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一周，江寻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沈与时。
不是讨厌他，不是不想见他，恰恰相反——是因为太想见他了，想见到自己的行为开始失常，开始露出马脚，开始像一个心里有鬼的人在躲警察。那种“想见”不是普通的“想见”，是那种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往某个方向偏，像地球引力一样把你往某个方向拉，你用力抵抗，身体往反方向倾斜，但脚步还是歪的，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那个方向的路上。
他怕自己的“不对劲”被看出来。
“不对劲”这个词太轻了，像用一张创可贴去贴一道很深的伤口。他不是“不对劲”，他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他看沈与时的时候，目光是直的、短的、像蜻蜓点水一样点一下就飞走了。现在他看沈与时的时候，目光是长的、粘的、像蜘蛛丝一样，看一眼就粘住了，拉不回来。他怕沈与时发现，怕沈与时看到他眼睛里的那些东西——那些他藏了很久的、不想被任何人看到的、甚至连自己都不想承认的、像岩浆一样滚烫的、随时会喷发出来的东西。
所以他开始躲。
不是那种大张旗鼓的、明显的躲，是那种缓慢的、温水煮青蛙式的、每天退一点点、退到你察觉不到但回头一看已经退了好远的躲。他去天台的时间从十二点零八分变成了十二点十五分，从十二点十五分变成了十二点二十分，从十二点二十分变成了十二点二十五分，越来越晚，越来越接近午休结束的时间。他知道沈与时会等，他算过——沈与时会等到十二点三十分，如果十二点三十分江寻还没来，他才会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听MP3，一个人看着操场发呆，然后把没喝完的水倒掉，把MP3塞进口袋，一个人走下楼。
江寻在十二点二十三分推开门的时候，沈与时的便当已经吃完了，MP3还在放，耳机线从耳朵里垂下来，在风中轻轻摇晃。他坐在围墙上，看着远处，没有回头。但江寻知道他知道——沈与时的背在门响的时候僵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恢复如常。那个“僵了一下”的意思是：他听到了，他知道是谁来了，他在想“你今天又晚了”。
江寻没有走过去。他站在门口，站了几秒，然后关上门，走了。
他去了图书馆。午休时间的图书馆没什么人，管理员阿姨在打瞌睡，日光灯嗡嗡地响，书架上的书一排一排地站着，安静得像一列一列在等待检阅的士兵。他坐在最里面的角落，把午饭从书包里拿出来——一个馒头，已经凉了，硬的，咬一口像在啃石头。他啃着馒头，脑子里是天台上沈与时的背影——一个人坐在围墙上，背对着门，便当已经吃完了，MP3还在放，耳机线在风中轻轻摇晃。那个画面像一张被烙铁烙在了他视网膜上的照片，闭着眼睛也能看到，睁着眼睛也能看到，洗不掉，擦不掉，忘不掉。
他不知道的是，沈与时在他关上门之后，转过头看了一眼。
门已经关上了。铁门在门框里晃了两下，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然后静止了。沈与时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他的便当盒已经空了，筷子搁在盒沿上，MP3还在放，放的是一首他不知道听了多少遍的曲子——不是他自己写的，是肖邦的夜曲，降D大调，作品27号第2首。他选了这首曲子因为它的旋律很慢，很安静，像一个在慢慢走路的人，不急，不赶，不追。他需要这种节奏，因为他的心跳太快了。
江寻在躲他。他知道。不是“觉得”，是“知道”。江寻到天台的时间越来越晚，从十二点零八分到十二点十五分到十二点二十分到十二点二十三分，每天晚一点点，像一个人在慢慢松开一根绳子，一点一点地放，不敢一下子全放掉，因为全放掉太明显了，会被发现。但他在放，他在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不想被任何人发现地往后退。
沈与时不明白为什么。
他做错了什么吗？是牛奶放错了位置？是MP3的音量调得不对？是昨天说的某句话让江寻不高兴了？他想了很久，把开学以来的每一天、每一节课、每一次对话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像看监控录像一样，一帧一帧地看，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他看到自己在数学课上借江寻的橡皮，江寻递过来了。他看到自己在物理课上问江寻一道题，江寻写了三行解法推过来。他看到自己在中午的天台上递过耳机，江寻接了。一切如常，没有任何异常。但江寻在躲他。这说明问题不在“发生了什么”，而在“没发生什么”——在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没有做出来的、藏在江寻眼睛后面的东西。
他拿起手机，打开了和江寻的对话框。
上一次对话是昨天。沈与时发了“晚安”，江寻回了“嗯”。他看着那个“嗯”字，觉得它和以前的“嗯”不一样了。以前的“嗯”是短的、快的、像一个句号。这个“嗯”是长的、慢的、像一个省略号，在说“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不敢说”。
他打了几个字，删了。又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最后他打了：“你怎么不来天台？”
发了。他把手机放在膝盖上，看着远处的操场。操场上有人在跑步，有人在踢球，有人在跳远。沙坑里的沙子被铲起来又落下，扬起一小片灰尘。阳光很好，照在红色的塑胶跑道上，反着光，像一条红色的、发光的河流。
手机震了。
江寻：“作业多。”
沈与时看着那三个字，笑了一下。不是高兴的笑，是那种你在解一道题、解了半天发现题目是错的、的那种笑——无奈的，有点苦涩的，像喝了一口很苦的茶，苦到想吐掉，但吐不掉，因为茶已经咽下去了。作业多。这个理由太合理了，合理到像提前准备好的。高三了，作业当然多。多到没时间去天台，多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多到只能在图书馆里啃冷馒头。合理，太合理了。合理到他想说“那我和你一起去图书馆”，但他没有说，因为他知道江寻会拒绝。
他打了：“我等你。”
三个字。不是“你快点写”，不是“作业多就少写点”，是“我等你”。“我等你”不是一个建议，不是一个请求，是一个承诺——我会坐在天台上，等你来。不管你来不来，我都在。不管你来多晚，我都等。你十二点零八分来，我等到十二点零八分。你十二点二十三分来，我等到十二点二十三分。你不来，我等到午休结束，然后一个人走下楼，一个人回教室，一个人坐在座位上，翻开课本，等你从图书馆回来。
他发了。
江寻的回复来得很快，快到不像是一个在认真做题的人会有的速度。
江寻：“不用。”
沈与时看着那两个字，觉得它们像两块石头，被人从很高的地方扔下来，砸在他的胸口上，不疼，但很闷，闷到他喘不过气来。“不用”比“不”更伤人。“不”是一个拒绝，硬邦邦的，像一扇关上了的门，你知道它关上了，你可以选择敲门或者离开。“不用”是一个拒绝加上一个理由——不，加上一个借口。“不用”的意思是：你不需要为我做这些，我不值得你等。沈与时想说：值不值得不是你说了算的，是我说了算的。但他没有说。他把“不用”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放进口袋里。
他没有回。
他不知道该回什么。回“好吧”？太委屈了，像一个被拒绝了的人在强颜欢笑。回“为什么”？太像质问，太像“你凭什么不让我等”。回“嗯”？太像江寻，太像在学他说话。他选择了不回。不回也是一种回答，那个回答的意思是——我知道了，但我不同意。
江寻看着那个没有回复的对话框，等了一会儿。没有“正在输入”，没有消息，什么都没有。对话框停在“不用”那里，像一个被按了暂停键的视频，画面定格了，声音消失了，时间停止了。江寻看着那个“不用”，觉得它像一堵墙，他砌起来的墙，用来挡住沈与时的。他砌的时候很用力，把每一块砖都码得很整齐，用水泥糊得很严实，但他忘了留一扇门。现在他想穿过去，但他穿不过去了，墙已经砌好了，他把自己关在了外面。
他把“不用”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想把它收回来。手指长按，弹出了菜单——撤回。他点了一下，消息消失了，对话框里只剩下沈与时的“我等你”。三个字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像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等一个不会来的人。
他撤回了。
但沈与时已经看到了。“不用”从屏幕上消失了，但沈与时的记忆里没有撤回键。他看到了，记住了，存进了大脑里那个叫“江寻”的文件夹，和所有的“嗯”“好”“来”“晚安”放在一起，但这一次的标签不是“甜的”，是“酸的”，酸到他看到那个文件夹的图标就不想点开。
江寻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躲。
他明明想见沈与时。每天中午，他坐在图书馆的角落里，啃着冷馒头，脑子里全是天台上沈与时的背影。他想走过去，想坐在他旁边，想接过那只耳机，想听那首没有名字的钢琴曲。他的身体在图书馆，心在天台。但他不让自己去。他怕自己见到沈与时的时候会露出什么破绽——他会盯着沈与时的侧脸看太久，会在沈与时递耳机的时候碰到他的手指然后不缩手，会在沈与时说“明天还来吗”的时候说“每天都来”而不是“随便”。他的“破绽”已经不是裂缝了，是峡谷，宽到可以掉进去摔死的那种。他怕沈与时看到他的眼睛就知道了，因为他看沈与时的眼神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他看沈与时的眼神是“在看同桌”。现在他看沈与时的眼神是“在看我喜欢的人”。这两种眼神的区别，大概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不，当事人自己不一定知道，但旁观者一定知道。林知夏知道。林知夏看到了，她没有说，但她知道。沈与时也看到了，他也没有说，但他知道。江寻以为他藏得很好，以为他把那些东西都压在了心底，以为他的眼睛是一座不会喷发的死火山。但他的火山已经冒烟了，烟很浓，黑灰色的，升得很高，所有人都能看到。
他不想让沈与时看到。
所以他躲。
下午。教室。
沈与时从外面回来，经过江寻的座位。他没有停下来，没有看江寻，没有说任何话。他走过去，像走过一个空座位。他的脚步没有变慢，没有变快，频率和平时一样，每一步的间隔和平时一样，膝盖弯曲的角度和平时一样。一切如常，像江寻不存在。
江寻坐在座位上，低着头在做题。他的笔在纸上沙沙地响，写下一行又一行的公式。他的头低得很深，额头几乎要贴到卷子上，像一个在认真做题的、心无旁骛的、不被任何事情打扰的好学生。但他的耳朵在追着沈与时的脚步声。嗒，嗒，嗒——脚步声从远到近，从近到远，经过他的座位，没有停。他听到了，听到了那个“没有停”，像听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生气了。不是那种大吵大闹的生气，是那种你不来天台、你说“不用”、你撤回消息之后、他沉默地、安静地、像水一样从你身边流过去、不碰你、不看你、不跟你说话的生气。
那种生气比吵架更可怕。吵架至少还有声音，至少还有对话，至少还有“你在跟我说话”。这种生气是空的，像房间里没有人，你对着空气说话，没有人回答你。
江寻做错了一道题，把sin30°写成了1/2——不，sin30°就是1/2，他写对了。但他觉得是错的，因为他整个人都错了。他的心态错了，他的行为错了，他的“躲”错了。他想把“不用”收回来，但已经收不回来了。那两个字像泼出去的水，在地面上洇成了一片深色的、不规则的、擦不掉的水渍。他站在水渍的中央，鞋子湿了，脚趾头凉凉的，像踩在冰上。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躲。他明明想见沈与时。他想见他想得发疯，想见到每天中午坐在图书馆的角落里啃冷馒头的时候，脑子里全是沈与时的脸。但他就是不敢见他。因为他怕自己一见到沈与时，就会说出那些他藏了很久的话。那些话像一群关在笼子里的鸟，在笼子里扑腾着，用翅膀拍打着笼门，笼门没有锁，只是虚掩着，他怕风一吹，门就开了，鸟就飞出去了，再也关不回来了。
他不敢。
他不知道的是，沈与时经过他座位的时候，余光一直在看他。沈与时的目光没有在江寻身上停留，但他的余光覆盖了整个教室，覆盖了江寻的座位，覆盖了江寻低着头的侧脸、握笔的手指、卷子上写错的题目。他看到江寻的头低得很深，看到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看到他的卷子上有一道题被划掉又重写、重写又划掉、反复了三次。他的余光像一台高精度的扫描仪，把江寻的所有细节都捕捉到了，存进了大脑里，然后他告诉自己：他没看到。他没有看江寻，他只是在走路，从他身边走过去，像走过一个空座位。
他骗不了自己。
他知道自己一直在看他。
他也知道江寻在躲他。但他不知道原因。这个“不知道”像一根刺，扎在他的心里，不大，不深，但扎的位置很准，正好扎在心跳最用力的那个地方。每一次心跳，刺就往里扎一点。心在跳，刺在进，血在流，他不喊疼，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身上有一根刺。
他在等，等江寻自己走过来，告诉他原因。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他只知道，除了等，他什么也做不了。不能追，追了会把江寻吓跑。不能问，问了会让他更躲。不能走，走了就真的结束了。他只能等。像一个人在沙漠里等一场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不知道会不会下，但他不能走，因为沙漠里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晚上。
江寻回到出租屋，没有开灯。他坐在床沿上，把手机拿在手里，打开了和沈与时的对话框。他撤回了“不用”，但他撤不回沈与时的沉默。沈与时一整个下午没有跟他说话，没有看他，没有经过他的座位，没有任何互动。他们像两个被放在了同一张桌子上的、但各自装了不同液体的杯子——一个是水，一个是油，倒在一起也不会混合，你是我，我是你，互不相干。
江寻看着对话框，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说“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对不起说了“不用”？对不起撤回了“不用”？对不起躲了你一周？对不起我喜欢你？他想说的太多了，多到像一团被猫玩过的毛线，乱七八糟地缠在一起，找不到线头。
他打了几个字，删掉了。又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了。最后他打了三个字：“对不起。”
发了。他把手机扣在桌上，屏幕朝下。他等。等了很久，久到他以为沈与时不会回了。久到窗外的路灯灭了——不，路灯没灭，是他的眼睛累了，看什么都是模糊的。
手机震了。
他翻过手机。
沈与时：“我没生气。”
江寻看着那四个字，觉得它们在说谎。沈与时生气了，他知道。但他的“我没生气”不是“我不生气”，是“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生气了”。他在保护江寻，不让他有负罪感。他在说“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你不用道歉，我很好”。
江寻打了：“那你为什么走了？”
沈与时：“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江寻看着那行字，觉得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自己的样子。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有一肚子的话，但到了嘴边就变成了“嗯”“好”“随便”“不用”。他的语言系统在面对沈与时的时候会崩溃，会退化成原始人的水平，只剩下单音节词和肢体语言。他不知道该怎么修复这个bug，也许永远都修复不了。
他打了：“我也是。”
两个人沉默了。对话框停在那里，像两个人在一条很窄的路上面对面站着，谁也不先迈步，怕踩到对方的脚，也怕自己一脚踩空掉进路边的沟里。路很窄，沟很深，掉下去就上不来了。
过了很久——也许是两分钟，也许是五分钟——沈与时的消息来了。
沈与时：“明天天台？”
没有“你来不来”，没有“我等你”，就是“明天天台？”三个字一个问号。像一个人在邀请另一个人去一个他们曾经一起去过的地方，语气很轻，像在说“明天天气不错”，但意思很重——我想见你，你愿意见我吗？
江寻打了：“好。”
一个字。不是“嗯”，不是“随便”，不是“明天见”，是“好”。“好”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字之一，但它包含了所有的意思——好，我去，我想见你，对不起，我不该躲你，我不会再躲了。
他发了。
他看着那个“好”字，觉得它像一扇门，他打开了。门外面是沈与时，站在天台上，背对着门，风吹着他的头发，他把MP3的音量调好了，等着江寻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