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一定。”我说。
景允墨拿出我们折的千纸鹤，她一个一个数，数到后来累了，眼皮开始打架，长长睫毛像两把小扇子轻轻颤。
我们离开时，她小声说：“烬舟，你答应我的，船长会开船带我们去有樱花和海的地方，还算数吗？”
“算数，”我站门口，很用力点头，点得脖子都酸了，“等你好了，我们就去。”
她笑了，闭上眼睛，说：“拉钩。”
我没来得及和她拉钩，护士就进来让我们走了。
护士阿姨表情严肃，说病人需要休息。
后来，我们只能在每周固定探视时间去。她头发慢慢掉光，戴上毛线帽子，粉色的，上面有个小小兔子图案。
但她眼睛还是亮的。
她开始让我和景允墨帮她带书，带画本，她躺病床上画画。
画的还是樱花，一棵一棵，一片一片，填满整本画册。
她说，把春天画下来，春天就留在纸上了。
嗯，也是，那些画里的樱花，开得比公园里的还盛，还艳，一看生命力就比公园的樱花强，怎么可能留不下来。
四月初，樱花开始谢了。
公园里下起真正的花瓣雨，地上铺了层粉白地毯，踩上去软软的。
安语柔情况时好时坏。
好的时候，她能坐起来和我们说笑，给我们讲她妈妈教她的诗；
坏的时候，一直昏睡，眉头皱着，像做了什么噩梦。
有一次，她醒着，看窗外光秃秃的樱树枝，突然说：“烬舟，允墨，如果我死了，你们会忘记我吗？”
我和景允墨都愣住了。
空气像凝固了，闷得人喘不过气。
景允墨很大声地说：“你不会死！不许胡说！”她声音带哭腔，眼圈红红的。
安语柔没再说话，只是看着我们，眼神很安静，像早知道了答案。
像看透了时光尽头。
四月中旬，一个阴天。
天空灰沉沉的，像块浸了水的破布。
我和景允墨放学后照例想去医院，但在校门口被安语柔妈妈拦住了。
她眼睛肿得厉害，像两颗核桃，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她说：“柔柔想见你们，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
那仨字像冰锥，一下子扎进我耳朵里，扎进我脑子里。
我没听懂，或者说，我听懂了，但我身体拒绝明白。
我不想去，昨天刚和安安说了重话，虽然……没有虽然，错了就是错了，虽然只是开脱罢了。我觉得不去我会后悔一辈子，所以只是跟着安语柔妈妈走，脚步轻飘飘的，像踩棉花上。
景允墨抓着我的手，抓得很紧，她的手在抖，我的手是冰的，冷得像块铁。
病房里有很多人，医生，护士，安语柔爸爸，还有其他亲戚。
很挤，但很安静，只有仪器发出单调的滴滴声，一声一声，像敲心上的鼓点。
安语柔躺在床上，身上连着很多线，鼻子里插着管子，脸色白得像张纸，像片快融化的雪花。
她看到我们，眼睛动了一下。那一点点光亮，像风中摇曳的烛火。
她妈妈俯身在她耳边说了什么，她极轻微地点了点头。
她用很轻、很轻，但我们都听清了的声音说：
“烬舟，允墨……对不起……我去不了明年樱花了……”
“你们要替我去看……多看几年……”
“还有船长……的船……”
她话没说完，停了。
眼睛慢慢合上，像累极了的孩子。
胸口起伏的弧度越来越小，最后，停了。
仪器发出刺耳长鸣。
尖锐的声音，像把刀，划破病房里的寂静。
有人哭喊，有人冲进来，有人在说话。
但我的世界突然变得很安静，所有的声音都隔着层厚玻璃。
我只能看见安语柔安静的脸，看见她手上还握着支没盖笔帽的蜡笔，粉色的，画樱花的那种粉色。
蜡笔笔尖，还沾着点儿没干的颜料。
景允墨在我旁边，发出了像小动物一样的、破碎的呜咽。
她蹲下去，捂住了脸，肩膀剧烈地抖。
我没哭。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哭不出来。
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着。
看着大人们忙碌，看着白布被盖上，一点一点，遮住了安语柔的脸，遮住了那支粉色蜡笔。
看着安语柔妈妈瘫倒在地，哭得撕心裂肺。
看着那支粉色蜡笔从她松开的手里滚落，掉地板上，发出很轻的“嗒”一声。
那声音，比仪器长鸣还刺耳。
我被带出病房。走廊灯光惨白，消毒水味儿让我想吐。
景允墨一直在哭，抓着我的袖子，把我衣服都扯皱了。
我挣开她，跑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推开窗。
外面在下雨。冰冷雨丝打在脸上，疼得像针扎。
我抬头看天，灰色的，厚厚的云，压得很低。
春天明明还没完全过去，但我却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这世界上，被永远地带走了。
连带着所有的樱花，所有的笑声，所有关于“船长”和“大船”的约定，一起被这场雨冲走了，干干净净，啥也没剩下。
我站了很久，直到衣服被雨打湿，浑身发冷，直到景允墨妈妈找来，把我们各自带回家。
那天晚上，我发烧了。
很烫，烫得像团火。做乱七八糟的梦。
梦里全是樱花，粉的，白的，不断盛开，又不断凋谢，最后变成场苍白的雪，把一切都埋了。
安语柔在雪里对我挥手，笑，然后转身走远，我怎么喊她都不回头。
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个小点，消失在白茫茫雪地里。
醒来时，是半夜。
妈妈守在床边，用德语给我哼歌。那歌很温柔，是外婆教她的。
她摸我额头，说：“舟舟，你哭了。”
我抬手摸脸，一片湿冷。
原来我会哭。
妈妈抱着我，说：“生命有时候很脆弱，像樱花。但美好的东西，记住它，它就会一直活在心里。”
我看着她蓝色眼睛，问：“怎么记住？”
她说：“用你的方式。写下来，画下来，或者，就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想。”
第二天，我找出了这个本子。
这是夏天妈妈带我去德国参加国际夏令营时发的。
封面印着夏令营的名字，花花绿绿的，我一直没用。
我找了块棕褐色皮革，用胶水把封面粘住，把那名字，藏了起来。
我在第一页，写下了安语柔的名字。
然后，我想起妈妈的话，想起安语柔画过的樱花，想起她说的“把春天画下来”。
我用德语，写下了那句话。
Ich will alles Sch??ne behalten.
我要记住所有美好。
记住安语柔。记住樱花。记住那个有谈天和笑的、年纪还小的春天。
因为春天死了。
死在了我十岁那年的雨季里。
而我，要在这个本子里，为它造一座坟。
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
这一页最下方，有大片模糊的、被液体浸染的痕迹。
蓝色圆珠笔字迹在那些痕迹上晕开，变得氤氲不清，像场被封存在纸页里的、永不褪色的潮湿。
齐奕棠的指尖，就停在那片湿润痕迹边缘。
她不敢碰。
仿佛只要一碰，那跨了十八年时光的、属于十岁林烬舟的泪，就会重新变得滚烫，灼伤她手指，灼伤她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房间里死一般寂静。
窗外晨光已变得明亮普通，带着城市白昼特有的嘈杂底色，透过玻璃涌进来，照亮空气中浮动的微尘，也照亮了她膝上摊开的日记本和那些稚嫩沉重的字迹。
她终于明白了。
明白了林烬舟蓝瞳深处那抹挥不去的阴影从哪儿来。
明白了她对“失去”深入骨髓的恐惧源于何处。
明白了那句“我要记住所有美好”的德语誓言，扛着一个十岁孩子怎样绝望的挽留。
那是场发生在少女懵懂世界观刚建立时的毁灭性大地震。
安语柔的离开，不仅带走了林烬舟最好的朋友，更粗暴撕碎了她对世界的稚嫩认知。
春天会死，承诺会碎，笑容会被病床和消毒水吞噬。
这就是十岁的林烬舟，用最惨痛的方式学会的、关于这世界的第一条真理。
所以她要记住。
所以她后来那么拼命地训练，那么执着地变强，这只是因为她怕，怕再失去，怕记忆里的美好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齐奕棠仿佛看到，那个十岁的小女孩，在安语柔病床前僵硬地站着，不哭不闹，只是把眼前的一切都刻进了瞳孔深处。
齐奕棠没再压抑。
滚烫的泪，汹涌而出，她哭得无声无息，只有肩膀无法控制地剧烈颤抖，只有喉咙深处发出破碎的抽气声。
泪顺着脸颊滑落，滴进衣领里，冰凉刺骨，却烫得她心口发疼。
她为十岁的林烬舟哭。
为那个在春天逝去时独自站废墟上、试图用稚嫩笔触搭记忆堡垒的小女孩哭。
为她此后背着这誓言，在黑暗里踽踽独行，直到遇见她，直到以为终于能放下些重量，直到……直到最后，依然用最惨烈的方式，践行了诺言。
齐奕棠哭得浑身发冷，哭得视线模糊，哭得几乎喘不上气。
原来，从始至终，她爱上的，就是个早在十岁那年春天，就死过一部分灵魂的人。
而那人，用尽余生，不过是在找一种方式，来安葬那场永不结束的春雨，和那个再也回不来的、谈天说笑的年纪。
平复心情，颤抖的指尖翻过浸满泪痕的一页，接下来部分的字迹，和前面回忆安语柔时的稚嫩流畅完全不同。
笔画生硬、顿挫，带着种压抑的、无处释放的力道，像困在笼中的幼兽，用尚且稚嫩的爪牙，徒劳地抓挠栏杆，在纸页上留下深深浅浅的、带血腥味的抓痕。
葬礼是灰色的。
很多很多穿黑衣服的人，很多很多白花。花束簇拥着，像片沉默的雪，压得人喘不过气。
安语柔躺在一个小盒子里，她看起来像睡着了，只是脸色比画纸还白，白得像层薄冰，一碰就碎。
她穿着条粉色裙子，是她生日时妈妈送的礼物，裙摆上绣着小小樱花图案，但一点儿也不像她了。
那个会笑、会踮脚捡樱花、会歪头问我船长故事的安语柔，不见了。
盒子里那个，只是个很像她的、安静的东西，一个没温度的、被花和泥包着的标本。
景允墨一直在哭。
从灵堂入口哭到墓碑前，眼睛肿得像两颗熟透的桃子，睫毛被泪粘成一缕一缕。
她抓着我的手，抓得很紧，指甲都掐进我肉里，留下月牙形红痕，疼得我微微蹙眉。
我看着她哭，看着大人们用手帕捂眼睛呜咽，看着安语柔妈妈晃了晃，然后直挺挺晕过去，被人七手八脚扶走。
我只是看着。
我觉得我该哭，像景允墨那样，像大人们那样，但我哭不出来。
我的眼睛很干，像被盛夏太阳晒了三天三夜的石头，裂开细小纹路，却渗不出一滴水珠。
有人念很长的词，抑扬顿挫，我听不懂。那些华丽的句子像轻飘飘的羽毛，落在灰色空气里，一沾就碎。
有人唱歌，声音飘得很高，像断了线的风筝，晃晃悠悠，找不到落点。然后那个盒子就被推进了一个方形洞里，洞口黑黢黢的，像张沉默的嘴。
有人开始往里填土。
一锹，又一锹。潮湿带着泥土腥气的灰色土块，落在那个很像安语柔的东西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像心脏被一拳拳砸中的声响。
景允墨哭得更凶了，她把脸埋在我肩膀上，眼泪鼻涕蹭了我一身，温热的液体透过衬衫渗进去，凉得刺骨。
我站着没动，脊背挺得笔直，像根被钉地上的木桩。
我看着土慢慢把盒子盖住，直到再也看不见一丝亮色，只剩下个鼓起来的小土包，孤零零地立在那里。
有人放了块石头在上面，石头冰冷粗糙，上面刻着安语柔的名字，还有她生和死的日子。
两个日期离得那么近，像被橡皮擦蹭过的铅笔印，模糊又刺眼，只有短短十年。
十年，够干啥呢？够认识两个吵吵闹闹的朋友，够在春天捡满一书包樱花，够画满三本画册的粉色花朵，够说无数次“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然后，就没了。
回家的路上，景允墨还在抽噎，肩膀一耸一耸的，像只受伤的小兽。
她问我：“烬舟，你为什么不难过？柔柔死了，你不难过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觉得我心里有个地方空掉了，像被人用把生锈的勺子，狠狠挖走了一大块，冷风从那个豁口呼呼往里灌，很冷，很疼，疼得我蜷缩起来，却找不到可以捂住伤口的手。
那应该不是难过，至少不是大人们那种会流眼泪的难过。
那是一种……很重的东西，像块烧红的铁，压在我胸口，压在我喉咙里，让我说不出话，也哭不出来。
它太重了，重到眼泪都流不动，只能沉在心底，慢慢冷却，变成块坚硬的石头。
我只是摇摇头，说：“不知道。”
景允墨用红红的、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我很久，然后吸了吸鼻子，小声说：“烬舟，你变得好奇怪。”
也许吧。我也觉得我有点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