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节，是苏婉在青澳湾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那年的春节来得早，一月底就是除夕了。村子里稀稀拉拉地响着鞭炮声，天后宫前有人舞狮，空气里飘着炸粿肉的油香和燃烧纸钱的烟火气。一切都和往年一样——母亲在灶台前忙进忙出，蒸年糕，卤鹅肉，煮甜粥；父亲沉默地坐在桌前，喝着米酒，偶尔夹一筷子菜；苏海生穿着新衣服，在院子里追着邻居家的狗跑，笑得像一只撒欢的小兽。但苏婉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她已经做好了决定。她把那个铁皮盒子里的钱又数了好几遍——五百六十三块七毛，加上母亲过年时给她的二十块压岁钱，总共五百八十三块七毛。她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到成都，但她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债主上门的频率越来越高，父亲的沉默越来越深，母亲眼角的皱纹越来越多。她不能再等了。
她是在正月初六那天告诉母亲的。
那天下午，母亲正在院子里收衣服，苏婉站在她身后，看着母亲的背影——那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外套，那几根过早花白的头发，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关节粗大的手。她叫了一声“妈”，声音比她预想中要平静。母亲回过头，看到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她没有说话，只是放下手中的衣服，站在那里，等着苏婉开口。“妈，我想出去打工。”苏婉说。她没有说要去哪里，没有说要去找阿娟，只是说了这么一句。母亲看着她，看了很久。苏婉以为母亲会反对，会哭，会骂她不懂事。但母亲什么也没有说。她只是转过身，继续收衣服，把最后一件衬衫从晾衣绳上取下来，抖了抖，叠好，然后走进屋里，把那件衬衫放进衣柜里。苏婉站在院子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跟着母亲走进屋里，看到母亲在床边坐了下来，低着头，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沉默了很久。然后母亲站起身，走到柜子前，从最底层翻出一个旧布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两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递给她。“拿着。”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到了那边，记得托人写信回来。好好照顾自己。别让阿娟为难。”
苏婉接过那两百块钱，手指微微颤抖。她知道，这是母亲藏了很久的私房钱，也许是母亲为自己准备的、以备不时之需的救命钱。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只是攥着那两张钞票，用力地点了点头。母亲没有哭。苏婉也没有哭。
父亲是在她出发前一天才知道的。母亲告诉他的。他当时正坐在门槛上抽烟，听完母亲的话，没有说任何话。他只是沉默地抽完了那根烟，把烟头摁灭在脚边的地上，然后站起身，走进了屋里。他没有看苏婉，没有说“别走了”，也没有说“路上小心”。他什么也没有说。苏婉不知道他是不想面对，还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只知道，那天晚上，她半夜醒来，听到堂屋里有动静。她悄悄爬起来，从门缝里往外看，看到父亲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没有点灯，手里夹着一根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明灭不定。她看着那个佝偻的、瘦削的背影，看了很久，然后轻轻躺回床上，闭上眼睛，假装什么也没有看到。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
苏婉背起那个小小的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母亲给她的两百块钱，和她自己攒下的五百多块，以及那张她珍藏多年的、从玻璃瓶中取出的泛黄纸条。她把钱分成了两份，一份藏在布包的夹层里，一份贴身放在内衣口袋中，以防路上遇到小偷。母亲送她到渡口。清晨的海风很凉，吹动母亲额前的碎发。她站在码头上，看着苏婉，没有哭，只是反复叮嘱那几句话——“到了记得写信。”“好好照顾自己。”“别让阿娟为难。”苏婉一一应着，点着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更多的话。渡船来了。那是一艘简陋的木壳机动船，船身斑驳，发动机发出突突的响声，在清晨的海面上激起一圈圈白色的浪花。苏婉上了船，站在甲板上，回过头，看到母亲还站在码头上，晨光中她的身影显得瘦小而孤单。苏婉想挥手，但手臂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抬不起来。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终被海面上的雾气吞没。
她没有回头。她怕一回头，就再也走不动了。
渡船在海面上行驶了大约四十分钟，到达了汕头。苏婉下了船，站在陌生的码头上，看着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感到一阵短暂的眩晕。这是她第二次来汕头，但上一次是好几年前了，而且是坐在父亲的货车上，根本没有真正走进这座城市。现在，她一个人站在这里，背着一个小小的布包，口袋里装着七百多块钱，和一个模糊的目的地——成都。她不知道该怎么去成都。她只知道要先从汕头坐车到广州，再从广州转火车到成都。这是她提前打听好的路线。她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去广州的长途汽车站。买票的时候，她攥着那叠被汗水浸湿的钞票，对售票窗口里的女人说：“一张去广州的票。”声音比她预想中要稳。那个女人看了她一眼，大概觉得她太小了，但什么也没有问，收了钱，撕了一张票给她。苏婉接过那张薄薄的、印着字的长途车票，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里，然后跟着人流，上了那辆破旧的大巴车。
大巴车在崎岖的公路上颠簸了整整八个多小时，才到达广州。苏婉晕车，一路上吐了好几次，吐到最后胃里已经没有东西可吐了，只能干呕。旁边的乘客递给她一个塑料袋和一瓶水，她接过来，低声说了句“谢谢”。她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从沿海的丘陵到平坦的农田，从零散的村庄到密集的城镇——感觉到自己正在离那片海越来越远。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后悔。她只知道，她已经没有退路了。
到达广州时，天已经黑了。广州火车站灯火通明，广场上挤满了人——拖着蛇皮袋的民工，背着孩子的妇女，拎着公文包的男人，蹲在地上抽烟的少年。各种方言在空气中交织碰撞，混合着汽车尾气和廉价食物的气味，形成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喧嚣而混乱的氛围。苏婉站在广场中央，被汹涌的人流推着走了几步，然后赶紧退到一根柱子旁边，蹲下来，抱着自己的布包，让自己先缓一缓。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她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嘈杂的声音。她感到一种巨大的、无所适从的茫然，像一个不小心掉进湍急河流中的人，被水流推着走，抓不住任何东西。但她没有时间茫然。她需要买到去成都的火车票。她站起身，鼓起勇气，朝售票大厅走去。售票大厅里人山人海，每一个窗口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她找了一支看起来最短的队伍，站在末尾，跟着队伍一点一点地往前挪。排了将近一个小时的队，终于轮到了她。“去成都，一张票。”她说。售票员看了她一眼：“硬座还是硬卧？”“最便宜的。”她毫不犹豫地说。售票员在键盘上敲了几下，报了一个数字。苏婉算了算自己口袋里的钱——去掉到广州的车费，剩下的钱，买了这张票之后，大概还能剩不到一百块。她咬了咬牙，把钱递了过去。售票员收了钱，打了一张票，推出来给她。她接过那张薄薄的火车票，看到上面印着“广州—成都”，开车时间是明天上午。她还需要在广州过一夜。
那一夜，她是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度过的。她找了一个角落，把布包抱在怀里，靠着墙，蜷缩着坐下。候车室里人很多，空气混浊，弥漫着泡面、汗味和烟草的气息。广播里不断地播放着列车到站和发车的通知，用普通话和粤语交替播报，声音在空旷的大厅中回荡。她不敢睡觉，怕睡着后有人偷她的包。她只是闭着眼睛，假装休息，耳朵保持着警觉，捕捉着周围的一切声响。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她蜷缩在广州火车站候车室的那个夜晚，南澳岛的家中，母亲正在妈祖神龛前为她添香，父亲坐在门槛上，望着海的方向，抽了一整夜的烟。她也不知道，在成都，阿娟正在准备第二天的营业，把桌椅擦干净，把调料摆整齐，把第二天要用的面条提前擀好。她更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她会在这座没有海的城市里，遇到一些人，经历一些事，最终长成一个连她自己都无法预料的模样。她只是蜷缩在那个嘈杂的候车室里，抱着她的布包，等待着天亮。
第二天上午，她登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
火车启动时，发出一声悠长的汽笛声，整个车厢微微一震，然后开始缓缓移动。苏婉坐在靠窗的硬座上，看着窗外的站台逐渐后退，看着广州的天际线逐渐缩小，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郊区，从郊区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连绵的山脉。她把额头贴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看着那些飞速掠过的陌生风景，在心里默默地想着——再见了，海。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再见到你。也许很快，也许很久。也许，再也不见了。她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里，轻轻触碰着那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泛黄纸条。纸条上的那句话，她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你正在成为真正的自己。别怕。”她闭上眼睛，在火车有节奏的晃动中，慢慢地、慢慢地，沉入了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她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是什么。她只知道，她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