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的空气像是被抽空了一样。
何子衿。又是何子衿。
何子衿警告过母亲，有人要杀她。何子衿是宋以宁同母异父的弟弟，爱着苏晚亭，却又和要杀苏晚亭的那个女人的家族流着相同的血。何子衿在美国，在宋以宁死之前，去了那家医院。而母亲死之前，接到过何子衿的警告电话。
陆予琛靠在窗前，手撑在窗台上，低着头。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陆柏年的脚边。他忽然想起何子衿说的那句话——“我谁都不想帮。我姐要杀晚亭的时候，我阻止不了。晚亭死的时候，我救不了。我姐死的时候，我也救不了。”
何子衿说的是真话。他确实阻止不了。他打了电话，警告了苏晚亭，但苏晚亭没有走。他把所有的选择都摆在了她面前，而她选择了留下。不是为了何子衿，不是为了她自己，是为了陆予琛。她怕如果她走了，陆予琛就再也回不到陆家了。她可以不要命，但她要她的儿子姓陆。
陆予琛慢慢地从窗台上直起身，转过身看着陆柏年。“何子衿打电话给我母亲的事，你是后来才知道的，还是当时就知道？”
陆柏年没有回答。但那个沉默本身就是回答。
“你当时就知道。”陆予琛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何子衿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有人要杀她。她没有走。你知道有人要杀她，你知道她没有走，你也没有逼她走。”
陆柏年的嘴唇动了一下，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你在等，”陆予琛说，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冰层下面凿出来的，“你在等她走，或者等她死。你给了她选择，你给了自己借口——是她没有走，不是你没有救她。”
“不是这样。”陆柏年的声音有些颤抖。
“那是怎样？”
陆柏年站起来。
椅子在他身后退开，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他走到陆予琛面前，在不到一步的距离停下来。他的眼睛里有一种陆予琛从未见过的光芒——灼烧的、滚烫的、像是要把自己烧成灰烬。“我想过让她走。我让她走了一百次。她不走。她说她走了，宋家的人会对付你。她说她活着，就是你的护身符。我告诉她我可以保护你，不用她来当这个护身符。她说——你不懂。一个女人活着，比你十个律师都有用。”
陆柏年的声音低了下去。
“她说得对。她活着的时候，宋家不敢动你。她死了之后，宋家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她用自己的命，换了所有人的命。”
陆予琛的眼眶红了，但他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你知道她为什么不走吗？”陆柏年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不是因为她不怕死。是因为她觉得，她的命，没有你的命值钱。你不是她的儿子，你是她的全部。她可以没有自己，但她不能没有你。”
陆予琛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的疼痛让他保持了最后一丝清醒。“所以你就让她死了。”
“对。”陆柏年说，“我让她死了。我每天都会想起这件事，每一天，每一夜，每一个我闭上眼睛的瞬间。她死在医院走廊上的时候，我在从上海飞回来的飞机上。我在三万英尺的高空，什么都不知道。我还在想回去以后要给她带什么礼物。我在免税店看中了一条丝巾，灰色的，她不喜欢太艳的颜色。我买了两条，一条给她，一条给你。我在飞机上把丝巾折好，放在公文包里。我不知道她已经不在了。”
陆予琛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没有擦，任由它们从脸颊上滑下去，滴在他的衬衫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那条丝巾呢？”他问。
陆柏年看着他，眼眶红了，但他没有流泪。这个男人这辈子大概已经不会流泪了，他的泪腺在某个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刻，被他自己用一层一层的冰封死了。
“在你衣柜里。”他说，“你十八岁那年，我放在你衣柜里的。”
陆予琛闭上了眼睛。他想起来了。
十八岁生日那天，他打开衣柜，看到一条灰色的丝巾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最上面一格。没有包装，没有卡片，什么都没有。他以为是放错了地方，把它收进了抽屉里，再也没有拿出来过。那是母亲没来得及收到的礼物，是父亲在飞机上折好的礼物，是他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满怀期待地放进公文包、落地之后却发现再也没有人可以送的礼物。
他睁开眼睛，看着陆柏年。他们之间隔着一臂的距离，会议室的白炽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板上，两个影子靠得很近，但中间始终隔着一条窄窄的缝。
“我想看看他，”陆予琛说，“那个叫陆予怀的哥哥。”
陆柏年愣了一下。
“他葬在哪里？”
陆柏年看着他，过了很久才开口。“没有葬。你母亲没有让任何人处理。她说，她不想让他一个人在地下。她要等自己死了以后，和他葬在一起。”
陆予琛的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是一只很小很小的手，一只六个月大的、还没有来得及睁开眼看这个世界的手，轻轻地、软软地、无力地推了他一下。
“他现在在哪里？”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在荃湾。一个很小的骨灰龛位。她说不要墓碑，不要名字，只要放一张她抱着那只蝴蝶的照片。”
“什么蝴蝶？”
“你哥哥。”
陆予琛靠在了墙上。
他站在那里，后背贴着墙，像被钉住了一样。他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很重，很慢，像一台快要停转的机器。
蝴蝶。他母亲把一个六个月大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的孩子，叫做蝴蝶。
因为她觉得他太轻了。
陆予琛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也很轻。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手指在发抖，但他感觉不到。他什么都感觉不到，除了胸口那里有一个很小的、很软的东西在推他——是一只蝴蝶的重量，轻到几乎没有，却让他整个人都站不稳了。
他顺着墙壁慢慢地滑了下去，蹲在地上，把脸埋进膝盖里。
他感觉到一只手落在了他的头顶上。那只手很重，压得他抬不起头来。那只手也很轻，轻到像是在触碰一件随时会碎的东西。
那只手上有薄薄的茧，有无名指上从不摘下的素圈戒指，有二十年沉默的重量。那只手从他头顶慢慢地滑到他的后脑勺，停在那里，掌心的温度透过头发和头皮，传到他的大脑里，像一束光，照进了那个他藏了九年的、黑暗的、潮湿的、谁都不让进的地方。
“予琛。”陆柏年的声音从头顶传下来，沙哑而低沉，“她走的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
陆予琛抬起脸，泪流满面地看着他的父亲。
“她说，‘柏年，你不要恨他。他是你的父亲。’”陆柏年的眼眶终于红了，那层封死了二十年的冰终于裂开了一道缝，从里面涌出来的东西滚烫而汹涌，“她到死都在替我着想。她到死都在替我想。她被我父亲杀了，她到死都在说——不要恨他。”
陆予琛伸出手，拉住了陆柏年的衣角。他没有站起来，就那样蹲在地上，攥着父亲的衣角，像一个五岁的、在马路上走丢了的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一样。陆柏年在他面前蹲下来，两个人的视线终于平齐了。他们的眼睛都红着，一个泪流满面，一个眼眶干涸但里面全是裂痕。
陆柏年伸出手，用拇指擦掉了陆予琛脸上的泪。
“以后，”陆柏年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不要一个人扛。”
陆予琛攥着他衣角的手松开了，然后他整个人向前倾过去，额头抵在了陆柏年的肩膀上。那是在巨大的、压倒性的悲伤面前，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做出的、最本能的、最原始的、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动作。
我需要你在。
陆柏年没有动。他的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没有推开，也没有抱住。他就那样蹲着，让陆予琛的额头抵在他的肩窝里，感受着那些滚烫的眼泪透过衬衫的布料，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皮肤上。
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敲了两下。陆予琛直起身，用手背擦了一下脸。陆柏年站起来，转身面向窗户，把背影留给门口。
门开了，刘律师站在门口，表情有些尴尬。“陆先生，陈伯说他在楼下等。如果这边……差不多了，他可以先走。”
“我们马上下来。”陆柏年的声音已经完全恢复了那种不辨喜怒的平静。他没有转过身来，刘律师看了陆予琛一眼，点了点头，关上了门。
陆予琛站起来，走到桌前，拿起母亲留下的那本手稿和那封信，把它们放进公文包里。他的手指在信纸上停了一下，然后收回了手，拉上了公文包的拉链。
“走吧。”他说。
陆柏年转过身来，看着他。他的眼眶已经不红了，脸上也没有任何泪痕，但陆予琛注意到他的衬衫左肩那里，有一小片布料颜色比别处深了一些，是被眼泪洇湿的。他没有提醒他，因为他知道陆柏年不会在意这个，或者说他在意，但他不会让人看出来。
他们走出会议室，走进电梯。轿厢缓缓下降，楼层数字一个一个地跳。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电梯壁的镜面里映出两个人的影像，并排站着，肩膀之间隔着一拳的距离。
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他们走出写字楼，外面的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已经是下午了，太阳偏西，把整个中环照得金灿灿的。陆柏年走在前面，陆予琛跟在后面，隔着一步的距离。那个距离不远不近，刚好够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的背影，刚好够一个人追不上另一个人的脚步，也刚好够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停下来的时候，不费什么力气就能走到他身边。
陆柏年在写字楼门口停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车钥匙。
“晚上那顿饭，”他说，没有回头，“还吃不吃？”
陆予琛看着他的背影。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陆予琛的脚边。
“吃。”陆予琛说。
他往前迈了一步。那一步不大，刚好够他的影子叠上陆柏年的影子。两个影子在地面上重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