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守拙原本的计划是速战速决，签完合同，交接完毕，订最近一班航班飞回苏黎世，把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里的人重新封存在记忆的阁楼里，再不翻开。可跨国并购项目涉及两国税务体系的深度嵌套，光是尽职调查就做了四轮，每一轮都需要双方团队当面磋商、逐条确认。总部那边发来邮件，措辞客气却不容商量：项目关键期，负责人不得中途更换，须驻留至全部交割完成。
何守拙盯着那封邮件看了很久，最终合上笔记本电脑，走到酒店落地窗前，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窗外是这座城市永不熄灭的霓虹，徐氏集团那栋深蓝色大楼依然矗立在夜空下，楼顶的灯光规律地闪烁，像某种沉默的、持续的呼唤。
他闭了一下眼睛，对自己说：半年而已，半年之后，天高海远，再无瓜葛。
接下来整整四个月里，何守拙把分寸拿捏到极致。
能线上对接的，他绝不线下碰面。实在迫不得已的当面商谈，也永远发生在徐氏集团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长桌两侧坐满双方团队，投影幕布上滚动着密密麻麻的数据图表，咖啡一杯接一杯地续，文件一份接一份地签。何守拙坐在徐知年对面，隔着整张长桌的距离，目光交汇时微微颔首，语气客套生分得无懈可击。
偶尔徐知年会留何守拙到会议结束，借着“确认几个细节”的名义，把旁人支走。何守拙便会在那一刻格外警觉，回答简洁，不动声色地把话题往公事上引。徐知年问一句，他答一句，绝不多说一个字。有时徐知年的视线落在他身上久了些，他便状似无意地提起：“昨晚和我先生视频，他也说这个条款需要注意一下。”语气平淡自然，像是随口提及家常，嘴角甚至带着一点恰到好处的温和笑意。
徐知年手里的笔顿了一下，随即若无其事地继续记录，点头说：“好，我会让法务再斟酌。”
那是何守拙第一次在徐知年面前提到“我先生”这个词。之后他像是找到了最趁手的盾牌，隔三差五就在交谈中不经意地抛出一些碎片：周末和伴侣煲了多久的电话汤，国外家里的院子种了什么花，先生说等这个项目结束要一起去南法度假。
每一个字都精心计算过分量，不太多，不太密，刚好够砌成一堵墙。
徐知年起初信了大半。他不是没有怀疑过，但何守拙说得太自然了，那些关于“家”的描述虽然模糊却充满细节：先生是瑞士本地人，是他的上司，德语说得好听，养了一只叫Momo的布偶猫，周末早晨会去湖边的市集买新鲜面包和奶酪。细节太具体了，具体到徐知年不敢不信。
徐知年深夜独自坐在办公室里，他在脑海里一遍遍描摹那些画面，然后把脸埋进掌心里，太阳穴隐隐跳痛，呼吸又浅又急。
而最让徐知年感到痛苦万分的，是何守拙会慷慨的分享他儿子从会说话到现在的语音。
何守拙的孩子已经三岁了，这意味着什么，徐知年不敢想。
但日子越久，徐知年越发察觉到了一些明显的破绽。
徐知年第一次觉着不对，是一个周五傍晚。会议拖得久了些，散场时已经七点多，徐知年提议一起吃个便饭，何守拙礼貌婉拒，说自己约了先生视频，要赶回酒店。徐知年没有挽留，只是在何守拙转身时，视线不经意扫过他手腕上的智能手表，屏幕亮着，显示的是航班查询页面，搜索栏里是两个月后飞苏黎世的单程票。
不是视频通话的界面，不是任何社交软件的提醒。是一个人的、孤零零的航班搜索。
第二次，是在一个连轴转了十四个小时的项目攻坚夜。双方团队在徐氏会议室里熬到凌晨两点，散场时所有人都疲惫不堪，何守拙揉着眉心收拾文件，徐知年顺口问了一句“这么晚了，家里人不担心吗”。何守拙勉强回答道：“他习惯了，我给他留了言。”
可徐知年注意到，何守拙一整晚手机屏幕亮过无数次，全是邮件提醒和工作消息。没有一通来电，没有一条来自所谓“家人”的问候信息。连凌晨两点加班不归，都没有人问一句。
第三次，是端午。
徐氏按惯例给合作方准备了节礼，徐知年借机邀何守拙一起过节，何守拙却以“我先生带着孩子特意来找我，今晚好不容易能和家人团聚，就不了”为由拒绝，徐知年只能死心。
徐知年叫助理将礼盒送到何守拙下榻的酒店，助理回来汇报时说了一句话：“何总的房间门口只放了一双皮鞋，生活用品都是单份的，看不出来还有别人的痕迹。”
徐知年坐在办公椅上，指尖缓缓敲着扶手，没说话。
那个端午夜，徐知年独自驾车经过何守拙住的酒店，没有上去，只是停在街对面，熄了火。车窗外的城市被节日的灯火装点得热闹非凡，家家户户的窗口透出暖黄的光。他仰头数着楼层，找到何守拙住的那一扇窗，灯亮着，孤零零的一盏，在整面灯火通明的酒店外墙上，像一颗落单的星星。
半点有家室的烟火痕迹都寻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