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还好
那年冬天，河北下了一场很大的雪。爷爷走后的第一个冬天。
我和爸爸从金昌出发，辗转了将近一天一夜，到河北老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北方的冬天天黑得早，四点半太阳就沉到了地平线下面，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天光和漫天飞舞的雪花。飞机落在石家庄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我们从机场出来，又坐了三小时的大巴才到县城。大巴车破旧不堪，暖气开得很足，但窗户关不严实，冷风从缝隙里飕飕地灌进来。雪越下越大，高速封了，只能绕国道走，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老周开着那辆半旧的白色轿车来车站接我们。他是爸爸在老家为数不多还常联系的朋友，圆脸，五十出头，脸上的肉被冻得红通通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两条缝。他上来就跟我爸握了握手，又转过头来看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说这是你家闺女？长这么大了，上次见才这么高呢。他用手在腰的位置比划了一下，我礼貌地笑了笑，叫了声周叔。
车里的暖风开得很足。老周一边发动车一边唠嗑，说今年冬天冷得邪乎，他在河北活了五十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雪。我爸应了几声，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透气。我从后座看着他的侧脸，车窗外面的路灯光一盏一盏地往后退，把他鬓角的白头发照得明明暗暗的。
老周开了一段路，大概是觉得车里太安静了，伸手把收音机拧开了。车载收音机音质不好，带着滋啦滋啦的杂音，一个女声正在播天气预报。老周把声音调小了一点，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又转过去看爸爸，语气很随意地问了一句：“老爷子咋样了，今年咋没来？”
车里安静了片刻。爸爸看着窗外那些还没来得及化完的雪，食指无意识地抠着窗框上的一小块塑料皮。然后他说：“还好。”
声音很平淡，像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爷爷已经走了大半年了。走的时候是五一，金昌的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戈壁滩上的热风从窗户缝里挤进来，把病房的窗帘吹得微微晃动。那些画面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像刻在脑子里一样，怎么也抹不掉。
老周大概是听出了什么。他收起了笑容，两只手握着方向盘，盯着前方的路看了一会儿。雪还在下，车灯照出去的光柱里，无数雪花密密麻麻地飞舞着，像一群找不到家的白色虫子。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最后只是轻轻叹了口气，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了一点。电台里正放着一首老歌，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都盖了过去。
车在雪地里开得很慢，轮胎压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把脸转向车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我用手指擦出一小块，看见外面白茫茫的一片。金昌不下这样的雪。金昌的雪是干的，粉状的，落在地上被风一吹就跑了。但河北的雪不一样，河北的雪是湿的，沉的，一层一层地压上去，能把树枝压弯，能把屋顶压塌。
“老爷子以前跟我说过，”老周忽然又开口了，声音比刚才轻了很多，“说他最想回来看看老家的雪。说甘肃那地方什么都好，就是雪不如老家的大。”
爸爸转过头来看着老周，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有一年过年他回来，正好赶上一场大雪，他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大清早的就跑院子里堆雪人。我说您都多大岁数了还玩这个，他说在甘肃那么些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雪，想得慌。”老周顿了一下，眼睛还是盯着前方的路，“那个雪人堆得歪歪扭扭的，鼻子眼睛都找不着，跟个雪疙瘩似的，他还拍了照说要带回去给孙女看。”
我坐在后座上，听到这句话，心脏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他拍了照。他当然拍了照。他什么都拍。他拍了我二十年，从襁褓里皱巴巴的婴儿拍到拖着行李箱上大学的大姑娘。他把那些照片一张一张地攒着，写上歪歪扭扭的字，封进牛皮纸信封里，塞在床头柜抽屉的最深处。而他拍的雪人照片，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概是被他带回了金昌，放在另外一个信封里，或者夹在某本书里，或者和其他什么东西一起，被时间埋在了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
“那个雪人照片……”我开口了，声音有些沙哑，“我没见过。”
“回头我帮你找找，”老周说，“说不定在他老家的抽屉里。”
车拐进村口的时候，雪已经积到小腿那么深了。老周把车停在路边，说雪太厚开不进去了。我们下了车，踩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里走。村子里很安静，家家户户都关了门，窗户里透出暖黄色的灯光。我和爸爸沿着村路走到最里头，在一扇掉了漆的木头门前停了下来。
那是爷爷的老宅。
爸爸从兜里摸出钥匙，捅进锁孔里拧了好几下才拧开。门推开的时候，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院子里积了厚厚一层雪，白得晃眼。那棵老槐树站在院子中央，光秃秃的枝桠被雪压弯了，低低地垂着，像一个弯着腰在找东西的老人。
爸爸站在门口，没有马上进去。雪花落在他头发上，落在他肩膀上，他也不去掸。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恍惚间觉得他和爷爷越来越像了——都是那种北方男人特有的、被岁月压弯了但还硬撑着的姿态。
“你爷爷小时候，”爸爸忽然开口了，声音在雪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就是在这棵树上摘槐花吃的。”
我抬起头看那棵老槐树。树很老了，树皮粗糙开裂，主干粗得我一个人抱不过来。现在是冬天，树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但我能想象出它夏天时候的样子——满树碧绿的叶子，开满了白色的槐花，一串一串地垂下来。很多年前有一个饿着肚子的小男孩，赤着脚爬上这棵树，把那些白色的花朵一把一把地撸进嘴里，告诉自己这是在吃肉。那个小男孩后来长成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在几千里之外的戈壁滩上，把母亲的照片和孙女的照片封在同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塞进床头柜最深的角落。
“他说槐花最好吃，”爸爸继续说，“甜甜的，嚼起来咯吱咯吱的，跟吃肉似的。”
跟吃肉似的。这句话让我心脏狠狠地疼了一下。我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仰头看着那些被雪压弯的枝桠，忽然想起行李箱里的那个牛皮纸信封。爷爷的一生就是从这棵槐树底下开始的——吃不饱饭的小男孩爬上树摘槐花，赤着脚踩在粗糙的树皮上，在那些甜丝丝的白色花朵里寻找活下去的力量。然后他走了几千里路，在一片连树都不长的戈壁滩上扎下了根。最后他把所有的甜都封进了那个牛皮纸信封里——母亲的笑容，孙女的成长，从河北到金昌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两个女人，被一张牛皮纸包在了一起。
雪还在下，落在老槐树的枝桠上，落在我和爸爸的头发上。整个村子都在雪里安静地睡着，只有我们两个站在一个空荡荡的院子里，守着一棵不会说话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