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孟如东一直靠在窗边，背对着他们。窗外的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透过雾霾变成一团模糊的光晕。他盯着那团光晕，像是在跟那团光晕说话。
“我儿子走的那天，是星期三。”他说，声音很平，像是在念一段已经背了很多次但每次念都会疼的课文，“早上他喝了豆浆，吃了半个馒头。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爸我上学去了’。他背的书包是我去年给他买的，蓝色的，拉链坏了，他总是拉不上，就那么敞着口背着。”
他转过身来，眼睛是干的，但眼眶红得像被烟熏过。
“他房间里留了一张字条。字很工整，一笔一划，比他的作业都工整。上面写‘对不起，我不知道跟谁说’。他有病。他得这个病至少两年了。我这个当爹的，每天跟他住在一个屋檐下，我没看出来。”
他把烟从口袋里掏出来，又想点，但看了方教授一眼，又把烟塞回去了。他的手指在发抖——不是年纪大了手抖，是那种长期失眠、靠安眠药和意志力撑着的人特有的抖。他走到陈默面前，蹲下来，把手放在陈默膝盖上。那个动作让陈默愣住了——一个借了你六百万的债主，蹲在你面前，把手放在你膝盖上。
“陈默，钱我不要了。六百万，我一分都不要了。你想还就还，不想还就当哥给你的。但我求你一件事。”他抬起头，眼睛里的血丝一根一根的，像是干涸的河床上裂开的纹路，“你是做软件的。你做过程序员，你做过架构，你做过系统。你比谁都清楚怎么从一堆乱七八糟的数据里找到问题的根源。方教授说他们有好几十万份的患者数据，有筛查量表，有脑影像报告，有基因数据，但他们缺一套算法——一套能在发病之前就识别出风险、能把那些还在沉默里憋着的人捞出来的算法。”
他顿了顿，声音忽然哽住了。这个五十多岁的煤老板，在山西煤矿上跟人拍桌子骂娘从不含糊，此刻蹲在一间堆满病历夹的办公室里，手放在欠债人的膝盖上，喉咙里发出一种像生锈铁管被硬掰弯了的声音。
“我儿子走之前，如果手机上有这个东西，如果有人在他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就告诉他‘你这不是矫情，你生病了，能治的’——他现在还活着。”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方教授摘了眼镜，低头看着桌面。他的手指在报告封面上那个“9500万”的数字上画着圈，一圈一圈的，像是在徒劳地擦拭一个擦不掉的污渍。
陈默低头看着孟如东放在自己膝盖上的手。那双曾经握着煤矿地契的手，曾经在酒桌上拍着桌子说“陈总你再喝一杯我就再投一千万”的手，此刻像两块干裂的树皮。他把自己的手覆上去，握住了。
“孟哥，钱我会还。”
“我说了不要——”
“你听我说。”陈默的声音不大，但很稳，“我前阵子去了趟五台山。在大殿里发了一个愿——我欠的每一分钱都还，还完之后，我用这辈子剩下的时间做一个利他的人。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利他’具体是什么。就是觉得，活着不能只为自己活了。”
他转头看向方教授，看向那摞病历夹，看向CRT屏幕上那行缓缓飘过的蓝字。
“方教授，数据给我。有多少给多少。抑郁症筛查——不是筛查谁有病，是筛查谁在求救。我写过的代码很多，做过财务系统、物流系统、安防系统。但你说得对，代码是一种思维方式。如果能用这种思维，给那八千万不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的人，写一个能拦住他们的东西……”
他停了一下。窗外有鸟飞过，翅膀扑棱的声音在安静的夜色里格外清晰。
“那大概是我这辈子写的最重要的一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