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南开大学一年一度的“校长杯”排球联赛开始报名了。
“校长杯”是南开校级的学生体育联赛，以学院为单位组队参赛，规模不小，水平参差不齐。对于政府学院男排这样的队伍来说，校长杯是市联赛之外最重要的校内赛事，也是每年春季学期的传统项目。方逸去年带着队伍拿了校长杯的亚军，决赛输给了经济学院，那场比赛之后他一个人在体育馆里坐了很久，把战术板上的跑位线擦了又画、画了又擦。他今年研二，明年就要退了，校长杯是他离校前最后一次校内争冠的机会。
报名表发下来那天，方逸在群里发了条消息：“校长杯报名开始了，各位把身份证和学生证照片私发我，这周五之前汇总上报。”消息发出去之后，群里稀稀拉拉地回了几条“收到”，然后就没动静了。方逸盯着手机屏幕，等了很久，等来了一条私聊——不是来交材料的，是来告别的。
主攻手齐皓，大四，政府学院男排的首发主攻之一，发了一条消息给方逸：“队长，对不起，校长杯我打不了了。毕业论文盲审意见回来了，要大幅修改，导师让我这两周全力改论文，实在抽不出时间训练和比赛。”
方逸看着那条消息，拇指悬在屏幕上方，悬了很久，然后打了几个字：“论文要紧，毕业重要。没事。”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扣着。体育馆外的天已经黑了，队里的其他人今天都没有加练计划，场馆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坐在场边的长凳上，肘撑膝盖，低着头，手指交叉握在一起，指节被捏得泛白。齐皓走了之后，主攻线上只剩下一个能打的，替补主攻是个大一的新生，基本功还没练扎实，上场就紧张。校长杯的报名要求是每个位置至少要有足够的轮换人员，少一个主攻，连报名表都交不上去。
方逸拿起战术板翻了几页，又放下。拿起手机翻了翻通讯录，又放下。他不是一个容易沮丧的人——这些年他经历了太多比“队员毕业”更严重的事，职业队的淘汰、国家队的网暴、从职业到业余的落差，哪一件拎出来都比一场校内联赛的报名问题沉重得多。但此刻他坐在空无一人的体育馆里，还是觉得胸口堵得慌。不是因为这一场比赛打不了，而是因为这支队伍是他一手带起来的，每一个队员都是他一个个招进来、一个个教出来的。去年校长杯决赛输给经院，他在更衣室里跟所有人说“明年我们再来”。现在明年来了，但他连一张完整的报名表都凑不齐。
他想起很久以前在省队的时候，教练跟他说过一句话：带一支队伍最难的，不是输赢，而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离开的人是谁。那时候他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现在他懂了。他把手机拿起来，在群里发了一句：“齐皓因为论文原因退出校长杯，主攻位置空缺。有谁认识院内其他能打主攻的人吗？身高和基础不限，只要能上场就行。”
群里的回复陆陆续续蹦出来。
“我室友不行，一米七都不到。”
“我们年级好像没有打排球的男生了。”
“去年的新生赛我看过，其他几个学院好像也有类似情况。”
“队长，要不问问别的学院能不能联队？”
方逸回了一句：“校长杯原则上不允许跨院联队，我再想想办法。”他把手机扔在长凳上，仰头看着体育馆顶棚上那一排排日光灯管，灯光白得晃眼。
同一时刻，周知扬和凌姣正在学校东门外面的一家小馆子里吃晚饭。这家馆子是凌姣最近发掘的新据点，主打保定菜，有她心心念念的驴肉火烧和牛肉罩饼。她点了一桌子，吃得不亦乐乎，嘴角沾着芝麻粒也顾不上擦。周知扬坐在她对面，吃着一碗打卤面，速度不快不慢，偶尔抬头看她一眼。
“师兄，你论文最近怎么样？”凌姣咬了一口火烧，含含糊糊地问。
“还行，初稿快完了，孙老师说结构可以，细节还要改。”
“那就好。”凌姣喝了口汤，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放下勺子说，“对了，今天在学校公众号上看到推送，校长杯排球赛要开始了。方逸他们是不是又要忙起来了？”
“应该是。”周知扬对校长杯没什么概念。在他的认知体系里，校级联赛和他之间的距离就像银河系和仙女座之间的距离——看似同在一片宇宙中，实则隔着无法跨越的光年。他全运会冠军都拿过，校长杯这种级别的比赛，在他的世界里几乎不存在。
“我听说齐皓要毕业了，论文盲审回来了，没时间训练。”凌姣一边夹菜一边随口说道，“你说他们少一个人还能打吗？我看群里说报名表都凑不齐。”
周知扬吃面的动作顿了一下。
凌姣没注意到这个细微的停顿，继续埋头解决她的驴肉火烧。过了大概十几秒，周知扬放下筷子，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那要不我去打呢？”
凌姣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她嘴里还塞着半口火烧，腮帮子鼓鼓的，眼睛瞪得溜圆，整个人像一只被突然亮起的车灯照住了的兔子。空气安静了大概三秒钟——在这三秒里，她的大脑飞速运转：周知扬说要去打排球？就是那个人生中只有学习和文献的周知扬、那个陪了她大半年却没上场碰过一次球的周知扬、那个在保定体育局的照片里定格在十六岁的周知扬——他说要去打排球？
“你刚说什么？”她咽下嘴里的食物，把筷子放到桌上，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校级比赛，”周知扬的语气依然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尽管很多年没打了，应该也不会输得太惨。”
凌姣愣愣地看着他。她的表情从震惊慢慢变成了某种她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惊喜，不是激动，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安静的、几乎要溢出眼眶的情感。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发现自己的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她学了这么多年政治学，写了那么多篇论文，在研讨室里跟师兄唇枪舌剑从来不带怵的，现在居然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想起大半年以前，她第一次跟周知扬说“我想学排球”的时候，他什么反应都没有。她发手臂红肿的照片给他，他回的是“注意休息”。她让他来陪她训练，他来了，但永远坐在角落里，抱着一瓶水，像一尊面无表情的雕塑。那时候她觉得师兄只是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一个活在学术世界里不愿意被任何事情分心的人。后来她知道了他的过去——知道了那场友谊赛，知道了粉碎性骨折，知道了那三根钢钉。她明白了那尊雕塑的里面，是一座封存了很久的火山。岩浆冷却了，但还在。而此刻，这个人坐在油腻腻的小馆子里，用和点菜一样平淡的语气说“那要不我去打呢”，好像在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决定。
“真的？”凌姣的声音有些发抖，但她自己没注意到，“周知扬，你说真的？你要去打排球？”
“嗯。”周知扬端起碗继续吃面，“试试吧，能不能上场不一定，报个名再说。”
凌姣低下头，用力地眨了几下眼睛。那滴油渍在桌面上洇开，像一小片透明的花。然后她抬起头，眼睛亮得像是有人往里面放了一把火。“周知扬，你真的……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说了什么？”
“我说我去打校长杯。”周知扬把最后一口面吃完，平静地放下筷子。
“你是不是被什么附身了？”
“没有。”
“那你掐我一下。”
“为什么？”
“我怕我是在做梦。”
周知扬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他伸手在她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不是梦。”
凌姣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背，又抬头看了看周知扬。下一秒她从椅子上弹起来，整个人扑到桌子对面，双臂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要不是桌子挡着，她大概会直接挂到他身上。“周知扬，”她把脸埋在他肩窝里，声音闷闷的，带着厚重的鼻音，“你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不是等你去打球——是等你愿意让自己去打球。”
周知扬被她扑得往后仰了一下，后背撞在椅子上。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抬起右手，轻轻地放在她的后背上。右手小指的钢钉隔着衣料触碰到她背脊的温度，他没有把手移开。“好，”他说，“那我去。”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周知扬坐在书桌前，打开手机相册，找到自己的身份证照片。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钟——照片里的人是周知扬，一个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博士生，眼神安静，没有什么表情。他把照片发给了方逸，附了一句话：“给我报上名吧。主攻位置，我可以打。”
消息发出去的瞬间，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是一个在水下憋气憋了很多年的人，终于把鼻子伸出水面，吸了第一口气。发完之后他仰头靠在椅背上，右手搭在桌沿，手指无意识地轻轻弯曲——那根常年僵直的小指，似乎也跟着动了一点点。也许是错觉。
方逸的回复几乎是秒回的。他今晚一直握着手机，一直在等。看到周知扬的消息跳出来的时候，他从宿舍床上坐了起来。他看了三遍那句话，然后把手机放在膝盖上，双手捂住脸，深深地吸了口气。
他想起很多事。想起自己十六岁在地板上看周知扬的比赛录像，一遍一遍地倒回去放那个扣球。想起自己在国家队训练馆里穿着十二号球衣，面对着满墙的“中国男排加油”横幅，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偷。想起自己在网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每天半夜刷着那些骂他不配穿十二号的评论，咬着被子不让自己出声。想起自己退役那天把球衣叠好放进包里，跟自己说这辈子再也不碰排球了。然后他来了南开，在政府学院的走廊上看到了一个站得笔直的背影。
现在他的手机上亮着一条消息，来自那个背影的主人。发来的是一张身份证照片，和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没有解释，没有煽情，没有“我想通了”之类的心理剖白。只有七个字：给我报上名吧。方逸把手机拿起来，打了一行字，删掉，又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最后只回了五个字：“师兄，欢迎回来。”
他把这五个字发出去之后，打开宿舍的窗户，对着外面四月初的夜风站了很久。津南的夜晚安静极了，远处有几盏路灯亮着，光晕在夜色中模糊成温暖的橙色。他很想给一个人打电话，告诉那个人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但他不知道该打给谁。后来他想起自己在天台上的那个晚上，他跟周知扬讲了一个“我那个朋友”的故事。现在他终于可以告诉自己，那个故事的结局，不是朋友退了役，不是他带着失望离开球场。那个故事的结局，是他和他的偶像穿着同一支队伍的队服，站在同一片场地上。他关上窗户，在群里的报名表上填上了周知扬的名字。
周末，周知扬回了趟家。
他家在南开区一栋老式居民楼的四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小广告，声控灯坏了一盏，忽明忽暗。他站在门口，掏出钥匙，那把钥匙在锁孔里转动了两圈，门开了。客厅里飘着一股炖排骨的味道，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碌，油烟机轰轰地响着。父亲坐在沙发上戴着老花镜看报纸，听到开门声抬起头来。
“回来了？”父亲摘下眼镜，看了他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儿子今天的气色似乎和平时不太一样，具体哪里不一样他说不上来，但总觉得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不是灯光反射的那种光，而是一种从里面透出来的、很久没有见过的光。
“嗯。”周知扬换了拖鞋走进来，在父亲对面坐下。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锅铲，看到儿子回来，脸上立刻绽开了笑容。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不是花白，是雪白雪白的，从发根到发梢都是白的，像是落了一层永不融化的霜。那是七年前一夜之间白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变黑过。
“瘦了，”母亲打量着他，眉头皱起来，“最近是不是又熬夜了？眼窝都是青的。”
“没有，睡得挺好的。”
“你就会说挺好的，”母亲把锅铲放回厨房，擦了擦手走出来，“从小到大问什么都回答挺好的，手疼不疼？挺好的。累不累？挺好的。心里难受不难受？挺好的。”
周知扬没有接话。他知道母亲说的是实话，他确实从很多年前就只会说这三个字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说：“妈，我找点东西。”然后走进自己曾经的房间。房间里的一切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书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政治学专业的教材和文献，墙上没有贴任何海报，一张都没有。书桌抽屉的最里面，锁着那个黑色的塑料袋。
他蹲下来，打开抽屉的锁，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往外拿。护膝，两副，松紧带已经有些松了，边缘磨得起毛。护踝，一副，内侧的硅胶垫已经硬了。护肘，一副，白色的布料洗得发黄。运动胶带，好几卷，还没拆封，但胶带的边缘已经有些泛黄变脆。还有那双亚瑟士排球鞋，鞋底的纹路还很清晰，但鞋面落了一层灰。
他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摆在地上，像在整理一座尘封了很久的博物馆。每一件东西都对应着一段他不想回忆但从未忘记的记忆——这副护膝陪他打了人生中第一场青年队比赛，那只护踝在全运会的赛场上保护过他的脚踝，那双鞋踩在保定的木地板上，见证了他最后一场比赛。他跪在地上，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擦拭干净，护膝上的灰、护踝上的污渍、球鞋鞋面上的浮尘。他的动作很慢，每擦完一件，就用拇指沿着边缘轻轻按压一圈，像是在唤醒某段沉睡已久的肌肉记忆。他的右手小指在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一直在隐隐作痛，但他没有理会。
就在这时，房间门口传来一声轻响。
周知扬抬头。父亲和母亲并排站在门口，两个人脸上的表情像是有人按了暂停键，把一个担忧的瞬间凝固在了脸上。母亲的嘴唇微微张着，视线落在地上那堆护具上，一动不动。父亲没有说话，但他握着门框的手在轻轻发抖，指节发白。
“知扬，”母亲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惊碎什么，“你翻这些出来做什么？”
周知扬站起来，转过身面对父母。他看到了母亲眼睛里的恐惧——不是愤怒，不是不解，是恐惧。那种恐惧他太熟悉了，七年前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母亲站在病房门口，脸上就是这种表情。那是一个母亲亲眼目睹过自己的孩子从高处摔下来之后，留下的永远无法消除的应激反应。排球——这个曾经让全家引以为傲的词汇，在这个家庭里已经成了禁忌词。父亲和母亲从来不看排球比赛，从来不去体育馆，甚至路过排球场的时候都会加快脚步。他们不是不爱体育了，而是太害怕看到任何与排球相关的东西，怕那些东西会再次刺伤他们的儿子。
“我报名了学校的排球联赛，”周知扬说，声音平稳，“校长杯，校内的比赛。”
房间里安静了大概有五秒。母亲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围裙的边角，指节发白。父亲把手从门框上放下来，走进房间，在床边坐下，低头看着地上那些护具。
“你的手……”父亲的声音有些发颤。他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这种声调说过话了，上一次还是七年前，他在医院走廊里给亲戚打电话，说“知扬的手可能保不住了”。
“不能扣球了，但可以垫球，可以传球。”周知扬停顿了一下，然后加了一句，“爸，我试过了。”
父亲抬起头看着他。父子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然后父亲的眉头渐渐松开了。他看到了儿子眼睛里的光——那种光他很熟悉。很多年前，在天津队的训练馆里，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站在球场上，眼睛里也是这种光。不是天才的锐气，不是冠军的骄傲，而是更根本的、更朴素的东西——一种笃定。一种“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确定感。
“是谁？”父亲问。这两个字问得没头没尾，但周知扬听懂了。
“凌姣。”他说，“我女朋友。”
母亲愣了一下，恐惧从她脸上慢慢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的惊喜。她走过来，把地上的护膝捡起来，用手抚了抚上面的褶皱，然后抬头看着周知扬：“她……她带你走出来的？”
“她没有带我。”周知扬想了想，“她只是没走，一直在旁边等着。”他顿了顿，“我想让她也上场看看。”
母亲低下头，把护膝捧在手里，手指在松紧带上摩挲着。她的手背上有几颗淡淡的老年斑，指甲修剪得很短很整齐，指节因为常年做家务有些粗糙。她用拇指按了按护膝内侧的海绵，海绵已经老化了，按下去的印子半天弹不回来。这是她多年前亲手给儿子缝的护膝，海绵是她去体育用品商店挑的，松紧带是她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她把这副护膝捧在手里，像是在捧着一个失而复得的东西，那东西不是一个护具，而是她的儿子。那个在十六岁的夏天突然消失的儿子，现在终于推开门，走了回来。
“哪天比？”父亲问。
“报名才刚开始，比赛估计要四月中下旬。”
父亲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客厅的柜子旁边，从最上面那层拿了一个信封下来。他把信封放在茶几上，往周知扬面前推了推。周知扬低头一看，是那张国家健将证书，红底金字，压在最下面一层书下整整七年，边角依然平整如新。
“这个，”父亲指了指证书，“你走的时候没带。一直放在这儿。”
周知扬拿起那张证书，翻开看了一眼。照片里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穿着天津队的红色队服，眼神锐利如刀锋。他合上证书，把它放回信封里，放回了父亲的手中。“先放家里，”他说，“等我打完校长杯，再拿回去。”
父亲接过信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拍了拍周知扬的肩膀。那只手很重，在他肩头停了好一会儿，像是在传递某种不需要说出口的认可。然后他转头朝厨房走去：“饿了，吃饭。”
那天晚上，周知扬在家吃了一顿久违的晚饭。母亲做了四个菜一个汤，把他碗里的饭压得结结实实的，恨不得连菜都帮他嚼好了。她不停地给他夹菜，夹完排骨夹青菜，夹完青菜夹鸡蛋，碗里堆成了一座小山。父亲坐在对面，吃饭的速度比平时慢了很多，偶尔抬头看儿子一眼，然后继续低头扒饭。席间没有人提排球，也没有人提比赛，大家只是聊些日常——学校里的事、最近的天气、楼下王阿姨家的狗又生了。但气氛和以前不一样了，那件压在饭桌上空整整七年的、沉重得让人不敢直视的东西，终于被搬开了。
吃完饭，周知扬帮母亲洗碗。母亲站在水槽边，把洗好的碗一个一个递给他擦干。水龙头哗哗地响着，碗碟碰撞发出清脆的声音。母亲忽然说了一句：“那个姑娘，什么时候带回来给我们看看？”
周知扬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碗：“我问问她。”
当天晚上，周知扬回到学校宿舍，给凌姣发了条微信：“我爸妈想见你，周末来家里吃顿饭？”
凌姣的回复依然是秒回：“什么？！见家长？！这么快？！”
紧接着又跟了一条：“等等等等，你爸妈知道我吗？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拐跑了他们儿子？”
然后又是一条：“周末是吧？周六还是周日？中午还是晚上？我需要穿什么？正式一点还是随便一点？带什么礼物？你爸喝酒吗？你妈喜欢什么？”
消息一条接一条地往外弹，周知扬根本来不及回复，只能看着她刷屏。她的焦虑从屏幕那头溢出来，密集而雀跃，像一只在原地转圈的柴犬。他嘴角动了一下，等她的消息风暴终于停下来之后，回了四个字：“周六中午，随便穿，不用带东西。”
凌姣回了一个柴犬紧张的动图，然后是一行字：“行。但你得提前给我讲你爸妈的雷区。不能提的话题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必须避开的坑？见面第一句话说什么比较合适？”
周知扬看着这条消息，沉默了几秒。他意识到凌姣在担心什么——她怕自己不小心碰到那个禁忌词，怕无意间伤害到两位老人。她不知道的是，那件禁忌的事已经被搬开了，被他自己亲手搬开的。
“没什么需要避开的，”他打了一行字，“他们只是想见你。”
周六，周知扬约了凌姣来家里吃饭。凌姣提前去学校门口的花店里挑了束花，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一束康乃馨，粉色的，配了几枝满天星，看起来很朴素。她还从保定带回来两盒驴肉——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实在的礼物，“总不能空手去，花又不能吃，驴肉至少能切盘菜。”周知扬看到她拎着驴肉站在校门口等他的时候，很想告诉她——他爸妈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七年了。
到了家门口，周知扬掏出钥匙开门。门开的一瞬间，凌姣下意识地往他身后躲了半步，然后立刻调整好表情，挺直了腰板，双手把花捧在胸前，嘴角挂上一个标准的“端庄大方好青年”的微笑。周知扬看了她一眼，没说什么，推开了门。
母亲已经从厨房里迎了出来。她今天特意换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到凌姣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来拉住凌姣的手。“你就是凌姣吧？快来坐快来坐，外面冷——哎呀你这孩子，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
凌姣被她的热情撞得有点措手不及，精心准备的开场白全忘了，只能老老实实地叫了一声“阿姨好”，把手里的花递过去，又从包里掏出那两盒驴肉。“阿姨，这是我从保定带的驴肉，真空包装的，您回头切了就能吃，不知道您和叔叔吃不吃得惯——”她的语气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不是见家长的紧张，而是怕自己说错话的紧张。她已经知道排球在这个家庭曾是禁忌词，她不确定边界在哪里。
“吃得惯吃得惯，”母亲接过驴肉，笑得更开心了，“这孩子太实在了，保定驴肉最好吃了。快进来坐，饭马上就好。”
父亲从客厅里走出来，朝凌姣点了点头：“来啦。”
凌姣赶紧鞠了一躬：“叔叔好。”
父亲看了她一眼，又看了周知扬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算是笑了。“坐吧，别站着。”
凌姣在沙发上坐下，背挺得笔直，膝盖并拢，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腿上，像在等待一场答辩。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扫过客厅——电视机旁边的柜子上，没有摆任何奖杯，也没有任何与排球相关的东西。只有几本书、一盆绿萝、一张全家福。那张全家福里周知扬大概十岁左右，穿着一件红色的运动服，手里没有球，只是对着镜头微微笑着。
母亲从厨房里端了盘水果出来，在凌姣旁边坐下，开始了一连串的“家长式”提问——多大了、哪里人、学什么专业的、读博累不累。凌姣一一回答，声音清脆利落，脸上的笑容从一开始的标准微笑慢慢变成了她平时那种大大咧咧的笑。在问到“你怎么认识我们知扬”的时候，凌姣愣了一下，本能地看了一眼周知扬。周知扬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表情很平静。
“我们是同一个导师，孙立平教授，”凌姣老老实实地回答，决定不提排球的细节，“在组会上认识的。师兄帮了我很多。”
“知扬从小就不会照顾自己，”母亲叹了口气，“一心扑在学习上，吃饭都凑合。有你在旁边，我们放心多了。”
凌姣刚要说什么，母亲忽然握住了她的手。母亲的掌心干燥而温暖，指腹上有做家务磨出来的薄薄的茧。她握着凌姣的手，轻轻地拍了拍，然后说了一句让凌姣完全没准备的话。
“谢谢你。”
凌姣愣了一下：“阿姨，谢我什么……”
“谢谢你带他走出来。”
母亲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稳。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哭，眼圈甚至都没有红，只是用一种很安静的、像是终于可以把这个词说出口的释然，看着她。凌姣看着她的表情，忽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她想说“其实我没做什么”，想说“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但话到嘴边全堵住了。因为她在那位母亲的眼睛里看到了太多年深日久的东西——那些年的忧心如焚、那些年的绝口不提，所有的沉默和等待，全部浓缩在了这三个字里。
母亲拍了拍她的手背，站起来说“我去看看锅里的鱼”，快步走回了厨房。凌姣看到她在转身的时候抬起手背擦了一下眼角。
这时候父亲开口了。他一直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安静地听着她们的对话，没有说话。现在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稳。“知扬跟我说了，你要去打校长杯。”
凌姣点了点头：“是的叔叔，我是自由人。”
父亲看了她一眼，目光里带着一种审视，但那种审视不是挑剔，而是某种更深的、像是在确认什么的东西。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柜子旁边，从最上面那层拿下来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周知扬认出了那个信封——那是他家的国家健将证书。
“这个，”父亲指了指信封，对凌姣说，“你帮我们传给他。”
凌姣愣住了。她看看父亲，又看看周知扬。周知扬的表情很平静，像是早就知道会发生这一幕。父亲把信封往她面前推了推，然后站起来朝厨房走去：“我去帮你妈端菜。”
客厅里只剩下周知扬和凌姣两个人。凌姣低头看着茶几上的信封，伸手把它拿起来。她没有打开看里面的东西，只是把它拿在手里，然后抬头看着周知扬。
“师兄，这个……”
“你先拿着，”周知扬说，“等我赢了校长杯，再给我。”
凌姣把信封小心地放进自己的包里，拉好拉链，然后抬头冲他笑了一下。“那你得赢啊。”
“嗯。”
“不然我可不还给你。”
“行。”
厨房里飘出红烧鱼的香味，母亲和父亲在灶台前并肩忙碌着，偶尔传来锅铲碰撞的声响和母亲压低了却依然能听到的笑声。周知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地板上，铺成一片暖洋洋的光。他的右手搭在膝盖上，没有攥拳，也没有松开，只是安静地放在那里。然后他看到父亲从厨房门口探出头来，朝他招了招手。父亲的手上还沾着面粉，袖口卷到小臂中间，表情认真而郑重，像要宣布一个重要事项。
“吃饭的时候你敬人家姑娘一杯，”父亲压低声音说，“人家帮了你这么大的忙，你得谢谢人家。”
周知扬点了点头：“知道了。”
父亲看了他一眼，又加了一句：“别光说‘嗯’，说点好听的。”然后缩回头去，继续和母亲一起忙碌。
那天的饭桌上，四个人围坐在一起，桌上摆满了菜——红烧鱼、糖醋排骨、清炒时蔬、凉拌木耳，还有凌姣带来的驴肉被母亲切成了薄片，整整齐齐地码在白瓷盘里。母亲不停地给凌姣夹菜，碗里的菜堆得比饭还高。父亲难得地开了瓶酒，给每个人都倒了一小杯。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落在饭桌上，落在每个人的脸上。
母亲的笑容在阳光里显得格外柔和，她脸上的皱纹比同龄人多一些——那是七年前一夜白头之后，岁月在她脸上加速奔跑留下的痕迹。但那一天，那些皱纹似乎在阳光里舒展开了一些，像是一张被揉了很久的纸，终于被人一点一点地抚平。
她的儿子，推开了排球的门。这一次，门外不再是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