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春》
那年我十八岁，被父亲送进英国一所私立女校。
说是女校，其实更像一座与世隔绝的城堡。灰色的石墙爬满常春藤，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教堂的尖顶每天清晨准时敲响钟声。来自世界各地的女孩们穿着同样的藏蓝色制服，说着不同的语言，在同一个食堂里吃同样的土豆泥和烤牛肉。
我父亲是外交官，这一年派驻伦敦。他说，这里的教育好，你好好读，将来申请牛津剑桥。
我没说什么。十八岁的人，本来也没什么可说的。
转学第一天，我站在宿舍楼下，手里攥着钥匙，抬头数窗户。四楼，409。我在心里默念，409，409，409。
走廊很长，铺着暗红色的地毯，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的门。我找到409，推开门，房间里没有人。
两张床，两张书桌，两个衣柜。靠窗的那张床收拾得很整齐，枕边放着一只毛绒兔子，桌上摆着一排颜料，窗台上是一盆我叫不出名字的绿色植物。
我把行李放下，坐在自己那张床上，望着对面的毛绒兔子发呆。
窗外有鸟叫。英国的鸟和中国的鸟叫得不一样，我听着，忽然有点想哭。
门被推开的时候，我正在发呆。
“哦——！”一个声音响起来，带着上扬的尾音，“你来啦！”
我抬起头，就看见了她。
个子不高，短发，刘海下面是一双很亮的眼睛。她穿着校服，但领带系得松松垮垮，袖子挽到手肘，手里抱着一卷画纸。看见我，她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我是金艺琳，”她说，韩语口音的英语，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你叫什么？”
我说了我的名字。
“中国人？”她歪了歪头，眼睛亮晶晶的。
我点点头。
“太好了，”她三步两步走过来，把画纸往桌上一放，然后在床边坐下，“我终于有室友了！之前我一个人住了两周，都快无聊死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离我很近。近到我能看清她睫毛的弧度，能闻见她身上淡淡的颜料味——松节油，亚麻仁油，还有一点我分辨不出的东西。
“你会说英语吗？”她问。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一点点。”
“那我们可以说韩语，我韩语好，”她眨眨眼，“或者你说中文，我听着，听不懂就猜。”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
她看着我笑，也跟着笑起来，眉眼弯弯的，像两只小月牙。
“你笑起来好看，”她说，“要多笑。”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后来的事，就像所有青春故事那样，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金艺琳是韩国人，家里做什么的，她没有细说，我只从别人嘴里零零碎碎听到一些——财阀，很大的财阀，在韩国很有名的那种。但她在学校里很低调，从来不提家里的事，和我们一样排队打饭，一样抱怨作业太多，一样在周末的晚上偷偷叫外卖，被舍监抓到就吐吐舌头。
她学美术，尤其喜欢油画。
每个周五下午，她都会去画室，一待就是整个周末。有时候我去找她，就坐在角落里，看她对着画布发呆，或者一笔一笔地涂抹。阳光从高窗照进来，落在她身上，落在她的调色板上，那些颜料就亮晶晶的，像宝石。
“你在画什么？”有一次我问她。
她正在调一种很奇怪的蓝色，普鲁士蓝加一点群青，再加一点白。听见我问，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调色。
“在想，”她说，“想画一幅画，送给一个人。”
“谁？”
她没回答，只是笑了笑，继续调那种蓝。
画室的角落里有一台旧音响，她有时候会放歌。大多是些我听不懂的韩语歌，偶尔也有英文的。有一个周末，她放了一首歌，前奏是很温柔的钢琴，然后是一个女声慢慢唱：
“I've 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我靠在墙边，看她画画。她站在画架前，侧脸被阳光勾出一道金边，手里拿着笔，一笔一笔，很慢，很认真。
“这首歌叫什么？”我问。
“《A Thousand Years》,”她说，“讲一个人等另一个人，等了一千年。”
一千年。
我在心里默念这个词，觉得有点傻，又有点美。
那天晚上回宿舍，她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走廊的灯昏黄昏黄的，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我踩着那个影子走，一步一步，假装自己离她很近。
她忽然停下来，我差点撞上去。
“怎么了？”
她回头看我，眼睛在暗里亮亮的。
“没事，”她说，“就是想看看你在不在。”
“我一直在。”我说。
她笑了一下，没说话，转过身继续走。
我站在原地，心跳得很快。
冬天下雪的那天，她拉着我跑到教堂后面的小山坡上。
雪下得很大，大片大片的，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她伸出手去接，雪花落在她掌心，很快就化了。
“你看，”她说，“化了。”
我看着她，看她睫毛上沾着的雪，看她被冻得微微发红的鼻尖，看她笑起来时那两个浅浅的梨涡。
“你看我干什么，”她转过头，“看雪。”
“我在看。”我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耳朵慢慢红了。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山坡上很久，直到天完全黑下来，直到雪停了，直到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她给我讲她在韩国的家，讲她小时候学画画的事，讲她有一个姐姐，比她大很多，对她很好。
“你呢？”她问我，“你在中国的家是什么样的？”
我想了想，说：“没什么特别的。我爸工作忙，我妈跟着他到处跑。我一个人在家，就看看书，写写作业。”
“不寂寞吗？”
我没回答。
她看着我，忽然伸出手，握了握我的手。她的手很暖，手心有一点薄薄的茧，大概是握画笔握出来的。
“以后有我，”她说，“就不寂寞了。”
那一刻，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我什么都没说。
我只是反握住她的手，也握了握。
然后我们松开，站起来，拍掉身上的雪，慢慢走回宿舍。
什么都没说。
春天来的时候，学校举办艺术展。
金艺琳有两幅画入选。一幅是风景，画的是教堂后面的山坡，雪还没化完，有一点点绿意从雪下面透出来。另一幅是人像——画的是一个女孩的侧脸，坐在窗边，阳光从外面照进来，落在那人身上，整个画面都是暖黄色的。
那幅画没有名字，标签上只写了“April”。
开展那天，我站在那幅画前看了很久。
那个侧脸，那个轮廓，那个姿势——
是我。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画的，不知道她画了多久，不知道她为什么选这个角度、这个光线、这个颜色。我只知道，站在那幅画前，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攥住了，酸酸的，胀胀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喜欢吗？”
她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转过身，她站在我身后，穿着校服，领带系得规规矩矩，头发好像特意整理过。
“这是我？”我问。
她点点头，眼睛亮亮的，藏着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
“叫什么？”我又问，“为什么叫April？”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因为四月，是春天最好的时候。”
我没听懂。但她没有解释。
那天晚上，宿舍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坐在床上，抱着那只毛绒兔子，我坐在对面，看着她。
“艺琳。”我开口。
“嗯？”
“那幅画……你什么时候画的？”
她想了一下，说：“冬天。你坐在窗边看书，我偷偷画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
“想给你一个惊喜。”她顿了顿，低下头，声音小了下去，“也怕你不喜欢。”
“怎么会不喜欢。”我说。
她抬起头，看着我。那个眼神很复杂，有期待，有紧张，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我说不上来。
我们就这样对视了很久。
窗外的月光很亮，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白线。有风吹过，窗帘轻轻飘动。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她忽然开口。
“什么？”
她张了张嘴，又合上。然后低下头，把脸埋进兔子的毛里。
“算了，”她的声音闷闷的，“以后再说。”
后来我想，如果那天晚上她没有说“算了”，如果她说了，如果我说了，故事会不会不一样？
但那个“如果”，永远不会有了。
四月末的一天，她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韩国打来的，她接起来，听着听着，脸色就变了。挂断电话之后，她在窗前站了很久，一动不动。
我走过去，站在她身后。
“怎么了？”
她没回头，声音很轻：“我妈妈让我回去。”
“回去？回韩国？”
“嗯。”
“什么时候？”
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暑假。”她说，“不回来了。”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
“不回来了”是什么意思？转学？退学？还是——
她终于转过身。月光下，她的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
“家里说，这里太远了，”她说，“让我回去念书。”
“可是——”我开口，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看着我，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我有努力过，”她说，“我争取过。”
我知道。
我知道她一定争取过。
但有些事情，不是争取就有用的。
那个晚上，我们谁都没睡。
我们坐在她的床上，靠在一起，望着窗外一点一点亮起来。她没有哭，我也没有。我们就那么坐着，肩膀挨着肩膀，谁都不说话。
天亮的时候，她忽然开口。
“我给你画的那幅画，”她说，“你留着。”
“嗯。”
“以后……”她的声音哽了一下，又稳住了，“以后不管在哪里，都要好好的。”
“你也是。”
她转过头，看着我。晨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落在她脸上，把她整个人都染成淡淡的金色。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然后她凑过来，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落下一个吻。
很轻，轻得像一片花瓣落在水面上。
“再见。”她说。
她走的那天，我没有去送。
她说不用送，送了会更难过。我站在宿舍的窗前，看着楼下的车把她接走。她上车之前，抬头往四楼看了一眼。
我躲在窗帘后面，没有让她看见。
车子开走了，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站在窗前，站了很久很久。
后来我才发现，我的脸上全是泪。
她走了之后，我搬到了另一间宿舍。
409住进了新人，一个西班牙女孩，长得很漂亮，话很多。我没有再去过画室。教堂后面的山坡也很少去了。
那幅画我收在箱子里，一直没有挂出来。
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拿出来看一看。看那个坐在窗边的女孩，看那暖黄色的阳光，看那些她一笔一笔涂上去的颜色。
颜料有股淡淡的松节油味道，和她身上的味道一样。
六月，学期结束。我回国过暑假。
临走前一天，我去了画室。那台旧音响还在，角落里堆着一些没人要的画布。我站在她曾经站过的地方，闭着眼睛，听窗外的鸟叫。
英国的鸟，还是和中国的不一样。
但我已经习惯了。
那天我在画室里待了很久，久到太阳落山，久到天完全黑下来。
离开的时候，我在那台旧音响上发现了一张纸条。
是她的字迹，歪歪扭扭的英文：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写的，不知道她想说什么。
但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她那幅画为什么叫April。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因为它在春天最好的时候，让一切结束。
后来我去了牛津，读英国文学。
毕业论文写的是艾略特，写《荒原》，写那句“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导师问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我说不出来。
我只是想起她。
想起那个春天的晚上，月光照进来，窗帘轻轻飘动。她坐在床上，抱着那只毛绒兔子，看着我，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
想起她在我额头上的那个吻，轻得像一片花瓣。
想起她的眼睛，亮亮的，藏着一整个春天的光。
很多年后，我在伦敦的一个画展上，看见了一幅画。
画的是一个女孩的背影，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是英国常见的阴天。但那个女孩的背影，不知道为什么，让我觉得很暖。
画的名字叫《April》。
我站在那幅画前，站了很久。
旁边有人走过来，问我是不是也喜欢这幅画。
我说是。
那人说，画家是个韩国人，在英国留过学，后来回国了，这幅画是她早期的作品，很少见。
我没说话。
我只是看着那个背影，看着那些熟悉的笔触，看着那种她最爱的蓝色——
普鲁士蓝加一点群青，再加一点白。
就像那年春天，她在画室里调的那种蓝。
就像那年春天，她说要画一幅画送给一个人的时候，眼睛里的光。
我站在那里，忽然想起很多事。
想起她第一次对我笑，眉眼弯弯的，说“你笑起来好看，要多笑”。
想起她握着我的手说“以后有我，就不寂寞了”。
想起她在我额头上落下那个吻，轻得像一片花瓣。
想起她说：“以后不管在哪里，都要好好的。”
窗外的伦敦还是阴天。画展里的人来来去去，没有人注意站在角落里发呆的亚洲女人。
我最后看了一眼那幅画。
然后转身，走出去。
门口的风吹过来，有点凉。
四月了，伦敦的春天刚刚开始。
但有些春天，已经埋在很多年前了。
埋在那个山坡上，埋在那个画室里，埋在409的月光下。
埋在她给我画的那幅画里，埋在那些淡淡的松节油味道里。
埋在她没说出口的那句话里。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它在春天最好的时候，让一切结束。
也让一切，永远留在那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