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十二点半，江城文艺出版社五楼，只剩校对科最里面一盏灯。
谢缺把红笔在指间转了半圈，笔帽朝外，抵在虎口上，笔尖朝内容易扎稿子，朝外容易扎自己，抵在虎口上，两头都不耽误。
这是五年校对养成的习惯，改不掉。
桌上三样东西：一沓三校样，一张错漏记录单，半杯凉透的茶，茶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白沫。
稿子是部长篇悬疑小说，《候鸟》，作者柳山。
社里催得急，下周三下厂，一校二校都过了，今天是最后一遍通读，通读完签字付印。
这种活儿别人嫌熬人，谢缺主动要的夜班，夜班清静，没人说话，他睡不着，白天也睡不着，索性把睡不着的工夫都换成工钱。
他从第一页核起。
核红是个枯燥活儿：拿三校样对着二校样，一处一处看改没改对。改动的地方用红笔标着，改动之外的地方按理不动，但谢缺的习惯是不按理。
社里老编辑说过，核红核的是改的地方，通读才是读全书，谢缺两样一起干，为这个，一校的赵姐背后说他“不会偷懒“，当面叫他谢一双——意思是错字到了他这双眼底下，一双也逃不掉。
这个外号他不太喜欢，眼睛是拿来看东西的，不是拿来被叫的。
十二点过一刻，桌上的座机响了一声，内线。是赵姐，她还没走，在楼上对一部的稿子。
“小谢，问你个事。“赵姐的声音带着鼻音，
“我这份上有个括号，编的话在外头，注的话在里头，你说破句是不是得往里破？”
“往里。”谢缺说，
“括号里的话自成一句，破在括号里头。”
“哎，我就说。”赵姐顿了顿，
“哎对了，你那份《候鸟》明天能签吗？作者催第三回了，说书里引用的一句地方志，再不出版他就自己出。”
“明天中午前。”
“辛苦。”赵姐说完就挂了。
整个出版社到了后半夜就是这样，谁也不多说一个字，话都是办完事的路上捎带的。
十二点五十分，他翻到第两百一十七页。
这一页写的是小说里的一个过渡段。男人陈默夜里给妻子打电话，妻子接了，两人没说几句话。第二段第三行有一句：
她说：“我到家了，你回来吃饭。”
谢缺在这一句下面画了一道很轻的铅笔线。不是发现了什么，是一种职业性的停顿——这句话放在这里有点平。
他正要往下读，忽然觉得不对，又倒回去，把这一行重新看了一遍。
字没有问题，句子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纸上。
他用指腹按住那个“家”字，停了两秒，然后把二校样从左边那摞里抽出来，翻到同一页，同一行。
二校样上，那个字不是“家”。
是“城”。
她说：“我到城了，你回来吃饭。”
不对，谢缺盯着看了几秒，“到城了”不通，中文里没有这么说的。
他第一反应是二校改错了，随手要把这一处抄进错漏记录单，笔尖落在单子上，又停住。
他把一校样也抽了出来。
一校样上，这个字是“湾”。
她说：“我到湾了，你回来吃饭。”
谢缺把三份清样并排铺开，用尺子比着，一寸一寸对，同一个位置，同一个字，三个版本：湾，城，家。三句话都通。
不是都通——是每一份清样上，这句话都通。
一校样上，前文写的是妻子在渔湾的娘家过周末；二校样上，同样的前文变成了“她在城里值班，住集体宿舍”；三校样上，什么都没说，就是普通的回家吃饭。
前文不一样了。
他把整页从头读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三份清样，这一页的其他部分完全一致，只有这个字，和为了圆这个字挪动的三五个字。
挪动的幅度很小，像排字工的手抖了一下，但每一次都圆得很干净，不读三遍根本看不出来。
谢缺靠在椅背上，坐了一会儿。
他做校对五年，见过铅印时代留下来的旧版错误，见过作者自己改了三稿忘了删旧句，见过排版软件丢字、倒字、串行。
他没见过一句话为了一个字，把整段的意思悄悄改圆的。
排字工不干这个，软件也不干这个。
他又数了一遍页码，又数了一遍字，第两百一十七页，这一页如果连标点一起数，第两百一十七个字，正是那个字，他数了两遍，两遍都对上。
他把这个念头按下去，做了校对该做的事：从档案柜里把《候鸟》的全部清样调出来。
这本书前后印过九份清样，从一校到三校，三次改版，九个批次。
九份清样，九个“家“字的位置，九个不同的字。
按批次排：湾，城，家，队，巷，庄，店，厂，营。
回湾吃饭，回城吃饭，回家吃饭，回队吃饭，回巷吃饭，回庄吃饭，回店吃饭，回厂吃饭，回营吃饭。
九句话，句句通顺，九个字，全是能住人的地方。
谢缺把九份清样按顺序码好，在错漏记录单上写：第217页，异字，九批九样，未能定稿。
写完看着“未能定稿”四个字，觉得不妥，校对单上没有这种写法，他把这行划掉，重新写：第217页，待核。
写完，还是觉得轻了，他把九份清样按时间排开，又抄了一遍三份清样的第217页，整页抄，一字不落，抄完对，前文的挪动比他想的更细。
一校样上，这一段的前文是：陈默常年在外地跑项目，妻子带着孩子住在渔湾的娘家。
二校样上，同一处变成：陈默常年出差，妻子带着孩子在城里租房，住集体宿舍。
三校样上，什么背景都没有，就是一句最普通的回家吃饭。
三份前文，各自把各自那个字圆上了。
他把清样摊在灯下看，台灯的光圈罩着桌面。
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如果这是人为改动，改的人要同时改九份清样的前文，而且每份改动都要圆得严丝合缝——这不是改稿，是在不同的轨道上把同一件事分别解释一遍。
他想了想，在记录单上加了一行：需调原稿核对。
他拿着记录单下了楼。
印厂在负一层，老式厂房改的，平网车间还留着两台对开胶印机。
夜班只有一台在转，印的是另一本书的封面，机油味混着油墨味，灯是黄的那种。
机长姓鲁，五十多岁，戴着套袖，正拿放大镜看版。
“鲁师傅，问个事。”谢缺把三份清样递过去，“《候鸟》这本书，从一校到现在，版是不是每次都重出的？”
“改版就得出。”鲁师傅接过去，扫了一眼，
“三次改版单都在我抽屉，怎么了？”
“改版单上，二百一十七页动过吗？”
鲁师傅放下放大镜，真去抽屉里翻，翻出来一张复写纸的单子，用指甲刮着看，
“没有。”
“就动过八十八页，一个引号。”
“二百一十七页？没动过。”
“版没动，CTP的文件呢？”
“文件是社里发什么我们出什么。”
鲁师傅把单子折回去，看他一眼，
“你这字不一样，是文件的事，问你们编辑部要底稿去。”
“我这儿，版是什么样，纸就是什么样。”
谢缺说谢谢，没走，站在机器旁边等这一张印完。
滚筒转过去，纸出来，还是热的。
他拿起这张刚出机的封面看了看，忽然问，
“鲁师傅，你这机器，同一块版，连印两张，能印出不一样的字吗？”
鲁师傅笑了，
“机器喝多了也不能。”
“版上一个点，纸上一个点，差半个丝我都得洗版。”
他把刚印的封面搁上收纸台，拍了拍手上的灰，又看了谢缺一眼。
“不过老辈人讲过一个邪性的。”鲁师傅说，
“说九几年有回夜班，一台老机器，印着印着，纸上多出来一行谁也没排进去的字。”
“查版，版上没有，查文件，文件里没有，厂里老师傅管那个叫“串稿”，说是字在稿子之间自己动。”
“后来那台机器大修，拆出一枚卡在滚筒缝里的旧铅字，锈得都认不出字了。”
“打那儿起，那机器就老实了。”
鲁师傅说完自己先笑了，
“老黄历了，现在的机器是电脑管的，字都走不了道。”
“那枚铅字后来呢？”
“不知道。”鲁师傅摆摆手，
“归了废品，还是叫谁揣家去了，没人记得。”
“干咱们这行的，谁手上没摸过几枚说不清来路的字。”
谢缺点点头，把清样收好，上了楼。
走之前他多问了一句，要了九个批次的CTP文件记录。
楼下机房的管理员半睡不醒地帮他调出日志：九个批次，九次传版，文件校验码九个，其中八个一模一样，第九个只差在88页那处引号。
217页，从文件到版，从来没变过。
底稿他在编辑部系统里查了，正文定稿文件，217页那句，是“我到家了”，文件是对的。
文件是对的，版是对的，机器印不出两个样——可九张纸摆在那里，九个字，一个比一个能住人。
他把九份清样装进档案袋，在袋面上写了三个字：217页，想了想，又把档案袋塞进自己包里。
社里的规矩，清样不能带出社，他把规矩也一起装了进去。
从出版社出来是凌晨两点。
十月末的江城，夜里有雾，路灯一盏一盏亮到街口，往远就糊了。
公交站牌下贴着一张寻人启事，雨打得起了层，照片上是个年轻男人，字被泡开了花，只剩“寻“字和一串洇开的号码。
谢缺路过的时候扫了一眼，没停步。
这条街上他见过四五张这样的纸，一茬盖着一茬，新的盖旧的，旧的让雨化在玻璃底下。
他没走大路，从文昌街拐进丰乐巷。巷子深处有家旧书店，缺月书屋，是他母亲留下的。
他住店后的小间，母亲走后三年，他白天睡觉，夜里去社里，店一周开三天，卖不出去几本，关了又可惜。
母亲叫周蕙兰，这三个字他很少想，一想就停不住，所以平常不想。
这间店他接过手三年了，头一年他动过转让的念头，中介带人来看过两回，人都站在这满墙的书皮跟前问同一个问题：能不能把皮撕了，验验版本。
他说不能，两回都是这么谈崩的。
第三回他自己想通了，母亲包了半辈子书皮，要的大约就是“别撕”。
打那以后他不再转让，接着包，接着开门，一周三天。
店门上的锁是他换的第二把，开门，拉灯，满屋的书皮味——不是书味，是书皮味。
母亲的规矩，进店的每本书都包牛皮纸书皮，浆糊自己打，书皮里侧用铅笔写进价和年份。
母亲走后他接着包，包到今天，一屋子书全穿着一样的外衣。
他今晚回来是找东西的，清样上那个字既然追不出结果，他想找找九八年前后本地印厂的旧账，看能不能对上什么。
母亲的旧书堆在最里两排架子后面，几个樟木箱，箱上一箱，压着这些年收进来的废纸旧账。
他蹲下去开最底下那口箱子。
箱子里没有账本，只有纸。旧报纸，包过东西的牛皮纸，一沓没写完的进货单。
箱角上塞着一个铁皮饼干盒，盒盖上的字磨没了，他记得这个盒子，母亲走后他就没动过。
他打开盒子，先闻到一股味道。很淡，混在旧纸的霉味底下——油墨，还有一点铅的腥气，谢缺愣了一下。
这味道他熟，社里的印厂一进门就是它，可这个铁盒子在箱底锁了三年，里头怎么会封着印厂的味道。
盒子里是一条叠得方方正正的手绢，手绢里包着一枚玉环，青白色，缺了一口，缺口磨得很润，不像摔的，像常年被一个手指头蹭的。
玉环底下压着一张硬纸工牌：江城新华印刷厂，排版，周蕙兰。
照片上的女人比他现在大不了几岁，头发扎着，站在一台他叫不出型号的机器旁边，笑得不怎么自然，但站得很直。
谢缺捏着玉环看了一会儿，缺口对着灯光，能透过去一线。
他想不起来这枚玉环，一点都想不起来。
母亲戴过吗？收着它做什么？他脑子里空空的，只有玉环缺口那一道凉的光。
他把东西按原样包好，放回了原处。
然后他关灯锁门，站在巷口抽了口气，夜里十月的雾气进到肺里，凉的。
手机震了一下，本地新闻推送。
【江城晚报】本月第七起！代驾司机深夜失联，家属急寻——失踪者金某，男，51岁，10月23日22时许在江堤码头小区接单后失联，监控显示其当日23时41分骑车进入沿江路段，此后再无影像……
金某，51岁，代驾司机。
江堤。
谢缺把手机屏幕按灭，又点亮，又按灭。
巷子里没有风，他的影子被路灯压得很短。
他站了一会儿，把手机揣回兜里，往店里走。
走到一半停下，回头把门口那块“缺月书屋“的木招牌扶正——招牌歪了，是被风，还是别的什么，他没看见。
他进屋，落锁，把那本《候鸟》的档案袋从包里拿出来，放在柜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然后他上楼，楼上黑着。
他在黑里站了一会儿，用指甲在墙沿上划了几个字，划完自己都没看。
那是他从小的毛病，听人说话要在桌上划字，存档。
今晚他划的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巷子深处，收废品的三轮车压过一片水洼，水声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