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筱是讨厌星期一的。
不是那种嘴上说说、心里其实无所谓的讨厌，而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沉甸甸的厌倦。每个星期一早晨，闹钟响起的瞬间，她都要在床上躺整整三分钟，盯着天花板上那道细小的裂缝，确认自己还有必要爬起来。
确认的结果从来都一样。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理由，但也没有什么躺下不动的资格。所以她起来。
洗漱，换衣服，把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出门。电梯里只有她一个人，这让她稍微自在了一些。到了一楼，门打开，外面站着两个拎着早餐的年轻女孩，大概是楼上新搬来的租客。她们看到倪筱，本能地笑了笑——那种都市里对陌生人礼貌而疏离的笑容。倪筱没有笑，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侧身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
两个女孩在她身后交换了一个眼神，倪筱没有看见，但她知道那种眼神。她太熟悉了。
地铁里人很多，她把自己塞进车厢最角落的位置，肩膀微微缩着，尽量减少自己和他人之间的接触面积。有人不小心碰了她的手臂，她本能地往后撤了一下，动作很小，但那个碰她的人还是感觉到了，抱歉地笑了笑。倪筱没有回应，只是把目光移到车窗外的黑暗里。
她在科技园站下车，随着人流涌出站口，走进那栋玻璃幕墙的大楼，刷卡，上电梯，坐到十七层，推开标着“市场部”的玻璃门。
“早。”
一个声音从旁边飘过来，是部门助理小林。小林手里抱着一摞文件，冲她笑了笑，语气里带着那种职场人特有的、恰到好处的热情。
倪筱看了她一眼，说：“早。”
只有一个字。语调平得像一条没有波纹的直线。
小林的笑容僵了一瞬，很快又恢复了，抱着文件快步走开了。倪筱知道小林在想什么——“这个人怎么总是冷冰冰的。”但她不在乎。或者说，她在乎的方式不是去改变，而是在心里默默地把这个距离又拉远了一点点。
她走到自己的工位上坐下。工位在最角落里，靠着窗户，是整层楼最偏僻的位置。这个位置不是别人安排的，是她自己选的。当初搬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抢靠窗、靠过道、离茶水间近的位置，只有她安静地坐到了最后面，把那个被所有人嫌弃的角落收拾干净，摆上了一个黑色的马克杯和一盆绿萝。
绿萝是她唯一的装饰。她不喜欢在桌上放照片——她没有可以放的照片。
打开电脑，邮箱里已经躺了三十七封未读邮件。她一封一封地看，回复，抄送，归档。期间有同事过来找她对接工作，她条理清晰地回答了所有问题，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同事走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问题确实解决了，但整个过程让人不太舒服，像吃了一顿营养均衡但毫无味道的饭。
这就是倪筱在公司里的状态。业务能力过硬，效率极高，但没有人愿意和她合作。她太冷了，冷得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所有输出都准确无误，但你永远不会想和一台机器做朋友。
午休时间，办公室里的灯关了一半，同事们三三两两地结伴去吃饭。有人路过她的工位，客气地问了一句：“倪主管，要不要一起？”
倪筱头也没抬：“不用，我带了饭。”
问话的人讪讪地走了。倪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保鲜盒，里面是昨晚做的青菜炒香菇，已经凉了。她不喜欢用茶水间的微波炉，因为那意味着要在茶水间排队，意味着要和等微波炉的人聊天。她宁愿吃凉的。
下午两点有一个部门会议。倪筱坐在会议桌的最末端，听着项目经理做汇报。轮到她发言的时候，她简洁地指出了方案中的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切中要害，但措辞没有任何修饰。
“这个数据模型有问题，底层逻辑不对，重新做。”她说。
项目经理的脸色变了变，旁边的同事低下头假装在看笔记本。总监清了清嗓子，打圆场说：“倪主管的意见很中肯，大家再优化一下。”
倪筱没有再说话。她已经说了该说的，至于别人怎么理解、怎么消化，那不是她的事。或者说，她不关心。
会议结束后，她回到工位，发现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一条微信消息。她点开，是部门群里的消息，总监发了一张会议合影，配文“头脑风暴中的市场部”。照片里所有人都在笑，有人比着剪刀手，有人歪着头往旁边人身上靠。只有倪筱坐在最边缘的位置，表情淡漠，目光落在镜头外的某个地方，像一只误入人群的鹤，安静而不合时宜。
她看了看那张照片，锁了屏幕。
下午五点半，电脑右下角的时间跳到了17:30。倪筱准时保存文件，关机，拿起包，把椅子推回原位，走出了办公室。没有人注意到她离开，或者说，没有人会在意。
科技园区的傍晚总是带着一种疲惫的灰蓝色。大楼的玻璃幕墙上反射着夕阳最后的余晖，路面上的行人步履匆匆，有人对着手机大声讲话，有人低头刷着短视频，有人一边走一边抽烟，烟雾和疲惫一起消散在空气里。
倪筱没有坐地铁。她今天想走一走。
从公司到她住的地方，步行大约四十分钟。她偶尔会在这样的傍晚选择走路回家，不是因为想散步，而是因为不想回到那个空荡荡的房子里太早。早回去意味着多出两个小时的时间需要填满，而她不知道该怎么填。看电视？没什么好看的。看书？翻几页就累了。发呆？她已经在公司发了一整天的呆。
她沿着马路走，经过一家便利店，一家面馆，一个正在施工的工地，一个种着法国梧桐的小广场。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有几片落在人行道上，被风吹着打转。她踩过那些叶子，没有低头看。
走到半路的时候，手机响了。她掏出来看了一眼，屏幕上显示着“阿杰”两个字。
她接起来。
“今天来不来？”阿杰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带着酒吧里特有的背景音——杯盏碰撞的叮当声，低沉的爵士乐，有人隐隐约约的笑声。
“去。”倪筱说。
“老样子？”
“嗯。”
“行，给你留着位置。”
电话挂了。倪筱把手机塞回口袋，脚步没有加快也没有放慢。阿杰是她为数不多——不，是她唯一称得上“朋友”的人。阿杰是“角落”酒吧的老板，三十出头，留着寸头，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成两道月牙。倪筱三年前搬到这个小区的时候，偶然走进了那家酒吧，点了一杯威士忌，坐在角落里喝了一晚上。阿杰没有过来搭讪，只是在打烊的时候递给她一杯温水，说了一句“明天再来”。
倪筱真的就明天再来了。来了三年，几乎每天。
她不是什么酒鬼，大多数时候她只喝一杯，偶尔两杯，然后坐在吧台的最边上，听阿杰和别的客人聊天，偶尔插一两句话。阿杰从不强迫她社交，也从不对她的沉默表现出任何不适。在阿杰面前，倪筱觉得自己的安静是被允许的，是不需要道歉的。
这是她一天之中，唯一感到不那么紧绷的时刻。
她到家的时候是六点二十。换鞋，放下包，洗了手，在沙发上坐了十分钟。六点半，她准时出门，步行去“角落”。
酒吧离她住的地方只有五分钟的路程，藏在一条巷子的尽头。门面不大，木质招牌上刻着“Corner”两个字，门口的灯箱发出暖黄色的光。推门进去，铃铛响了一声，阿杰从吧台后面探出头来。
“来了。”阿杰笑着说，把一个玻璃杯放到吧台最左边的位置——那是倪筱的固定位置，离其他座位最远，背后是一面挂了黑胶唱片的墙。
“嗯。”倪筱坐上高脚椅，把包放在脚边。
“今天喝什么？”
“威士忌，加一块冰。”
“老样子。”阿杰转身从酒架上拿下一瓶波本，倒了两指高，用镊子夹了一块方冰放进杯子里，推到倪筱面前。琥珀色的液体在灯光下微微晃动，冰块发出细小的碎裂声。
倪筱端起杯子抿了一口。酒液滑过喉咙，带着一种温热的辛辣感，让她一直微微绷着的肩膀放松了一些。
“今天怎么样？”阿杰靠在吧台上，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漫不经心地擦着一个杯子。
“星期一。”倪筱说。
“懂了。”阿杰点点头，没有追问。他和倪筱之间的对话就是这样，不需要太多解释。“星期一”三个字就包含了一切——拥挤的地铁，冷漠的同事，开不完的会，回不完的邮件，还有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
酒吧里没有别的客人。这个点还早，通常要到八点以后才会陆陆续续来人。音响里放着一首倪筱不认识的爵士乐，钢琴和小号交替着流淌，像一个老人在慢悠悠地讲一个不太重要的故事。
倪筱又喝了一口酒，目光落在吧台后面的那面镜子上。镜子里映出她的侧脸——三十二岁，五官清瘦，颧骨偏高，嘴唇薄而苍白，眼窝深陷，像是很久没有好好睡过觉。她的头发扎得很紧，把额头上的皮肤拉得光滑而苍白，露出太阳穴上一根细细的青筋。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觉得那个人很陌生。不是那种认不出自己的陌生，而是那种“我知道这是我，但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里”的陌生。
“阿杰，”她忽然开口。
“嗯？”
“你有没有想过，活着是为了什么？”
阿杰停下擦杯子的动作，看了她一眼。这个问题从倪筱嘴里说出来，他并不意外。她偶尔会在喝了半杯酒之后，冒出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像是冰面上裂开的缝隙，短暂地露出底下的水。
“没怎么想过，”阿杰说，“可能就是……为了明天还能开门做生意吧。”
“就这些？”
“就这些。对我来说够了。”阿杰把擦好的杯子挂在架子上，又拿起另一个，“人活着不需要什么宏大的理由，倪筱。能有个地方去，能有点事做，能有个人说说话，就挺好的。”
倪筱沉默了一会儿，说：“但如果这些都没有呢？”
“你不是有我吗？”阿杰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没有任何煽情的意味。但倪筱的手指在杯壁上顿了一下。
她没有接话，低下头又喝了一口酒。
八点过后，酒吧里陆续来了几个客人。有人坐到角落里低声聊天，有人坐到吧台前面和阿杰寒暄。倪筱安静地喝着她的酒，偶尔听几句旁人的对话，不参与，也不觉得被冷落。这种状态她很习惯——在人群的边缘，在自己的世界里，中间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
九点半，她喝完杯子里最后一口酒，放下钱，跟阿杰说了声“走了”。
“明天见。”阿杰说。
“明天见。”
她推门出去，铃铛又响了一声。夜风灌进领口，带着十月特有的凉意。巷子里很暗，只有路灯投下一小片昏黄的光。她把手插进口袋里，低着头往回走。
到家之后，她洗了澡，吹干头发，穿着一件旧T恤坐到床上。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部门群里的消息，有人在发工作文件，有人在回复“收到”。她往上划了划，又看到那张会议合影，看到照片里那个冷漠的自己。
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扣在床头柜上，关了灯。
黑暗中，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车声。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在路灯的微光下若隐若现，像一个模糊的问号。
她想起今天下午在会议上说的话，想起项目经理难看的脸色，想起小林那个僵住的笑容，想起地铁里被人碰到手臂时本能的后退，想起镜子里那张陌生的脸。
她想起阿杰说的“你不是有我吗”，胸口某个地方轻轻动了一下，像一潭死水里泛起的涟漪，很快就消失了。
然后她闭上眼睛，等待着明天的闹钟响起。
又是星期一。不对——明天是星期二。
都一样。
倪筱是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拿到检查报告的。
其实她已经不舒服有一阵子了。左边□□里隐隐约约的胀痛，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慢慢生长，偶尔触碰到的时候会有一阵尖锐的刺痛。她最初没有在意——她从来不在意自己的身体。不吃早饭，午饭随便对付，晚饭有时候是一碗泡面，有时候是一杯酒。她的身体像一台不被主人珍惜的旧机器，能运转就行，至于哪里生了锈、哪里松了螺丝，她不想去关心。
但痛感越来越明显。有一天晚上她在洗澡的时候，手指无意间触碰到左胸外侧，摸到了一个硬块。不大，边界不太清晰，按下去的时候有一点点疼。
她把手移开，继续洗澡。
又过了一周，那个硬块似乎大了一点。她在办公室里坐着的时候，能感觉到那里有一种沉闷的、持续的胀痛，像一颗种子在皮肤下面试图发芽。
周一的晚上，她在酒吧里跟阿杰提了一句。
“我好像长了什么东西。”
阿杰正在调一杯鸡尾酒，闻言手上的动作停了。“什么位置？”
“胸口。”
“去医院看了吗？”
“没有。”
“去看。”阿杰的语气突然变得认真起来，把调好的酒推到客人面前，转过身面对倪筱，“不要拖。”
倪筱看着他，想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但看到阿杰的表情，她把这句话咽了回去。
“知道了。”
周三下午，她请了半天假，去了市第一人民医院。挂号，排队，等待。乳腺外科的门诊大厅里坐满了女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年轻的有二十出头，被男朋友陪着，神情紧张；年长的有五十多岁，一个人坐着，表情平静得像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演出。
倪筱坐在角落里，双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地板上的瓷砖缝。她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身边放着一束花，大概是什么人送的。女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倪筱还是听到了几个字——“化疗”“第三次”“还行，能撑住”。
倪筱侧过头看了那个女人一眼。女人的头发已经剃光了，头上裹着一条丝巾，脸上画着淡淡的妆，嘴唇上涂了一层亮色的口红。她挂掉电话之后，低头看了看那束花，伸手把一枝歪了的花茎扶正，嘴角弯了一下。
那个笑容很轻，很淡，但里面有一种东西让倪筱觉得奇怪。她说不上来那是什么，大概是某种她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见到过的东西。
“倪筱，倪筱女士！”护士在门口喊她的名字。
她站起来，走进诊室。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姓周，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的语气温和而职业。
“哪里不舒服？”
“左边□□有个硬块，疼了大概一个多月了。”
周医生点了点头，让她躺到检查床上，做了触诊。医生的手指按在那个硬块上的时候，倪筱疼得吸了一口气。
“多久了？”
“一个多月。”
“之前没有检查过？”
“没有。”
周医生没有再问，坐回桌前开了一串检查单。“先去做个乳腺彩超和钼靶，结果出来之后再来看。”
倪筱接过单子，说了声谢谢，走了出去。
检查的过程比她想象的要长。彩超的时候，冰冷的耦合剂涂在皮肤上，探头在胸口滑来滑去，技师盯着屏幕不说话。钼靶检查更难受一些，□□被两块平板夹住，压扁，拍片，疼痛从那个硬块的位置向四周扩散，像一根根细针从里面往外扎。
她咬着牙做完了所有检查，坐在走廊里等结果。
等了大约四十分钟，自助打印机吐出了两份报告。她看不懂上面的影像描述，什么“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血流信号丰富”，但她看得懂最后一行的结论。
BI-RADS 4C类。高度怀疑恶性。
她站在打印机前面，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像是在确认自己没有看错。然后她把报告叠好，塞进包里，走回诊室。
周医生看了报告，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她，表情比之前更认真了一些。
“倪女士，你这个情况，我建议做一个穿刺活检，进一步确认。但从影像上来看，情况不太乐观。”
“是癌吗？”倪筱问。她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问一个和工作有关的问题。
“有很大可能是。但最终还是要靠病理结果来确认。”周医生顿了一下，“如果是的话，发现的还算早，属于早期。做手术切除，配合后续治疗，恢复的几率很高。”
倪筱点了点头。
“我给你开活检的单子，今天就能做。结果大概三到五天出来。”
“好。”
周医生低头开单子的时候，又抬头看了她一眼。大概是在这个诊室里坐久了，见过了太多听到“癌”字就崩溃的病人，倪筱这种平静反而让她有些意外。
“你一个人来的？”周医生问。
“嗯。”
“有家属可以陪同吗？”
“没有。”
周医生没有再说什么，把单子递给她。“去吧。”
活检是在另外一个房间做的。局部麻醉之后，一根细长的穿刺针伸进去，取了几个组织样本。倪筱躺在检查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一个灯，感觉不到疼痛，但能感觉到那种异物在身体里穿行的怪异触感。
做完之后，护士在她胸口贴了一块纱布，告诉她注意事项——不要沾水，不要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异常出血或者发烧要立即来医院。
倪筱说了声谢谢，穿上衣服，走出了检查室。
她站在医院门诊大楼的门口，下午四点钟的阳光打在她脸上，有些刺眼。她眯起眼睛，伸手从包里掏出那份报告，又看了一遍。
BI-RADS 4C类。高度怀疑恶性。
她想起周医生说的“发现的还算早”“恢复的几率很高”，这些词语在她脑子里转了几圈，然后像水珠落在油面上一样，滑开了，没有渗透进去。
她发现自己并不害怕。
不是那种强装镇定的不害怕，而是真正的、从心底里涌上来的无所谓。就像听到一个和自己无关的消息——哦，是癌啊，早期，能做手术，能恢复。然后呢？
然后她继续活着。继续一个人坐地铁，一个人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在酒吧里喝一杯酒，一个人回家，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
活着和死了，对她来说，区别在哪里？
她认真地想了这个问题。站在医院门口，手里攥着一份疑似癌症的诊断报告，她在想——如果她死了，谁会难过？
阿杰可能会难过一阵子。大概会在某个晚上调酒的时候，习惯性地拿出她的杯子，然后想起她不在了，沉默几秒，把杯子放回去。然后呢？然后酒吧继续营业，客人继续来来往往，阿杰继续擦杯子、调酒、笑。
公司里的人会更平静。人事部会发一封邮件，说“倪筱同事因病离世”，下面会有几个人回复“R.I.P.”，然后过不了几天，她的工位就会被清理干净，新来的人坐上去，摆上自己的马克杯和照片。
没有人会真正地、长久地、撕心裂肺地想念她。
她没有爱人，没有朋友——阿杰不算，阿杰是酒吧老板，他对每一个常客都很好。她没有家人。母亲在她十五岁那年去世，父亲在她十八岁那年再婚，然后像甩掉一件旧行李一样把她甩掉了。她没有去参加父亲的婚礼，父亲也没有邀请她。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她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多余的人。像一棵长在路边的草，没有人种她，没有人浇她，也没有人会在路过的时候多看她一眼。她活着，只是因为她还没有死。
现在，死这个选项被摆到了桌面上。不是让她自己去死，而是身体里长出了什么东西，正在替她做这个决定。
她应该害怕的。她应该哭的。她应该立刻打电话给阿杰，或者在医院里找一个医生，抓住对方的袖子说“我不想死，救救我”。
但她什么都没有做。
她只是把报告塞回包里，走下台阶，走进了十月午后的阳光里。
医院门口人来人往，有人拎着药袋匆匆走过，有人扶着轮椅慢慢前行，有人蹲在花坛边上哭，有人抱着刚出生的婴儿笑得合不拢嘴。倪筱穿过这些人，像一条逆流而上的鱼，安静地、孤独地游向相反的方向。
她走到医院大门口的时候，低着头看手机，想查一下“BI-RADS 4C”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她已经大概知道了。她的注意力在屏幕上，脚步没有停，然后——
“砰。”
一个人从侧面撞了过来。手机从手里飞出去，摔在地上，屏幕碎了一个角。倪筱踉跄了一步，差点摔倒，本能地伸手扶住了旁边的铁栅栏。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一个声音像连珠炮一样炸开来。倪筱皱着眉头抬起头，看到一个年轻女孩站在面前，手里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袋，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半在地上——几盒颜料，一支画笔，一个苹果，还有一本翻开的速写本。
女孩手忙脚乱地蹲下去捡东西，嘴里还在不停地道歉：“我真的太抱歉了，我没看路，我在看这个——”她举起速写本，上面画着医院大门的速写，线条潦草但很有生气，“我在画这个门，退后退后就没看到你，你没事吧？你的手机——天哪屏幕碎了，我赔你，真的对不起——”
女孩终于把地上的东西都塞回袋子里，站起来，正面面对着倪筱。
倪筱这才看清楚她的样子。很年轻，大概二十二三岁，头发剪得短短的，乱七八糟地竖在头顶上，像一丛被风吹过的蒲公英。脸很小，眼睛很大，瞳孔是一种很深的棕色，里面像装了两盏小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里面是一件印着某个卡通图案的T恤，脚上是一双沾满颜料痕迹的白色帆布鞋。
她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幅还没有干透的水彩画，颜色鲜艳，边界模糊，充满了某种不确定的、流动的生命力。
“你的手机，”女孩又重复了一遍，弯腰把手机捡起来递给倪筱，脸上的表情真诚得像一只犯了错的小狗，“真的对不起，多少钱我赔你。”
倪筱接过手机，看了一眼碎掉的屏幕角，又看了一眼女孩。她本想说一句“没事，不用了”，然后转身离开——这是她的标准反应模式，避开一切不必要的社交接触。
但女孩的眼睛让她多停留了一秒。
那双眼睛里没有她熟悉的东西——没有同情，没有怜悯，没有那种“你怎么一个人”的试探和揣测。只有一种纯粹的、毫无杂质的歉意，和一点点——倪筱说不上来——大概是某种叫做“善意”的东西。
“不用了，”倪筱说，把手机塞进口袋里，“屏幕本来就有点裂。”
这句话是假的。她的屏幕之前完好无损。
“那怎么行，明明是我撞的——”女孩挠了挠后脑勺，头发被挠得更乱了，“这样吧，你加我微信，你去修了之后把账单发给我，我转钱给你。”
“不用。”倪筱又重复了一遍，语气比之前冷了一些。她不想在这里继续纠缠下去，不想和一个陌生人产生任何形式的联系。
她转身准备走。
“等等！”女孩在后面喊了一声，然后小跑两步追上来，从帆布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倪筱手里。
是一个橘子。金黄色的，圆滚滚的，还带着两片绿叶。
“这个给你，”女孩说，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当赔礼。手机的事你随时找我，我叫盛艾子——‘盛’是‘盛开’的‘盛’。”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笑了起来。笑声不大，但很脆，像一颗糖掉进玻璃杯里的声音。
倪筱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橘子，又抬头看了看女孩。盛艾子已经退后了两步，冲她挥了挥手，转身跑进了医院的大门，帆布袋在身后一晃一晃的，牛仔外套的衣角被风掀起来，露出里面一截瘦瘦的腰。
倪筱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个橘子，看着女孩的背影消失在门诊大厅的人群里。
她站了大概有十秒钟，然后把橘子放进了包里，转身往地铁站的方向走去。
走出几步之后，她发现自己的嘴角不知道什么时候动了一下——不是笑，只是嘴角微微上扬了那么一点点，幅度小到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
那个橘子在她的包里待了一整个晚上。她到家之后把它拿出来，放在茶几上，看着它发了会儿呆。
金黄色的果皮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两片绿叶已经有点蔫了，但还倔强地贴在果蒂上。
她没有吃它。
就让它在那里放着，圆圆的，亮亮的，像一颗小小的、不会落山的太阳。
她躺在床上，又想起那份报告。BI-RADS 4C。早期。手术。恢复。
然后她想起盛艾子的脸，想起那双像装了两盏小灯的眼睛，想起那句“是盛开的盛”，想起那个清脆的、像糖掉进杯子里的笑声。
黑暗中，她翻了个身，面朝茶几的方向。橘子在那里，她看不见它，但知道它在。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倪筱第一次在睡觉之前，脑子里想的不是天花板上的裂缝，而是一个橘子。
那个女孩叫什么——盛艾子。她记住了这个名字。盛开的盛。
星期一过去了。星期二也快过去了。
窗外有风吹过，梧桐树的叶子沙沙地响。
倪筱闭上眼睛，在那个橘子的陪伴下，慢慢地、慢慢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