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九月的南方小城，暑气还没有完全消退。操场上的塑胶跑道被晒得软绵绵的，踩上去能感觉到鞋底微微下陷。初三的教学楼比初二的高了一层，郑安琪每天爬楼梯的时候都会想起许伟强——他在一楼，她在三楼，中间隔着四十八级台阶。她数过。
分班后的第一周，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转。快班的课程排得很满，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外加一节自习和一节体育活动。李老师是个做事一丝不苟的人，开学第一天就给每个人发了一张“中考倒计时日程表”，上面密密麻麻地印着每个月的学习目标和考试安排。郑安琪把这张表贴在课桌左上角，旁边是那张已经有些褪色的运动会奖状——女子三千米第三名。两张纸并排贴在一起，一张提醒她未来，一张提醒她过去。
许伟强在慢班的日子则完全是另一副光景。慢班的教室在一楼最西边，旁边就是杂物间和体育器材室。教室里的桌椅都是旧的，桌面上刻满了历届学生留下的涂鸦。班主任是个刚毕业的年轻男老师，教体育的，管不住学生，上课的时候后排有人打牌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伟强坐在靠后门的位置——他主动选的，说是方便溜出去上厕所，但郑安琪知道真正的原因：从后门的门缝里，能看到楼梯口。那是她从三楼下来的必经之路。
他们每天见面的时间被压缩到了三个节点——课间操、午饭、放学。课间操只有十五分钟，隔着一整片操场，只能远远地看一眼。午饭是在食堂，许伟强会提前打好两份饭，坐在角落里那张他们固定坐的桌子等她。那张桌子靠近泔水桶，有股馊味，但胜在没人抢。放学后，他会推着自行车在校门口那棵歪脖子树下等她，车后座擦得干干净净。
郑安琪发现，见面时间变少了之后，每一个细节都变得更清晰了。她开始注意到以前没注意到的东西——许伟强吃鱼的时候会先把刺挑干净，然后把鱼肉夹到她碗里；他说话的时候喜欢用右手比划，左手永远插在口袋里；他笑到最开心的时候眼睛会眯成一条缝，鼻子会微微皱起来，那个表情只会持续一两秒，但她每次都能精准地捕捉到。
九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郑安琪正在做数学卷子。二次函数的应用题，她算了三遍都算不对，草稿纸上画满了抛物线。张晓雯从前面传了一张纸条过来，上面写着一行字：“听说慢班有人打架了。不是许伟强。但他也在现场。”
郑安琪的心猛地提了起来。后半节自习课她一个字都没写进去，笔尖戳在草稿纸上，把抛物线戳成了马蜂窝。放学铃一响，她第一个冲出教室，三步并两步跑下楼梯，差点在二楼拐角撞到一个抱作业本的学妹。
一楼的走廊里已经围了一圈人。郑安琪挤进去的时候，看见两个男生被教导主任揪着耳朵往办公室走，其中一个嘴角破了，另一个校服袖子被扯掉了一半。许伟强靠在后门边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脸上的表情很平静。看见郑安琪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他直起身子，迎了上去。
“你怎么下来了？”
“我听说——”
“不是我。”他打断她，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给她看——手背干干净净，指节上没有淤青，指甲缝里也没有血渍。“我答应过你不打架的。”
郑安琪仔细看了看他的手，又看了看他的脸——嘴角没有裂，眼角没有淤青，颧骨上那道旧伤疤安安静静地待在原处。她的心这才落回了肚子里。
“那你怎么在现场？”
“我拉架的。”许伟强说，语气里带着一点不情不愿的骄傲，像是做了什么好事被当场抓住一样别扭，“陈宇跟隔壁班的人吵起来了，差点动手。我把他拽开了。教导主任来的时候我正按着陈宇的肩膀，他以为我也参与了，把我骂了一顿。后来旁边的人帮我作证，他才放我走。”
他说“帮我作证”的时候，表情有一瞬间的微妙变化——嘴角动了动，像是在抑制某种不太习惯的笑容。郑安琪捕捉到了这个细节。
“有人帮你作证？”
“嗯。几个男生。有我们班的，也有隔壁班的。”许伟强挠了挠后脑勺，把目光移开了，“他们说‘许伟强这次真没动手，他是拦架的’。教导主任听了之后愣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句‘行，那你先回去’。”
郑安琪看着他。他说话的时候假装漫不经心，但她注意到了——他的耳朵尖是红的。不是因为热，是因为被人相信。那个在所有老师眼里都是“渣滓”的少年，第一次在冲突现场被同学们主动替他作证。不是因为害怕他，不是因为巴结他，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他真的是在拦架。
“你看，”郑安琪说，“大家开始相信你了。”
许伟强没有回答。他把目光移向走廊尽头，看着教导主任把那两个男生推进办公室。沉默了大概十秒钟，他转过头来，声音比以前更平静。
“赵志鹏今天跟我说，慢班的人一开始都怕我。他们以为我分到慢班肯定会称王称霸。后来发现我上课不闹、下课不惹事、放学就走，他们反而觉得奇怪了。”他顿了顿，嘴角浮起一个很淡的笑，“有个人问我是不是被女朋友管住了。我说是。”
郑安琪的心漏跳了一拍。这是许伟强第一次在别人面前用“女朋友”这个词来定义她。虽然她在生日那天说过“我喜欢你”，他在山坡上说过“是你”，但那些都是在两个人独处的时候。而这一次，他是在别人面前承认的。
“你怎么能那么说。”她低下头，声音闷闷的。
“怎么？你不乐意？”
“……乐意。”
许伟强笑了一声，伸出手在她头顶拍了一下——和运动会那天一模一样的拍法，力道很轻，手掌在她头顶停留的时间比上次长了半秒。然后他把手插回口袋，率先往楼梯口走去。
“走吧，送你回去。”
九月的第三个周末，五金店里发生了一次“历史性对话”。
那天下午，许伟强在店门口换摩托车的前轮胎。旧轮胎的胎纹已经磨平了，他在废品站淘了一个成色不错的二手胎，自己动手换。郑建国蹲在旁边看着他操作，偶尔伸出手指指点点——“那个螺丝先别拧紧，对角拧，不然装不正”。许伟强照着做，满头大汗，手指上沾满了黑色的橡胶粉末。
郑安琪坐在店门口的塑料凳上背英语单词。她手里拿着单词本，但眼睛一直落在门口那两个人身上。她爸今天破天荒地没有修东西，而是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看着许伟强换轮胎。这在他来说是极为罕见的事情——郑建国是一个不干活就浑身不自在的人，他能花一个下午看人修车，说明他看的不是车。
轮胎换好之后，许伟强用肥皂水测试了一下气密性——接口处没有冒泡，密封完好。他把轮胎装回摩托车上，拧紧最后一颗螺丝，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郑建国递给他一条毛巾。
“小许，我问你个事。”
“嗯？”
“你对我家安琪，是真心的吗？”
许伟强擦手的动作停住了。站在店门口正在假装背单词的郑安琪也愣住了，单词本从手里滑落，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她赶紧弯腰捡起来，脸已经红透了。
许伟强把毛巾叠好放在摩托车上，转过身面对郑建国。他站得很直，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没有插口袋，没有摸鼻子，没有任何惯常的掩饰紧张的小动作。
“是。”
就一个字。没有解释，没有修饰，没有长篇大论的表忠心。但那个字的分量，比郑安琪这辈子听过的任何话都重。
郑建国看着他。这大概是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一生中最漫长的凝视——他看了许伟强很久，久到店门口的空气都凝固了。街上的车声、隔壁店铺里的收音机声、货架上冰箱的嗡鸣声，所有声音都退到了很远的地方。
然后他伸出手。
不是递给许伟强什么，而是朝他摊开了手掌——那只布满老茧、指甲缝里永远有黑色机油、虎口上有一道被角磨机割伤留下的旧疤痕的手。许伟强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两只同样粗糙的、属于劳动者的手握在了一起。
“你以后要是欺负她，”郑建国说，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物理定律，“我店里有三百多把扳手。每一把你都认识。”
许伟强没有笑。他认真地点头，说了一声“我知道”。那三个字里没有恐惧，没有敷衍，只有一种认真到了极点才会产生的郑重。
郑安琪坐在塑料凳上，把单词本盖在脸上。本子的封面渐渐洇湿了小小的一角。不是因为害怕她爸反对——她早就知道父亲认可许伟强。而是因为许伟强回答“是”的时候，那种毫不犹豫的笃定。好像这个问题他已经准备了很久，答案早就写好了，只是在等有人来问。
那天晚上，郑安琪在日记本里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写完之后她在末尾加了一句：
“我爸问他是不是真心的。他说‘是’。就一个字。我觉得那个字比我背过的所有单词加起来都重。我爸跟他握了手。两只一样粗糙的手。我当时就想——也许这就是我爸等了很多年的东西。不是找一个有钱的女婿，不是找一个学历高的女婿，是找一个能接过他手里扳手的人。许伟强接住了。”
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学校举办了秋季运动会。和春季运动会不同，秋季运动会规模小得多，只有田径项目，为期一天，不设入场式。但对于初三的学生来说，这是最后一次参加运动会的机会——中考之后他们就各奔东西了。
许伟强报名了男子一千五百米和四乘一百米接力。郑安琪报了女子一千五百米。她本来想继续报三千米，但秋季运动会取消了女子三千米项目，改为一千五。她在报名表上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今年春天的运动会——她是倒数第五，女子组第三，拿到人生第一张奖状。那天许伟强在终点线上拉住了她的手，从此就再也没松开过。
比赛当天，天气出奇地好。天空蓝得像一块刚洗过的玻璃，万里无云。入秋之后的太阳不再毒辣，暖洋洋地照在人身上，不热不燥。操场上没有春季运动会那种锣鼓喧天的阵势，但观众依然不少——初三的学生难得有一天不用上课，全都涌到了操场上，把看台坐得满满当当。
慢班的位置在操场最右边，快班在最左边。入场式取消之后各班直接按指定区域就坐，郑安琪和许伟强之间依旧隔着一整片操场。但这次她没有觉得距离很远，因为一千五百米的起跑线就在操场中间的跑道上，她站在起跑线后面做准备活动的时候，一抬头就能看到慢班的看台。许伟强站在看台最前面，白色的运动背心在人群里格外醒目。他没有喊她的名字，没有挥手，只是双手抱在胸前，下巴微微扬起，看着她。那个姿势的意思是——我知道你会跑完的。
发令枪响了。郑安琪按照许伟强教她的节奏起跑——不抢不冲，稳住配速，三步一吸三步一呼。一千五百米比三千米短了一半，但速度要求更高，她调整了呼吸节奏，在第二圈开始加速。跑到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她的肺已经在烧了，腿也软了，但她听到了慢班看台上传来的声音。不是整齐划一的加油口号，是七零八落的喊声——有赵志鹏的公鸭嗓、陈宇尖细的嗓子，还有许伟强的声音。他没有喊“加油”，他喊的是——“追上来”。和在河堤上跑步时一模一样的两个字。
她追了上去。在最后一百米超过了一个、两个、三个选手，冲过终点线的时候，她的名次是第四名。虽然没拿到奖状，但她的成绩比春季运动会提升了将近四十秒。
许伟强在终点等她。他递给她一瓶葡萄糖水，温度刚好，不冰不烫。她接过来喝了一口，弯着腰撑在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气。他站在旁边，没有说话，只是用手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那个动作很轻，轻到周围的人可能根本没注意到，但郑安琪注意到了——他的手在她背上停了大概三秒钟，掌心很热，隔着运动服也能感觉到那股温度。那是无声的鼓励。是在说——跑得好。
接下来是男子一千五百米。许伟强站在起跑线上的时候，郑安琪挤到了看台最前面。她不是一个人在看他——整个操场的目光都在他身上。春季运动会三千米冠军、四乘一百米最后一棒逆袭、曾经被省体校看中的苗子——许伟强这个名字在操场上已经有了分量。那个分量不再需要痞子头衔来支撑。它只需要他站在起跑线上，所有人就会自动安静下来。
他拿了第一。毫无悬念。全程领跑，最后的冲刺甚至没有用全力。冲过终点之后他没有停下，继续多跑了半圈作为放松，然后慢跑回到郑安琪面前。他呼吸平稳，额头上只有一层薄汗。
“还行。比市运会的时候慢了两秒。”他说。
“市运会的时候你也拿第一了？”
“没有。那次拿了第三。第一是省体校的，第二是三中的，我是第六——不对，那是三千米。一千五百米我拿过第四。”他想了想，咧嘴笑了，“那时候第四已经是全市第四了。现在退步了，在校运会上拿第一就满足了。”
“你不满足。”郑安琪看着他的眼睛，“你还想跑。”
许伟强没有反驳。他把目光移向跑道，看着正在准备下一项比赛的运动员们，沉默了几秒。
“有时候会想。要是没有退队，我现在应该在省体校的操场上跑，不是在慢班的看台上坐着。”他的语气平静，没有怨恨，没有不甘，只是陈述一个已经接受了的事实，“但如果不是在慢班，我也不会遇到你。”
他转过头来看着她，嘴角的弧度很浅，但眼睛里全是认真。
“所以我赚了。”
郑安琪低下头。操场上人声鼎沸，广播里播报着下一项比赛的检录通知，看台上有人在喊同学的名字，跑道上几个男生正追着足球跑过去。但她觉得周围所有的声音都退远了，只剩下许伟强刚才那句话在耳边一遍遍地回响——我赚了。他把自己人生中最灰暗的转折，归结为一种幸运。因为他遇到了她。这种评价太重了，重到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她只是低着头，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他的手背。他反手握住了她的手指，只有一秒，很快就松开了。但那一秒里，他掌心的温度和运动会那天在终点线上一样滚烫。
十月底，期中考试结束。郑安琪考了班级第十五名——在快班里排中等偏上。这对她来说已经是最好的成绩了，比初二时的排名进步了至少十名。李老师在成绩单上写了一行批语：进步显著，继续保持。
张晓雯考了第十一名，拿到成绩单之后激动得抱着郑安琪原地跳了三圈。两个人在走廊里笑了很久，引来隔壁班几个女生的白眼。她们不在意。初二的张晓雯还会因为周婷的白眼而垂头丧气一整天，现在的她已经学会翻个白眼翻回去了。她学会这件事，是在某天中午食堂里被周婷插队的时候忽然开窍的——她伸手拦住了周婷的餐盘，说“你排错了，队尾在后面”。周婷愣了三秒钟，最终没有发作，气鼓鼓地去了队尾。从此以后张晓雯再也不怕她了。她把这个成果归功于郑安琪——准确地说，是归功于郑安琪和许伟强在一起之后那种“不在乎别人怎么想”的气质。那种气质会传染。
慢班的成绩单没有公布排名。但许伟强主动给郑安琪看了他的成绩——语文五十二，数学四十八，英语三十九，物理六十，化学五十五，体育满分。总分刚过及格线，比初二时多了将近四十分。
“英语还是不及格。”他指着英语成绩，表情有些不满意，“单词背了就忘。”
“三十九分已经很好了。你以前都交白卷的。”
“那是因为你帮我背单词。”
这是事实。开学以来，每天放学后郑安琪都会在五金店里帮许伟强背二十分钟英语单词。她把初中的核心词汇抄在一个小本子上，每天五个，不多不少。许伟强坐在塑料凳上，手里握着那把扳手，一边背单词一边无意识地转扳手。他记得最牢的那个单词是“wrench”——扳手。唯一一个连续一周抽查都没出错的词。
“你以后开修车铺，说不定有外国人来修车。”郑安琪说。
“老街上哪来的外国人。”
“万一有呢。”
许伟强想了想，忽然来了兴致。“那‘化油器’英语怎么说？”
“carburetor。”
“这什么鬼单词。”他皱起眉头，嘴里咕哝了好几下，“c-a-r-b-u-r-e-t-o-r……我连读都读不顺。”
“慢慢背嘛。你背‘wrench’的时候也说难，现在不是记住了？”
许伟强把扳手在手里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然后忽然停下来，认真地看着她。“你再念一遍那个化油器的单词。”
“carburetor。”
“carburetor。”他跟着念了一遍，发音居然很标准，只是尾音有点重。“以后我修车铺的工具箱上贴英文标签。F志鹏他们肯定觉得我疯了。”
“他们会觉得你很酷。”
“酷不酷无所谓。”许伟强低下头继续转扳手，“反正你帮我贴。”
十一月，郑安琪发现了一件事。
那天傍晚放学，她因为留下来帮李老师整理期中考试的资料，比平时晚了半小时出校门。走到歪脖子树的时候，树下空无一人——许伟强不在。她以为他有事先走了，正要一个人往回走，余光瞥见操场角落里有一个人影。
许伟强在跑步。
不是慢跑，是真正的训练——穿着那件旧运动背心，脚上是上次运动会穿过的那双钉鞋，一个人在四百米跑道上跑间歇。他跑一圈，停下来喘口气，再跑一圈，再停下来。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弯腰撑着膝盖喘气的时候，背部的肌肉线条在汗湿的背心下清晰可见。
郑安琪走到跑道边上，没有出声。她注意到许伟强每跑一圈都会在跑道的某个位置停一下，蹲下来看看地面，然后站起来继续跑。她不知道他在看什么。等他跑完最后一圈，她走了过去。
“你在干嘛？”
许伟强直起身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没干嘛。就是想跑跑。”
“你在训练。”
他没有否认。沉默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去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她。那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画着一个简陋的表格，记录着每一圈的成绩——第一圈六十二秒，第二圈六十一秒，第三圈五十九秒，第四圈六十秒。最下面写了一行字：“目标：暑假前跑进五十五秒。”
“五十五秒是什么概念？”郑安琪问。
“省体校选拔标准。五十五秒跑完四百米，就能进第二轮测试。”他把纸条折好放回口袋，“我不是要回体校。我就是想看看自己还有没有那个本事。”
郑安琪没有说话。她想起了他在厂房紫藤花下说过的话——他曾经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但现在不想了。不是因为有机会回体校，不是因为有朝一日能站上领奖台。只是因为有人在终点等他。那种被期待的感觉像一根绳子，把他从黑暗里一点一点拽了出来。
她在跑道边上坐下来，把书包放在身边。“你继续跑。我看着。”
许伟强看了她一眼，没说话，转身走上了跑道。他跑了四圈，成绩都比之前稳定。第五圈冲过终点线的时候，他弯腰撑着膝盖，大口喘气，抬头冲她比了一个大拇指。意思大概是——今天还不错。
郑安琪冲他比回去。然后她从书包里拿出数学卷子，在跑道边上借着夕阳最后一点余光开始做题。她做的是二次函数应用题，上次考试这种题她丢了很多分，李老师专门给她开了小灶。跑道上的脚步声时远时近，许伟强每一次跑过她身边都会带起一阵风，风里混合着他身上的汗味和草地被晒过之后特有的焦香。
她忽然觉得，他们在一起最好的时光不是那些大张旗鼓的事情——不是运动会第一，不是生日的摩托车，不是萤火虫的告白。而是像现在这样——他在跑道上追着自己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她在跑道边上写二次函数。谁都没有说话，但谁都不孤单。他在跑，她在看。这就是他们的方式。
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周末，许伟强带郑安琪去了一个地方。
摩托车沿着城郊公路开了将近一个小时，比上次的野沙滩还远。路两边从农田变成了矮山，又从矮山变成了连绵起伏的丘陵。秋末的丘陵色彩斑斓——山腰上的灌木红了，山坡上的茅草黄了，山顶上的松柏依然青翠。路越来越窄，最后变成了一条仅容一辆摩托车通过的山路。路面上铺满了落叶，车轮碾过去沙沙作响。
他们在一座小山的半山腰停下来。那里有一棵巨大的银杏树，树干粗得要三个人才能合抱。银杏叶已经完全黄了，密密层层的金色铺在头顶。树下落了一层厚厚的叶子，踩上去软软的，像踩在一床巨大的金黄色绒毯上。
“这棵树是我爸带我来的。”许伟强把摩托车支好，走到银杏树下，仰头看着密密层层的黄叶，“他还没受伤的时候，每年秋天都带我来。他跟我说这棵树有两百多年了，比我们家族谱上最早的人还老。”
他在树下的落叶上躺下来，双手枕在脑后。阳光透过银杏叶的缝隙洒在他脸上，金黄色的光斑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跳跃。郑安琪在他旁边坐下，也学他的姿势躺下来，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落叶的味道扑面而来——干燥的、带着微苦的草木气息，混合着许伟强身上洗衣粉的味道。她闭上眼睛，感觉到阳光在眼皮上画出一道温暖的橙色光晕。
“以后我们每年秋天都来。”许伟强说。
“好。”
“带我爸来。他腿不好，但坐摩托车后座应该能上来。”
“好。”
“把你爸也叫上。两个人可以在树下下棋。我爸以前会下象棋。”
“好。”
许伟强侧过头，离她很近。他的睫毛在阳光下投出细微的阴影，瞳孔里倒映着满树金黄。
“你怎么什么都答应。”
“因为你说的都是好事。”郑安琪睁开眼睛看着他，“你以前不会想以后的事。”
“因为你让我想了。”他说。
他翻了个身，胳膊撑在落叶上，低头看着她。落叶在两个人的重量下沙沙作响，几片银杏叶从头顶飘下来，落在她的头发上。他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把那些叶片一片一片地从她头发上拿下来。他的手指很轻，轻到像是在捡一件易碎的东西。
“许伟强。”郑安琪轻声叫他的名字。
“嗯？”
“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有一天——”她说到一半停住了，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她本来想问的是——要是有一天我们分开了怎么办。但她说不出口。在这个金黄色的小天地里，在两个人并肩躺着的银杏树下，她甚至不愿意让那句假设污染任何一秒。
“没有。”许伟强说。
“你知道我要问什么？”
“不知道。但答案是没有。”他重新躺回她旁边，仰头看着头顶密密层层的金黄，“我不去想那种事。以前不想事是因为不在乎。现在不想那种事是因为太在乎。”
郑安琪翻了个身，把脸埋进他的肩窝里。他的肩膀很宽，锁骨很硬，但陷进去很舒服。他的手臂收拢过来，把她圈在怀里。她听见他的心跳声——咚咚，咚咚，有节奏地敲打着他的胸腔，也敲打着她的耳膜。
银杏叶在他们头顶轻轻地摇晃。又一阵风过，几片叶子飘落在他们身上，把两个人一点点埋在秋天里。
十一月下旬，期中考试之后的日子过得飞快。快班的节奏越来越紧，每天发下来的卷子像落叶一样厚。李老师在班会课上开始频繁地提到“中考”两个字，语气一次比一次重。教室里的气氛从秋天的清爽渐渐转向了冬天的沉闷。
慢班那边则是另一副光景。许伟强说他们班上已经有两个人退学了——一个去了外地的电子厂打工，另一个回家帮父母看店。教室里的空座位越来越多，班主任也不怎么管。但他自己还在坚持上学，因为他答应过她——拿到初中毕业证。为了这个承诺，他每天在慢班的教室里忍受着周围越来越稀疏的同窗，忍受着后排那些人打牌的喧哗声，把英语单词本放在抽屉里，老师讲的听不进去就自己学自己的。
他偶尔会跟她吐槽。说今天的英语课老师又请假了，代课老师让自习，自习课打牌的人比平时多了一倍，他差点想走了，但最后还是没有走。因为他走了，放学的时候就不能在歪脖子树下等她。
“那个歪脖子树现在归我了。”他一本正经地说，“其他班的人都知道放学别站那儿——那是我的地盘。”
“你以前不是在校门口电线杆下面站的吗？”
“那里风水不好。第一次在那见到你的时候，你被黄毛欺负。换棵树换个运气。”
郑安琪笑了。但她心里知道，他换树不是因为风水。歪脖子树正对着初三教学楼的出口，她一下楼他就能看见她。电线杆在校门外面，人太多，容易错过。他换树是为了不让她在人群里找他。
十二月，小城的冬天终于到了。
南方的冬天不比北方，不干不燥，但阴冷入骨。湿气从河面上蒸腾起来，和早晨的雾混在一起，把整条老街都笼罩在灰蒙蒙的色调里。五金店铁皮屋顶上的霜要到九十点钟才化，货架上的金属扳手摸上去冰得刺骨。郑建国在店里生了一个煤炉，放在柜台旁边，炉子上永远坐着一壶开水。许伟强一到店里就自觉坐在煤炉旁边的那张塑料凳上，伸出冻得通红的手烤火。
郑安琪注意到，他的手背上有冻疮的痕迹——红紫色的肿块分布在指关节上，有些地方已经破了皮。那是老毛病，每年冬天都会犯。棚户区的出租屋里没有暖气，只有一个功率很小的电暖器。他在家做作业的时候手冻得握不住笔，只好把扳手握在手里暖着——金属导热快，握着扳手比空手暖和。
她在药店里买了一瓶冻疮膏，塞进他的书包里。第二天他来了之后，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手背翻过来给她看——上面涂了药膏，油腻腻的，有几处破皮的地方贴了创可贴。那个创可贴是她上学期塞进他桌洞里的那种，肉色的，五毛钱一卷。他用到了现在。
十二月下旬，学校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元旦文艺汇演。每个班都要出一个节目，快班的节目是一首大合唱，曲目是《明天会更好》，全班人站在舞台上的阶梯架上，男生一排女生一排，穿统一的校服，整整齐齐地唱。郑安琪站在第三排中间，脸上化了淡妆，嘴唇上涂了亮晶晶的唇彩，不太自在，但忍住了没去擦。她目光一直在往台下扫——慢班的位置在报告厅最后面，灯光很暗，她看不清谁是谁。
后来张晓雯告诉她，整场演出许伟强都站在报告厅最后一排的角落，双手抱在胸前，听完了整首《明天会更好》。他周围有人在打闹，有人在玩手机，有人提前溜走了，但他从头站到尾。他一个字都没跟唱，但他嘴唇动了一下——那是“郑安琪”三个字的口型。
散场的时候，她在报告厅门口找到了他。他靠在门框上，手里拎着一袋炒栗子。刚出锅的糖炒栗子，纸袋被热气浸得微微发软，散发出甜糯的香气。他把纸袋递给她。
“给。天冷，暖手。”
她接过纸袋。栗子的温度透过纸袋传到她掌心里，烫烫的，很舒服。她剥了一颗，递给他。他摇头说“给你买的”，但她坚持塞进了他嘴里。他嚼栗子的时候腮帮子鼓鼓的，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声“还行，甜的”。
“你刚才在台下站了很久？”她问。
“嗯。你们班唱得还行。就是中间那个领唱的男生跑调了。”
“那是我们班语文课代表。李老师说他有天分。”
“天分跟我有什么关系。”许伟强把嘴里的栗子吞下去，表情很正经，“我只看你。”
郑安琪低下头剥栗子，手指被栗子壳上的糖浆黏住了，剥了好一会儿才剥开第二颗。她把那颗栗子放在他掌心里。他接过去直接扔进嘴里，腮帮子鼓起来嚼了好几下。他吃栗子的时候嘴角沾了一点糖浆，她伸手帮他擦掉了，手指碰到他嘴角的皮肤，两个人都愣了一下。
“你嘴角有糖。”她解释。
“哦。”他说。
然后他笑了。不是痞笑，不是不好意思的笑，而是一种非常满足的、仿佛中了大奖的笑。他低下头看着手里剩下那几颗栗子，嘴角翘得老高。那个笑容里没有勾心斗角，没有患得患失，只有一个少年在冬天晚上给喜欢的女孩买了袋栗子、又被她用手指擦了擦嘴角之后最纯粹的快乐。
元旦那天，学校放假一天。许伟强一大早就骑着摩托车出现在五金店门口，说要带她去看日出。郑安琪还没完全睡醒，头发乱着，眼角挂着眼屎，嘴里被塞了一根油条，就被他拉上了摩托车后座。她裹着一件厚棉袄，头上戴着毛线帽，手里攥着一保温杯的热豆浆。郑建国站在店门口目送他们远去，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嘴里念叨了一句什么。隔壁老刘探过头来问他在念叨啥，他说“年轻真好”。
许伟强带她骑到了一座她没去过的山头。山路很陡，摩托车爬不上去，他们把车停在山脚下，步行往上爬。山路是土路，被冻得硬邦邦的，脚踩上去能听见鞋底和冻土摩擦的沙沙声。郑安琪爬山的时候喘得很厉害，许伟强在前面拉着她的手，一步一步往山顶拽。爬到山顶的时候天色还是灰蒙蒙的，东边的天际线隐约透出一丝鱼肚白。山顶上风很大，两个人的头发都被吹得乱飞，脸颊被冻得通红。
他们找了一块平整的岩石并肩坐下。许伟强把自己那件军绿色棉袄的拉链拉开，把郑安琪裹进去。她靠在他怀里，两个人裹在同一件棉袄里，挤得紧紧的，体温透过毛衣和棉袄的布料互相传递。风声在耳边呼啸，但他的心跳声比风声更大。
太阳从远处的山脊线上升起来。起先是一点橘红色的光，然后慢慢扩大，最后整个太阳跃出了地平线。山顶上的草地、远处的河流、脚下的小城，全部被染成了金色。那轮新年的第一个太阳，把他俩的脸也映成了橘红色。
“许个愿。”许伟强说。
郑安琪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了很久。她许的愿望很简单——希望每年都能和他一起看日出。希望他手背上的冻疮快点好。希望他能背住“carburetor”这个单词。希望她爸不要再用那个坏了好几次的切割机。
“你许了什么？”许伟强问她。
“说出来就不灵了。”
“那我不问了。”他顿了顿，又加了一句，“反正我的愿望里有你。说出来也不怕不灵。”
郑安琪把头埋进他的肩窝里，毛线帽蹭着他的下巴。他没问她怎么哭了。他只是收紧了手臂，把她裹得更紧了一点。
下山的时候，郑安琪在山路边发现了一株开在冬天的野花。很小的花，淡紫色的，花瓣上有晨露冻成的薄霜。她蹲下来看了一会儿，想起了那天在河堤上看到的萤火虫。夏天已经过去了很久，萤火虫早就死了，但它的翅膀还夹在她的日记本里。明年夏天还会有新的萤火虫。他们还会回到那片河堤上。
“走吧。”许伟强在前面叫她。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跟上他的脚步。
元旦之后，期末考试就迫在眉睫了。郑安琪每天泡在试卷和习题里，背语文古诗文、记英语单词、做数学压轴题。她在课桌左上角贴了一张新的便签条，上面写着许伟强说的那句话——“我只看你”。每次做题做累了，抬头看到这张纸条，她又低下头继续写。那四个字比任何励志标语都管用。
一月中旬的最后一个周末，期末考试前的最后一次复习。许伟强破天荒地没有捣鼓摩托车，而是在五金店里陪郑安琪复习了一整天。他帮不了什么实际的忙——她的数学题他很多都看不懂，但他的英语单词倒是背得比她还熟了。他坐在塑料凳上，手里翻着她的语文复习资料，翻到《岳阳楼记》的时候忽然停住了。
“这篇我背过。”
“你会背《岳阳楼记》？”郑安琪惊讶地看着他。在她的印象里，许伟强在语文课上不是在睡觉就是在画画，课本上的涂鸦比笔记多十倍。
“初中的时候。王老师要求的。没背完，被罚站了一节课。”他想了想，把资料放下，靠在货架上仰头看着天花板，一字一句地背了起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他背不下去了，后面的全忘了。但他背的那两句，准确无误。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郑安琪放下笔，看着他，“你知道这两句是什么意思吗？”
“大概是——不因为外面的事情高兴，也不因为自己的事情难过。范仲淹说的。我觉得他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郑安琪笑了。“那你觉得应该怎样？”
“应该因为外面的事情高兴，也应该因为自己的事情难过。”许伟强把资料还给她，靠在货架上，表情认真起来，“你考好了我会高兴，你爸修好了机器我会高兴，赵志鹏不用被他妈骂了我会高兴。这些都是外面的事情，但我高兴。你难过我也会难过。这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又不是机器。范仲淹那个年代没有女朋友。”
郑安琪笑出了声。她的笑声很轻，像风铃被微风碰了一下。在安静的店里格外清晰。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不是那种忍着的、克制的笑，而是被喜欢的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逗乐之后、发自心底的笑。她笑完之后趴在桌子上看着许伟强，觉得他刚才那段歪理是她这辈子听过的最有道理的《岳阳楼记》解读。
一月下旬，期末考试来了。
三天的考试像是三场漫长的马拉松。快班的考场鸦雀无声，监考老师踱步的声音在教室里来回弹跳。每个人都在低头奋笔疾书，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密密麻麻。郑安琪每科考完都会在走廊里做一个深呼吸，然后去一楼看许伟强。他考试的状态比她想象的认真——他会把每一道题都看完，不会做的不乱蒙，在试卷空白处画条狗。有人提前交卷他也不跟风，继续坐在位子上背英语单词。监考老师对此感到很意外，在一次巡考的时候在李老师面前提了一句——“你们慢班那个许伟强，这次考试居然没捣乱”。李老师把这话转述给了王老师，王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他这学期确实不太一样”。
考完最后一科那天下午，学校里弥漫着一种劫后余生的轻松感。有人在撕草稿纸往楼下撒，有人在走廊里跑着喊着“放假了”。郑安琪收拾完书包从三楼下来的时候，许伟强已经站在歪脖子树下了。他手里拿着两根烤肠，一根已经咬了一口，另一根完整的递给她。校门口小卖部买的，一块钱一根，刷了辣椒面。
“考得怎么样？”
“还行。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没做完。”
“我也没做完。”许伟强咬了一口烤肠，“不过我把英语作文写了。题目是‘My Dream’。你猜我写了什么？”
“修车铺？”
“差不多。我写了‘I want to open a repair shop’。后面忘了‘修理店’怎么说，写了个拼音。”他说拼音的时候一点都不羞愧，反而理直气壮的。
郑安琪忍不住笑了。她咬了一口烤肠，辣椒面呛得她咳嗽了一声。许伟强伸手拍了拍她的后背，力道很轻。
“repair shop。”她咳完之后说。
“什么？”
“‘修理店’的英语是repair shop。你少了个‘re’。”
“‘re’——repair。”许伟强把单词在嘴里嚼了两遍，“repair shop。记住了。明年中考英语作文还写这个。”
他说“明年中考”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像是已经默认了自己会参加中考。郑安琪想起初二时那个动不动就说“开除就开除”的许伟强，觉得面前这个人几乎像是换了一个。他以前是那种在悬崖边上走路的人，不在乎掉不掉下去，因为没人在下面等着接住他。但现在有了。
成绩公布那天，郑安琪考了班级第十一名——快班前十五，这是她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张晓雯考了第九，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对方的成绩单，在走廊里握着手一起尖叫了一声，然后被路过的李老师瞪了一眼。
许伟强的成绩单也递到了她面前。语文六十一，数学五十五，英语四十八，物理六十三，化学六十，体育满分。总分过了及格线将近二十分。他在英语分数旁边画了一把扳手，扳手的旁边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repair shop”。那个单词拼对了。
她把他的成绩单翻了又翻，在背面发现了一行小字。很淡很淡，铅笔写的，像是怕被人看到。
“继续努力。为了以后和你开的那家店。”
她没有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她只是把成绩单翻过来扣在桌上，然后站起来，走到许伟强面前，踮起脚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很轻很快，轻得像一片落叶飘过水面。但许伟强的表情像是被一道闪电劈中了。他愣在原地，耳朵刷地红到了脖子根，嘴里叼着的棒棒糖差点掉在地上，手忙脚乱地接住了。
“你——”
“这是奖励。”郑安琪说。她的脸比他还红，但她没有低头，没有跑开，而是勇敢地看着他的眼睛。“为了repair shop。”
许伟强把棒棒糖塞回嘴里，用力咬碎了。咔嚓一声，碎糖渣在齿间炸开。他转过头去，假装在看远处操场上放风筝的低年级学生，但他的手在身后摸索了一下，找到了她的手，握住了。这次不是一秒，是整整五分钟。两只手在歪脖子树背后紧紧握着，谁也没有说话。那棵歪脖子树的老皮硌着两个人的手腕，但他们都没有松开。
期末成绩公布之后，寒假正式开始了。南方小城的寒假不长，只有二十来天，但足够做很多事情。许伟强真的开始去修车厂当学徒了。就是他爸那个工友开的修车厂，在城东的国道路口，一个灰扑扑的铺面，门口停着几辆报废的面包车和一堆旧轮胎。师傅姓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修车工，说话嗓门大得跟打雷似的，但手艺很好。他试了许伟强几个基本功——让他拆装一个刹车泵，又让他调一个化油器，调完之后发动引擎听声音。许伟强全部过关。刘师傅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底子不错，跟你爸学过？”，许伟强说“还有一个五金店的师傅也教过我”。他说“五金店的师傅”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郑安琪听出了那五个字里的分量。
“他说的是你爸。”张晓雯后来跟她分析，“他不敢直接叫爸，也不好意思说‘安琪她爸’，所以就成了‘五金店的师傅’。你品，你细品。”
郑安琪品了。品完之后一个人坐在柜台后面笑了很久。
寒假里，许伟强每天早上去修车厂，下午三四点收工之后就骑摩托车来五金店。他的手上永远沾着洗不掉的机油，指甲缝里是黑的，手背上又多了一道新的划伤——不是打架，是被排气管烫的。他说“排气管刚熄火还很烫，没注意，手腕靠上去了”。郑安琪给他涂了烫伤膏，一边涂一边皱着眉头。他在旁边安静地坐着，胳膊放在柜台上，看着她小心翼翼地用棉签把药膏点在他的伤口上，一句话也不说。
“疼不疼？”她问。
“不疼。”
“骗子。这都起泡了。”
“起泡也不疼。”他说，但下一秒钟她的手不小心碰到水泡边缘的时候，他的手臂肌肉明显抽搐了一下。被她瞪了一眼之后他老实了：“行行行，疼。有那么一点疼。你轻点。”
郑安琪低下头继续涂药膏，涂完之后在伤口上盖了一层纱布，用医用胶带固定住。她的手很稳，动作很轻，跟他手臂上那些粗犷的肌肉线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发现许伟强在看她——不是看伤口，是看她。目光很安静，瞳孔里倒映着她低头处理伤口的侧影。
“好了。”她说。
“嗯。”他说。
他没有收回手臂。她也没有松开手。两个人的手指在柜台上交叠了好一会儿。那管烫伤膏的盖子还没拧上，在柜台上滚了一下，滚到了塑料凳下面。没人去捡。
大年三十那天，许伟强中午就收工了。刘师傅提前放了他的假，临走时往他口袋里塞了一个红包，说“过年了，买点好吃的”。许伟强打开红包一看——两百块钱。他把钱揣好，骑着摩托车去了老街。他没有事先通知郑安琪，而是把摩托车停在店门口，直接推门进去了。
五金店门口贴了春联，是郑建国自己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上联是“一锤一锯皆是手艺”，下联是“千扳千钉尽是功夫”，横批“安琪五金”。郑安琪跟他说过，她小时候她爸在春联横批上写的都是“五金兴旺”之类的词，今年换成了“安琪五金”。她说的时候眼眶有点红。许伟强也看出来了，但他没说破。他只是在横批下面站了很久，仰头看着那四个字，像是在看某种关于未来的承诺——安琪五金。总有一天，这块招牌会挂在一家更大的店面门口。
许伟强带了一塑料袋的东西来——一条鱼、一块猪肉、一袋速冻饺子。他把塑料袋放在柜台上，对郑建国说：“鱼是我妈单位发的，猪肉是刘师傅给的。老郑，我来蹭顿年夜饭。”
郑建国放下手里的螺丝刀，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那袋东西。
“你妈呢？”
“她在超市加班。年夜饭在单位食堂吃。”
郑建国沉默了几秒。他站起来把东西拎进厨房，然后背对着客厅说了一句：“把那箱汽水搬进来。今晚你洗碗。”
“好。”
那天晚上的年夜饭是郑安琪记忆里最好吃的一顿。郑建国做了红烧鱼——许伟强说过他爸做的那种做法，蒜瓣干辣椒，酱油上色很重，鱼皮煎得焦脆。猪肉炖了萝卜，速冻饺子煮了两大盘。三个人围坐在隔间的折叠桌前，桌上铺了一张新的一次性桌布，红色格子的。郑建国破例喝了一杯白酒，也给许伟强倒了一小杯。许伟强端起来闻了闻，皱着眉头喝了一小口，被辣得直咳嗽。郑建国哈哈大笑，那是郑安琪一整年里听到过的父亲最响亮的笑声。
“小许，过了年你就十八了吧？”
“虚岁十八。实际还差几个月。”
“十八，大人了。”郑建国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酒劲上来之后他的话比平时多了不少，“我以前想过安琪会找个什么样的人。想过很多种——读书好的，家里条件好的，能带她离开这条老街的。后来你出现了，跟我年轻时一模一样——不会说话，手上有茧，兜里没钱，但心里有数。”
他顿了顿，看着许伟强。炉子上的水壶在咕嘟咕嘟冒着白汽，窗外的鞭炮声时远时近地响着。
“你知道我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让你进门吗？”
许伟强摇头。
“因为你第一次来店里买扳手那天，走之前把柜台上被我掰弯的螺丝捋直了。你自己大概不记得。我做了三十年五金，见过的人多了。能随手把弯螺丝捋直的人，心里有规矩。”
许伟强低下头。他的手放在桌上，手背上的冻疮涂了药膏之后已经开始结痂了。沉默了一会儿，他把酒杯端起来，对着郑建国举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酒很辣，辣得他眼眶红了。但他说那跟酒没关系。郑安琪觉得是酒。他没再解释。她也没追问。
吃完饭，洗碗的任务交给了许伟强。郑建国坐在柜台后面打盹，电视里放着春节联欢晚会，声音调得很小。郑安琪站在水池旁边帮许伟强递洗洁精，和整个暑假一样。他的手泡在泡沫水里，碗盘在他手里转得飞快，洗得比任何时候都熟练。洗到最后一个盘子的时候，他停下动作，把满是泡沫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然后转过身看着郑安琪。
“下午路过河堤的时候，我看见一只萤火虫。”
“大年三十哪来的萤火虫。”
“真的。就一只。大概是今天暖和，以为春天到了，提前飞出来了。”他看着她的眼睛，“我觉得不是萤火虫。是你去年放日记本里的那只，变成别的样子回来了。”
郑安琪没有说话。她的鼻子酸了。她低下头，把脸埋进他的胸口。他的毛衣上有一股厨房的油烟味，还有修车厂的机油味，混合在一起，成了她十六岁除夕夜的气味。他伸手搂住她，湿漉漉的手在她的棉袄后背留下了两个淡淡的水印。
午夜十二点，全城的鞭炮同时响了。噼里啪啦的声音铺天盖地，从老街到新城，从河对岸到山顶，到处都是爆炸声、火光和硝烟味。郑安琪和许伟强站在五金店门口仰头看烟花。烟花在天空中炸开，红色、绿色、金色，一朵接一朵，把老街的屋顶和石桥的栏杆都照得时明时暗。她握着他的手，揣在他的棉袄口袋里。口袋里有一把扳手——那把郑建国送他的八寸活动扳手。他依然随身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