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世田谷区，濑田。
如果说京都的赤司宅邸是"低调的古老"，那东京的迹部宅邸就是"高调的华丽"。
占地面积超过三千坪的宅邸被一圈精心修剪的树篱围住，铁艺大门镀着金漆，门柱上的家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主建筑是一栋融合了和洋折衷风格的三层大屋，玄关处铺着大理石，水晶吊灯从三层挑高的天花板垂下，光线下每一面墙壁都映着不同的光泽。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宅邸后方那片标准尺寸的红土网球场。
五岁的迹部景吾每天下午都会在那片球场上待两个小时。
他的网球启蒙教练是迹部家从西班牙请来的退役职业选手，一个叫马塞尔的中年男人。马塞尔第一次看到五岁的迹部景吾拿起球拍的样子时，就对这个孩子刮目相看——不是因为他的技术有多好（五岁的孩子技术再好也有限），而是因为他的眼神。
那双眼睛盯着球的时候，专注得像一头盯着猎物的豹子。不是紧张，不是害怕，而是一种纯粹的、跃跃欲试的兴奋。
"这孩子有天赋，"马塞尔对迹部正赖说，"不是普通的天赋。他的动态视力和预判能力远超同龄人。给他十年，他能打职业。"
迹部正赖很高兴，当即给马塞尔开了双倍薪水，又添置了一批顶级训练设备。然后他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好好练，爸爸期待你的表现"，就坐上商务车去了机场——他明天在新加坡有个董事会。
五岁的迹部景吾站在球场上，看着父亲的商务车消失在大门外。他抿了抿嘴，把球拍往肩上一搭，转头对马塞尔说："继续。"
迹部景吾的日程没有赤司征十郎那么严格。迹部正赖是个忙碌但开明的父亲，他给儿子安排了最好的教育资源——网球、马术、钢琴、外语、社交礼仪——但不强制时间表。迹部家信奉的理念是"给最好的，让天才自己选择"。
这种自由看似比赤司家的严苛幸福得多，但它有另一种代价：迹部景吾从小就知道，父亲给了他一切，除了时间。
迹部正赖一年有三百天在出差。偶尔回家，也总是带着一群商业伙伴来宅邸举办宴会或会议，迹部景吾被管家领出来，穿着小西装，乖巧（或者说不耐烦地）说一声"叔叔好"，然后被示意可以走了。
他的母亲——迹部景吾的生母——在他三岁时与迹部正赖离婚，搬去了伦敦。她偶尔会寄来明信片和礼物，但迹部景吾对她的记忆已经模糊得像一张褪色的照片。他记得的只有一种香味——某种花水的气味——和一双温柔但总是沉默的手。
所以迹部景吾的童年，是在一栋华丽的空房子里度过的。管家、女佣、家庭教师、教练——人来人往，但没有一个人是"留下来的"。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到了网球上。
因为网球不会走。球拍不会走。球场不会走。他挥拍一万次，球场就在那里；他跑到力竭，红土就在脚下。这种"不会离开"的感觉，让五岁的迹部景吾觉得安心。
迹部景吾五岁那年的秋天，参加了东京少年网球公开赛。
他的对手都是六七岁的孩子，比他高半个头。但迹部景吾不在乎身高差——他看球的方式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别的孩子是"球过来了才反应"，他是"球还没过来就知道会往哪去"。
这种能力后来被称为"Insight"——洞察眼。但在五岁时，它还没有名字，只是迹部景吾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我能看到你要往哪打，那我就提前到那里等你。
他一路碾压对手，决赛中以6-0、6-0的比分夺冠。全程没有让对手拿到一个局点。
颁奖典礼上，迹部景吾举起奖杯。阳光打在他脸上，泪痣在光里像一颗小钻石。他笑得很灿烂——是那种真正的、属于五岁孩子的开心笑容。
"爸爸看到了吗？我赢了！"他兴奋地看向观众席。
观众席上坐着管家、教练马塞尔和几个女佣。迹部正赖的位置是空的——他三天前飞去了纽约，有一个紧急的并购案要处理。
迹部景吾的笑容僵了一秒。然后他收回来，把奖杯抱在怀里，下巴微微扬起。
"哼，本大爷当然会赢。"他对着空气说。五岁的他已经学会了用"本大爷"来填补那些空缺的位置——如果自己足够强大、足够华丽，就不需要别人来确认了吧？
马塞尔走过来，蹲下身拍了拍他的头："干得好，景吾。你爸爸如果看到一定会很骄傲。"
迹部景吾抿了抿嘴，没有回答。他把奖杯递给管家，拿起球拍，走回了球场。
"马塞尔，继续练。"
那天傍晚，东京的天空被夕阳烧成了橙红色。五岁的迹部景吾一个人在红土球场上挥拍，球拍击球的声音在空旷的场地里回响——砰，砰，砰——像某种孤独的心跳。
他不知道，在京都，也有一个五岁的男孩，在空旷的武道场里挥剑，剑刃破空的声音——唰，唰，唰——同样在空无一人的空间里回响。
两个站在同龄人顶点的孩子。两个不知道"赢了之后该跟谁说"的灵魂。
他们像两颗平行运行的星球，各自在自己的轨道上发光，各自承受着光芒背后的寒冷。
但平行线终有交汇的一天。
那场晚宴，那条长廊，那个月光下的转身——已经在两年后的未来等着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