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沈父病重。电话是沈与时的母亲打来的，声音很急，说老沈住院了，情况不太好，让他尽快回来。沈与时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江寻的办公室里，两个人刚开完一个方案讨论会，桌上铺满了图纸，铅笔和马克笔散了一地。他挂了电话，脸色发白。江寻看着他的脸，就知道出事了。
“我爸住院了。”沈与时说，声音很平，平到像一个人在念一份病情告知书。但他的手指在发抖，手机在他的手心里震动着，屏幕还亮着，上面是母亲发来的医院地址和病房号。江寻看着他，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这一次，沈与时的指尖没有发抖。江寻的手指嵌进他的指缝里，指腹贴着他的指背，把他的手包裹住，像用一张很暖的毯子盖住了冰块。
“我陪你去。”江寻说。
沈与时看着他，眼眶红了，但没有哭。他点了点头。
医院在城东，白色的楼，很高，玻璃幕墙反着光。走廊很长，灯很亮，地板是白色的，反着光，踩上去像踩在冰面上。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很浓，很刺鼻，像一把刀，割着人的鼻腔。江寻不喜欢这个味道，每次闻到都会想起小时候陪母亲去医院看病，走廊里也是这个味道。那时候他还很小，坐在走廊的椅子上，脚够不到地面，晃着。母亲在诊室里，门关着，他看不到她，只能等。等了很久，门开了，母亲走出来，脸色很白。他不知道她生了什么病，只知道她吃了很多药，打了很多针，在床上躺了很久。后来她好了，但这个味道他记住了。每次闻到，都会想起那种等的感觉——不知道结果，只能等。
沈父住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单人病房。门半开着，窗帘拉着，光线很暗。心电监护仪的屏幕在黑暗中闪着绿色的光，波峰波谷在屏幕上移动，像一座一座很小的、绿色的山。沈与时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看着病床上的父亲，那个曾经很高大、很强势、很不可一世的人，现在瘦得像一张纸，躺在白色的床单上，身上插着很多管子，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手背上扎着留置针。他的头发全白了，不是灰白，是雪白，像冬天的雪落在黑色的土地上，把土地全部盖住了。
江寻站在走廊里，靠在墙上，没有跟进去。他看着沈与时的背影，他的肩膀很宽，但此刻缩着，像一个在承受重量的人，重量不在他的肩膀上，在他的心里。他走了进去，门在他身后关上了，发出很轻的“嗒”一声，像一个句号，写在一封信的开头。信的开头是“爸”，结尾还不知道。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心电监护仪的“滴”声，一下一下的，像一个人的心跳，很慢，很弱，但还在跳。沈与时走到床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椅子是塑料的，白色的，很轻，坐上去会发出“吱呀”一声。他看着父亲的脸，那张和他很像的脸，同样的眉骨，同样的鼻梁，同样的下巴。但父亲的脸上没有笑容，沈与时的脸上也很少有。他们是父子，性格很像，都很倔，都不认输，都不低头，都不会说“对不起”。他们之间的战争持续了很多年，从沈与时决定不学商科学建筑开始，从他拒绝联姻开始，从他离家出走开始，从他回国开始。战场从书房转移到客厅，从客厅转移到电话里，从电话里转移到沉默里。沉默是最漫长的战争，没有炮火，没有硝烟，没有伤员，但每个人都伤得很重。
沈父睁开了眼睛。他看着沈与时，看了很久，目光在他的脸上移动，从眉毛到眼睛，从眼睛到鼻子，从鼻子到嘴巴。他在找什么，也许是在找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也许是在找儿子的变化，也许是在找一个开口的理由。
“你恨我吗？”沈父说。声音很轻，很弱，像一个快要没电的收音机发出的声音，沙沙的，断断续续的。
沈与时看着他，沉默了很久。“恨过。”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恨过”是一个过去式，意思是“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沈父的目光从沈与时的脸上移开，移到天花板上。天花板是白色的，很平，什么都没有。他看了很久。“那个孩子……过得好吗？”他问。
沈与时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他看着父亲的脸，那张瘦削的、苍白的、被时间和疾病侵蚀得千疮百孔的脸。他的嘴唇在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他想起了很多事——想起父亲把江寻的助学金档案摔在桌上说“你要是不走，他就别想保送了”，想起父亲把信从信箱里拿走锁在抽屉里，想起父亲说“你这是在毁掉自己的前途”。他恨过他，但现在他快死了。恨一个快死的人是没有意义的。
“很好。没有我，他也会很好。但有了我，他更好。”沈与时说。
沈父沉默了很久。他看着天花板，目光在那片空白的、没有任何东西的平面上停留了很久。也许他是在想一些事情，也许什么都没有想。一个快要死的人，不需要想太多。时间不多了，不够想完所有的事情，不够弥补所有的错误，不够说所有的“对不起”。他只能选最重要的。
“带他来见我吧。”沈父说。
沈与时看着他，愣了一下。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攥紧了，攥到指节泛白。他站起来，椅子被他推得往后滑了一下，椅腿和地面摩擦发出很尖的、像老鼠叫一样的声音。他走到门口，拉开门。江寻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双手搭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他的影子被走廊的灯拉得很长，投在地面上，像一个在地上行走的、瘦高的、很孤独的人。他在等他，从高中等到现在，从出租屋等到医院，从少年等到青年。他还在等，一直在等。
沈与时看着他。“他想见你。”沈与时说。
江寻看着他，没有问“为什么”，没有问“什么时候”，没有问“他是不是快死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不存在的灰，那个动作很轻，很快，像一个人在出发前做的最后准备——把衣服整理好，把表情调整好，把心门打开。“走吧。”他说。
沈父看着江寻走进来。他的目光在他的脸上停了一下。这是一张陌生的脸，他没有见过。六年前他只知道这个名字，知道这个人的存在，知道他是个威胁。他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不知道他有多高，不知道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现在他看到了，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瞳孔很深，阳光照进去的时候，会在虹膜的最深处折射出一圈细细的、金色的光晕。他儿子的眼睛也是这个颜色。
“我对不起你。”沈父说。声音很轻，很弱，像一个快要没电的收音机发出的声音。沙沙的，断断续续的。但他把那四个字说得很清楚——“我”“对”“不”“起”。每一个字都用了很多力气。
江寻看着他，沉默了很久。“我知道。但我不怪你了。”他说。
沈父看着他，目光在他的脸上停了一下。那双深棕色的眼睛很平静，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湖面上没有涟漪，没有波浪，什么都没有。但湖很深，深不见底。他看着那片深不见底的湖，想看看底下有什么。他看不到。但他知道底下有东西，也许是鱼，也许是石头，也许是沉船。
“为什么？”沈父问。
江寻看着他。沈父的脸很瘦，颧骨很高，眼窝很深。他看着这张脸，想起了沈与时。他们长得很像，眼睛、鼻子、下巴，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沈与时的脸是软的，暖的，会笑的。这张脸是硬的，冷的，不会笑的。他想：如果当年沈与时没有走，他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屋檐下。也许会有争吵，会有冷战，会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他们在一起。而不是现在这样——六年没见，一见面就是原谅。
“因为如果没有当年的事，他不会那么确定我就是他想一辈子在一起的人。”江寻说。沈父看着他，看了很久，眼眶红了。他没有哭，他的眼泪在很久以前就流干了。在他把儿子送上飞机的那天，在他把信锁进抽屉的那天，在他看到儿子婚礼上那个空的眼神的那天。泪腺已经干了，像一口枯井。
他伸出手。手很瘦，骨节突出，手背上的青筋像一条一条的、蓝色的、很细很细的河流。血管在皮肤下面蜿蜒，有的地方鼓起来，有的地方凹下去，像一张地图。地图上有很多路，他走过很多路，走错了很多路。他没有时间了，但至少可以做一件事——伸出手。
沈与时握住了他的手。父亲的手很凉，很瘦，骨节硌着他的手心。他把那只手握在手心里，想把它焐热。他不知道还能焐多久，也许今天，也许明天，也许下个月。他只知道，在还能焐的时候，用力焐。
江寻站在旁边，看着他们。他的手垂在身侧，手指微微张开，掌心朝上。那颗痣朝着天花板，在灯光的照射下，像一个深棕色的、针尖大小的、很亮很亮的星星。他没有伸手，但他知道，他也在那幅画里。站在这间白色的、安静的、弥漫着消毒水味道的病房里，站在沈与时的旁边，站在他父亲能看到的地方。他在。他会一直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