声音冷静而坚定，“你是个好女人，但我们不合适——你太有野心，而我只想要一个安稳的家。”
最残酷的分手，莫过于一方仍深陷爱河，另一方却已为这段关系宣判了死刑。
“他知道与否，都已无关紧要。”浮萍冷声说道，声音中夹杂着自嘲的苦涩，“红儿，如果你今天是来翻旧账的，恕我不奉陪。”
“旧账？”红儿轻笑，那笑声如同叹息般微弱，“浮萍姐，我们之间何止是旧账。你离开后的这一个多月，虎儿每天睡在办公室，我把安胎药送到他面前，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问他，是不是想离婚去找你，他不敢回答，只是红着眼睛说‘对不起’。”
电梯“叮”的一声打开。浮萍大步走出，高跟鞋在大理石地面上敲出清脆的回响。红儿却在她身后不急不缓地说：“可我不会离婚的。这个孩子，需要一个父亲。而虎儿，”她顿了顿，声音里终于流露出一丝疲惫，“他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就这样过下去，像所有将就的夫妻一样，演完这出戏。”
浮萍猛地停住脚步。“你什么意思？”她回头，声音有些发抖。
“意思是，”红儿走到她面前，两个女人第一次如此平视，眼中映照着彼此最真实的模样，“我不会原谅你，但我也不再恨你。浮萍姐，我们三十二岁了，不该再为同一个男人犯傻。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他若敢去深圳找你，我就敢让孩子姓陈。我说到做到。”
浮萍怔怔地看着红儿。这个一直被她视为对手的女人，此刻眼中没有胜利者的得意，只有同归于尽般的决绝，和深不见底的疲惫。原来，困在婚姻里的，不止她一个。
当晚，浮萍回到深圳，破天荒地系上围裙，做了两碗清汤面。胡军惊喜地从书房跑出来，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你……不生我气了？”
浮萍把筷子递给他，沉默地吃了几口，忽然说：“军儿，我们谈谈。”
她第一次向他说起自己的过去。不是浮光掠影的概括，而是血淋淋地剖开。她说起林深，说起波士顿的冬天有多冷，说起一个人走在查尔斯河畔时，眼泪会冻成冰碴。她说起回国时行李箱里只有两本书和一份林深已经签字的离婚协议书，说起自己在宏远的办公室里如何一步步从主管爬到总裁，又如何一步步沉沦成虎儿的地下情人。
她说起红儿隆起的腹部，说起虎儿游移的眼神，说起这十年来在每一个深夜的自我厌恶。
“你恨他吗？”胡军问。
“恨过，”浮萍坦诚，“但更恨我自己。恨自己为什么明知道是火，还要扑上去。”
“那你爱我吗？”胡军又问，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的期盼，“哪怕只有一点点？”
浮萍沉默了很久，久到面汤都凉了。最终，她轻轻摇头，语气坚定：“我不知道。但我愿意试试，以浮萍的身份，而非胡军的附属。”
“好。”胡军紧紧握住她的手，那双手因长年累月敲击键盘而略显粗糙，“我也愿意尝试，以胡军的身份，而非胡家少爷。”
窗外，深圳湾的灯火闪烁，宛如夜空中的繁星。浮萍忽然忆起，初到深圳的那天，她也曾站在这扇落地窗前，告诫自己要忘却过往。
然而，过去终究难以抹去，唯有和解。
和解的对象，并非虎儿，亦非红儿，更非林深，而是她自己——那个三十二岁、历经离婚、曾为第三者、最终嫁入豪门的浮萍。
她依然拥有能力，怀揣野心，心有不甘，亦存软弱。但至少在此刻，她选择了坦诚。
对自己坦诚，对胡军坦诚，亦对这段充满算计却可能绽放的婚姻坦诚。
至于虎儿与红儿，那是另一段故事。
而她，浮萍的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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