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当官
爷爷差点当了官。
这件事的具体细节已经不可考了，爸爸也不太清楚，只说是某个厂的副厂长或者什么主任。年代太久，人事更迭，当年的口头提拔，没有白纸黑字的文件留存，细节终究散在了戈壁的风沙里。但有一件事确凿无疑：这个旁人挤破头都抢不来的岗位，不是爷爷托关系、跑人情求来的，是厂里领导主动找上门，真心实意想要提拔他。
放在那个年代，这件事足以让整个矿区的工人眼红。爷爷是土生土长的河北农民，一辈子没读过多少书，没有一纸文凭加持，没有深厚的家世靠山，孤身一人从几千里外的乡下闯到大戈壁，在漆黑潮湿的矿井底下摸爬滚打十几年，手上全是矿石磨出的厚茧，身上留着井下磕碰落下的旧伤，完完全全是最底层的一线工人。在人人都看重身份、看重职位的矿区，能越过层层正式职工，破格提拔一个农村出身、无学历无背景的老工人做官，是破天荒的稀罕事。
他想了几天，拒绝了。
拒绝的理由听起来很像爷爷的风格——他说，我做不好这些。他不是客气，不是故作谦虚，是打心底里清楚自己的短板。童年缺学，一辈子认识的字寥寥无几，简单的通知尚且看得吃力，稍微正式一点的书面材料，完全无从下笔，但凡需要写报告、填表单，都要低头求人帮忙。他看着办公室里端坐的干部，开会发言、批阅文件、统筹人事，样样都需要学识和城府，而这些，他一样都没有。
他怕自己坐上那个位置，占了岗位，却办不好实事，耽误厂里的工作，辜负领导的信任；更怕自己粗人一个，不懂官场的弯弯绕绕，闹出行事纰漏，最后沦为所有人的笑柄。
在爷爷眼里，官职从来不是风光，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身放不下的束缚。当官要按时开会，对着一众职工当众讲话，他嘴再能聊，也说不出官场上冠冕堂皇的场面话；当官要审阅文件、签字落笔，他写了一辈子歪歪扭扭的字，签名如同蚯蚓爬行，上不得台面；当官要管理人手，调和矛盾，约束下属，他一辈子心软本分，从来不会拉下脸训斥旁人，更不会端起架子摆官威。
更重要的是，他对当官没有什么真正的渴望。他这辈子最在乎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兜里有钱，锅里有饭，家里人饿不着。前半生寄人篱下，看人脸色长大；后半生扎根戈壁，为了一纸户口低头求人十年，他早就看透了人情世故。他这辈子所求从来虚无缥缈的权势与体面，只有最朴素、最落地的烟火日子：兜里有现钱，锅里有热饭，一家老小三餐温饱，不用挨饿，不用看人脸色度日。
年少时听父亲讲起这件往事，我第一反应只觉得爷爷太傻。多少人穷尽一生钻营，就为了谋一个一官半职，跳出工人岗位，脱离体力劳作，他却轻轻松松把机会拱手让人。可长大之后再回望爷爷的一生，我又慢慢明白，他从来都不傻。
以爷爷的性格，他要是真当了官，未必能当得长久。与其当个憋屈的小官被人穿小鞋，还不如踏踏实实做自己的小买卖，至少活得痛快。他从小在夹缝里长大，太清楚被人管着、看人脸色的滋味了。他这辈子最想要的东西不是权，是不被人管。当一个工人，一个个体户，一个自己给自己打工的人，虽然辛苦，但自由。这份自由，是他从河北那个后妈管的家里逃出来以后，用十几年的血汗换来的，他舍不得拿出去换一顶官帽子。
推了官以后，爷爷转身就开始琢磨赚钱的事。他这辈子做过很多生意——卖过豆皮，卖过粉条，倒腾过化肥，收过废铜烂铁，还养过一阵子长毛兔。什么都干，什么钱都想挣，像一只在戈壁滩上到处刨食的野兔子。在所有这些行当中，豆皮是他干得最久、也最得心应手的一门生意。
做豆皮是个辛苦活。头天晚上泡黄豆，凌晨三四点起来磨浆、过滤、煮豆浆、揭豆皮、烤豆皮。每一道工序都是手工的，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偷懒。爷爷做出来的豆皮薄而筋道，两面焦黄，在菜市场里远近闻名。他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后座绑着装豆皮的筐子，前面大杠上坐着我爸，天刚蒙蒙亮就出门去菜市场占位置。到了市场，他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支，扯开嗓子就喊：“豆皮嘞——新鲜的豆皮——”嗓门大得整条街都能听见。
钱挣回来了，爷爷把钱一张一张地理平整，叠得整整齐齐，回家交给奶奶。奶奶把钱接过去，数一遍，再数一遍，然后收进抽屉里锁上。爷爷就站在旁边看着，脸上带着那种心满意足的笑，好像这一天喊破嗓子冻僵手脚，就为了看奶奶数钱的这个画面。
他从来不留私房钱。烟是抽最便宜的，茶叶是买散装的，衣服一年到头就那么几件。有一年冬天爸爸给他买了件新棉袄，他拿在手里翻了翻，说了句挺好，然后就收进柜子里了。第二年冬天拿出来，吊牌还在上面挂着。后来那件棉袄被奶奶拿去送给了她弟弟，爷爷知道以后还是那句话：“想给谁就给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