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没有葬礼的葬礼
周鸣的葬礼在2007年12月13日。
那天很冷。湖南的冬天是那种湿冷，冷得有重量，穿再多衣服都觉得冷气往骨头里钻。天是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殡仪馆坐落在城郊的山脚下，一排排柏树黑沉沉的，像列队送行的人。
刘小川穿了一件黑色的外套，他唯一一件黑色的衣服，是高中校服。外套有点小，袖口短了一截，露出半截手腕。他妈妈早上想给他找条围巾，翻遍了柜子也没找到黑色的，最后塞给他一双黑手套，他没要。他觉得自己不配戴什么手套。凌晨一点十七分那个电话里，周鸣的手指在四度的江风里冻着的时候，他在被窝里看枪战片。
他踩着结霜的路进了殡仪馆的小厅。厅不大，白墙上挂着黑纱围着的遗像，四周站满了人，周鸣的亲戚、父母厂里的同事、班里的同学，来了大半个班。有人在小声说话，声音压得极低，像怕吵醒什么；有人在哭，抽泣声被捂在手帕里。厅中央的音响放着一首哀乐，同样的十几秒旋律循环着，一遍一遍，把人的心磨得又麻又钝。
周鸣的妈妈坐在第一排，怀里抱着周鸣的照片。照片上是在学校运动会上拍的，周鸣在笑，露着虎牙，穿着班里的白色队服，身后的跑道上有人影虚掉了。她抱照片的姿势很奇怪，不是捧着，是抱着，像抱一个会冷的孩子，还不时用手指去拂照片上并不存在的灰。
刘小川在人群里扫了一圈，然后看见了沈静。
她站在对面的角落里，穿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帽子扣在头上，帽檐压得很低，刘海和阴影一起把脸几乎完全遮住了。她整个人缩在衣服里，肩膀向内扣着，像一只受了伤、把头埋进翅膀里的鸟。他们隔着棺材和人群，中间隔着十几个人和一整个再也回不去的冬天。
刘小川想走过去。
他的脚抬了一下，又放下了。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是错的。“你还好吗”是错的，“节哀”是错的，“我知道你难受”更是错的。他跟沈静之间横着的不是一具棺材，是那扇关着的浴室门，是门缝底下流了一天一夜的水声。她在水里躲着的时候，他是撞门的人之一。他甚至跟那扇门说过话——水不暖的。他有什么资格走过去，站在她旁边，假装他们是一起的？
他就那么站着。哀乐循环到了第几十遍，他已经分不清了。
仪式很短。周鸣的爸爸走上前，说了几句话。这个沉默的钳工昨天在江边站了一夜，今天站在这里，喉咙里像塞满了砂纸。他说：“鸣鸣……”只叫出这两个字，就说不下去了。他站在那里，嘴唇哆嗦了很久，最后深深地朝众人弯下腰，弯到九十度，久久没有直起来。全场响起压抑的哭声。
然后大家排队上前告别。
刘小川排着队，一步一步往前挪。轮到他的时候，他走到了棺材前。
周鸣躺在里面，化了妆，脸很白，白得像刷了一层浆。眉毛描过了，太黑太齐，不是他平时那种乱糟糟的眉。看起来不像他。周鸣不是这样的，周鸣的脸上永远有汗或者灰，笑起来虎牙先出来，眼睛先眯成缝，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全身都是动静，现在却安静得像一件被摆放整齐的东西，像桥头那个拉链拉得整整齐齐的书包。
刘小川站了一会儿。他想说点什么。说他借你的衣服还没还？说那晚的电话我接得太快了？说你后来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他一张嘴，发现喉咙里全是棉花。最后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伸出手，隔着棺材，碰了一下棺材的边缘。
木头很凉。比那晚桥面上的栏杆还凉。
他收回手，退到一边。掌心里那点凉意久久不散，像那晚沈静的指尖。
轮到沈静的时候，她没有走过去。
队伍在她前面空出来，工作人员等着，周鸣的妈妈从第一排抬起头看着她。沈静站在自己的位置，一动不动。帽檐底下看不见她的眼睛，只看见她露在外面的手把羽绒服的袖口攥得死紧，指节都白了。
她走不过去。刘小川忽然懂了，不是不想，是腿不做主。有些门，人走到门口，身体会自己拦住自己。
周鸣的妈妈走过去抱她。这个前天还坐在冰冷桥面上的女人，此刻张开胳膊，把沈静裹进怀里，一下一下拍着她的背，嘴里说着什么，声音碎得听不清。沈静没有反应。她就那么被抱着，整个人还是缩着的，像一团被雨打湿的棉絮。后来沈静的妈妈从旁边赶过来，一边道歉一边把她拉走了。沈静被拉走的时候，从头到尾没有看棺材一眼。
不是不看。刘小川后来想，是不敢看。看了，就真的成了。
葬礼结束后，大家在殡仪馆门口散了。山脚下的风很硬，卷着柏树叶子的味道。人们三三两两地走，说话的声音一出门就恢复了正常音量，生者需要声音来证明自己还活着。刘小川站在路边，看着人群走远——同学走一路，说了一路的不是关于周鸣的话。他站在原地没动，看着他们越走越小，最后消失在下山的路上。
他掏出手机，给沈静发了一条短信：“你还好吗？”
没有回复。
他又发了一条：“你在哪里？”
还是没有回复。他把手机举在面前，看着那两个未回复的对话框，忽然觉得手机这个东西真可笑——它能把十六年里所有的日子都存进去，却存不住一个人十二月的五天。
那天晚上，他打了沈静的电话。听筒里的“嘟，嘟，”声一声一声地响，然后变成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他挂了，过了一会儿又打。关机。第二天打，还是关机。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关机，关机，永远是关机。后来那个女声他都能背出来了，连她停顿的位置都背得出来。
一个月后，2008年1月中旬，他打过去，听筒里换了一个女声：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号码没有死，人也没有死，可是一整条通向沈静的路，被从那头剪断了。剪得干干净净，连渣都没留。
开学后不久，他去看了周鸣的妈妈。周妈妈明显老了，头发白了一半，家里的东西都没怎么动，周鸣的书桌上还摊着他的练习册，台灯还摆在那儿。她给刘小川削了一个苹果，削得很慢，果皮一直没断。
“沈静这孩子，”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走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听她妈说，搬走前那些天，她每天晚上都不睡觉，就坐在房间里。灯也不开。”她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刘小川，“她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就说了四个字。”
刘小川抬起头：“哪四个字？”
“‘阿姨保重。’”周妈妈的眼睛红了，她别过脸去，摆摆手，“就这样。保重。我养了十六年的儿子没了，她说保重。可我不怪她。孩子心里苦，孩子是替我家鸣鸣苦……”
她说不下去了。屋里很静，书桌上的台灯没开，练习册摊在《英语周报》上，第三十七页，做到一半。
“小川，”周妈妈缓过来，握住他的手，她的手很瘦，很烫，“你以后如果有她的消息，告诉我。就告诉我一声，不用别的。我就想知道她……好不好。”
刘小川说：“好。”
这个“好”字他说得很用力。他知道这是一个承诺。
可是他后来一直没有沈静的消息。高中毕业，他去广州上大学，他甚至弄丢过自己的过去，却没有一天弄丢过那个12月。他在心里跟周鸣说过很多次话，在柳树下，在河边，在珠江边。最后一次是很多年后，他站在广州塔下的江边，看着亚运会的烟花把珠江照成白昼，心里说：
周鸣，你看见了吗。你说过要在广州看亚运的。我们替你看了。
他没有沈静的消息，直到2010年3月21日，麓湖公园。
那天他后来才明白，自己为什么每个周末都去麓湖。不全是喜欢那里的安静。是因为那里有水，有花，有一个把湖、山和春天都放在一起的地方——那一年，他二十二岁，那场没有葬礼的葬礼在他身体里办了三年，一直没有散场。他去湖边，是去坐一坐的。像去灵堂。
直到那个穿浅灰色毛衣的人出现，他才知道，原来另一个人也一直在自己的灵堂里坐着。
原来他们坐在同一个地方，隔着一千公里，坐了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