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远在贵州待了三天。三天里许昭带他走了一遍自己每天要走的路——从学校到最近的集市，五公里山路，要翻一个小山头，路上有野生的柿子树和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早上六点半，孩子们背着书包从各个山头汇集到学校门口，有的走了一个多小时，裤腿上全是泥点。许昭站在校门口一个一个叫名字——王小花书包拉链拉好，李二狗你昨天作业写了吗，张秀秀你弟弟今天怎么没来？他叫得出每一个孩子的名字，记得每个人的家庭情况，知道哪个孩子的爸爸在外地打工、哪个孩子的妈妈生病。
程远站在走廊下看着许昭。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袖口卷到手肘，左手腕上的红绳被汗水浸得颜色深了一些。他蹲下来跟一个流鼻涕的小男孩说话，语气不是那种刻意的温柔，而是带着点不耐烦的亲昵——“说了多少次了，流鼻涕要用纸擦，不是用袖子，你袖子都硬了能立起来。”
程远想起刘老师。当年那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太太也是这样，一边嫌弃一边疼，把每个学生都当成自己家的不成器的孩子。许昭后来跟他说过，他选师范，最初只是因为免学费。但现在他站在这个连塑胶跑道都没有的操场上，一个一个叫出孩子们的名字，眼睛里有一种程远从来没见过的光——那不再是当年那个坐在天台上、说“你觉得我是不是懦弱透了”的少年的光。那是一种终于找到了自己位置的人才会有的光。
离开那天早上，雾很大。山里的雾不像城市的雾霾，是乳白色的，带着草木的腥味，从山谷里涌上来把整个村子裹住。许昭骑摩托车送他去镇上坐车，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程远戴着那个唯一的头盔，双手环着许昭的腰，脸贴在他的后背上。雾从耳边流过，冰凉湿润。
到了镇上的车站——其实就是一个岔路口立了块铁皮站牌——程远把头盔摘下来还给许昭。中巴车还没来，两个人站在路边等着。雾渐渐散了，露出远处青黑色的山脊。
许昭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程远手心里。是一颗大白兔奶糖。“上次那颗还没吃。这颗是新的。”程远低头看着糖，然后抬头看许昭。许昭站在那里，山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裤腿上还沾着操场上的红泥。他的眼神是平静的，没有了高二时的尖锐和防备，也没有了大三时在奶茶店里的那种认命般的难过。他只是很安静地看着程远，好像在等什么，又好像已经不需要等了。
“还有半年。”程远说。“嗯。半年。”许昭说。“我来接你。”
许昭笑了一下。“不用。我自己回去。你在省城等我。”中巴车在弯道上出现了，引擎声由远及近，扬起一阵黄土。“程远。”许昭在尘土里开口，声音被引擎声压得有点模糊，但程远还是听清了——“谢谢你等我。”
程远上了车。中巴沿着盘山公路往下走，他透过沾满泥点的后窗往外看，许昭站在岔路口，摩托车停在旁边，红绳手链在晨光里晃了一下。然后车拐了一道弯，什么都看不见了。
半年。程远在回程的火车上想，他和许昭之间永远在数日子。高三倒数高考，大学倒数寒假，现在倒数支教结束。好像从十五岁开始，他们就在不停地等——等一个人的消息，等一个人从校门口走出来，等一个人从人群里挤出来走到梧桐树下。但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等一个人，意味着那个人值得等。
程远毕业后正式入职了省城的律所。律所在市中心一栋玻璃幕墙的大楼里，从窗户望出去能看见穿城而过的江。他租了间公寓，一室一厅，阳台朝南，能看到一小段江景。他发照片给许昭看，许昭回：“比我这个破宿舍强多了。不过你一个人住那么大干嘛，等我回去给你分租？”程远对着屏幕笑了一下。他把这句话截了屏，存进那个已经快存满的相册里。
律所的工作比想象中更忙。加班到凌晨是常事，周末也经常被合伙人一个电话叫回去改代理词。程远没觉得苦——他在北大熬了那么多年，早就习惯了高强度。只是每次深夜从律所出来，一个人走在灯火通明的街道上，他会习惯性地看手机。许昭的消息通常是一张照片——今晚的晚霞特别好，今天有个小孩给我画了张像说我像奥特曼，刚才地震了一下就几秒钟这帮小崽子比我还淡定。程远一条一条地回。有时候也打电话，但许昭那边信号总是不好，说两句就断了。每次电话断了之后，程远会握着手机在原地站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
有一次周末难得不加班，程远一个人去逛家具城。他买了两双拖鞋、一套双人床单、两个杯子——一个深蓝色一个浅灰色。导购问他是不是买婚房，他说不是，就是备着。回到家他把这些东西收进柜子里，整整齐齐地摆好。
许昭支教结束的日期定在了七月中旬。程远提前一周就把那天的行程空出来了——和合伙人说好不排庭、不出差。然后收到许昭的消息：“别来接。我自己回去。省城见。”程远没有坚持。他知道许昭为什么不让接。因为许昭从来不想让程远看到他风尘仆仆的样子——高中时挨了打躲在天台上，大学时在奶茶店里说父亲去世了语气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事，去支教前红着眼眶说两年。许昭要把自己的狼狈都藏好，才肯走到程远面前。程远懂这个。所以他只是回了一句：“好。省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