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沉了，但债还在。
这个事实是在父亲回家后的第三天，才像一块冰冷的礁石一样，慢慢从退潮的水面下显露出来的。那几天，家里一直笼罩在一种劫后余生的、近乎麻木的平静中。父亲活着回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邻居们陆续上门探望，提着几尾鱼、一篮鸡蛋、一包茶叶，说着“人没事就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安慰话。母亲强撑着笑脸，一一应酬，烧水泡茶，送走一拨又一拨客人。苏婉帮着收拾茶碗，清洗杯碟，听着那些重复的、空洞的安慰话在屋子里回荡，心里却越来越沉。因为她知道，那些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人回来了，但船没了。船没了，这个家就没了收入来源。而没有收入，那些因为修船、买油、添置渔具而欠下的债，就不会凭空消失。
那些债，是在父亲出事后几天内，像潮水一样涌出来的。
先是修船的材料费。上半年父亲找人修补船底的裂缝，换了一块新的船舷板，材料钱一直赊着，说好等下半年渔汛好了再结清。然后是加油的赊账。父亲常去的那家加油站，老板是熟人，每次加油都记账，年底统一结算。还有向几个亲戚借的周转金——大伯家借了两百，三姨家借了一百五，还有一个远房的表舅借了三百，都是这些年陆陆续续借的，有些甚至连借条都没有打，只是口头说了一句“等手头宽裕了再还”。零零碎碎加起来，大约一千块。在1999年的渔村，那是一个足以压垮一个普通家庭的数目。
债主登门的那天，是一个阴天的下午。
苏婉正在屋里缝补一件苏海生穿破了的裤子，听到院子外面传来脚步声和咳嗽声。她从窗户往外看了一眼，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男人正朝她家走来。她认得那个人——是镇上加油站的老陈，父亲常年在他那里赊账加油，苏婉见过他几次。老陈走到门口，没有直接进屋，先在门框上敲了敲，算是打招呼。母亲从灶台前站起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脸上迅速堆起一种苏婉熟悉的、小心翼翼的笑容。“陈老板来了，快进来坐，我给你倒茶。”老陈摆了摆手，没有进门，就站在门槛边。“嫂子，我就不进去了。我就是来问问——大强哥最近怎么样了？身体好些了吗？”他说这话时，目光有些躲闪，没有看母亲的眼睛，而是看着院子里某个不确定的方向。
“好多了，好多了。就是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母亲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近乎讨好的柔和，“陈老板，那个油钱……你再宽限几天，等大强身体好一点，我们一定想办法……”
“嫂子，不是我不宽限。”老陈终于抬起头，看了母亲一眼，又迅速移开，“你也知道，我是做小本生意的，账面上也压不起太多。这都年底了，我也要跟上面结账。大强哥在我这儿赊的油钱，加起来也有两百多了，你看……”
“我知道，我知道。陈老板你放心，我们一定还，一定还。”母亲连连点头，声音更低了一些，“你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苏婉坐在窗边的矮凳上，手里攥着那件还没缝完的裤子，针停在半空中。她没有转头去看门口，但她能听到母亲那种低声下气的、近乎恳求的语气。那种语气像一根细针，扎在她心口某个地方，不深，但一直在那里，隐隐作痛。老陈最终没有多说，叹了口气，转身走了。母亲站在门口，望着老陈远去的背影，站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转过身，走回灶台前。她没有说话，只是拿起锅铲，机械地翻动着锅里已经炒好的青菜，仿佛那道菜还需要再炒一遍似的。苏婉低着头，继续缝那件裤子，针脚比刚才更密了一些，像是要把某种说不出口的情绪，一针一针地缝进那道补丁里。
那天晚上，又来了一个债主。
这次是大伯。大伯是父亲的亲哥哥，住在村子的另一头。他提着一盏煤油灯，踩着夜色走进院子，在堂屋坐下，接过母亲递来的茶，喝了一口，然后沉默了很久。父亲坐在他对面，低着头，一言不发。大伯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这安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大强，我不是来催债的。你那两百块，不着急还。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村东头那个鱼粉加工厂，最近在招人。你要是愿意，我去帮你问问。”父亲没有回答。他依然低着头，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像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塑。大伯看着他，叹了口气，站起身，拍了拍父亲的肩膀，没有再多说什么，提着煤油灯走了。
苏婉坐在里屋的床上，透过门缝，看着大伯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她听到母亲送走大伯后，在堂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传来一声极轻的、几乎被夜色吞没的叹息。那天晚上，苏婉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她听着隔壁房间里父亲和母亲压抑的、断断续续的交谈声——其实主要是母亲在说，父亲偶尔应一声“嗯”。她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她能感觉到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沉重的无力感。她睁着眼睛，望着黑暗中模糊的天花板，心里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
她不能再等下去了。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完全亮透，苏婉就起了床。她没有惊动任何人，轻手轻脚地从床板下面取出那个铁皮盒子，拿到窗边，借着微弱的晨光，打开了它。里面的钱，她这两年多来一点一滴攒下的——织渔网的工钱，晒鱼干的工钱，帮人剥牡蛎、带孩子、跑腿挣来的零钱——全部倒出来，摊在床上，一张一张、一枚一枚地数了一遍。她数了两遍，确保没有数错。总共是五百六十三块七毛。离一千块，还差将近一半。她坐在床边，看着床上那些零零碎碎的纸币和硬币，看了很久。晨光从窗户的缝隙中透进来，照在那堆钱上，照亮了那些纸币边缘的磨损和硬币表面的氧化痕迹。每一张纸币、每一枚硬币，都是她一针一线、一粒盐一滴汗换来的。她本来以为，这些钱可以留到更关键的时候用——也许是她自己需要离开的那一天。但现在看来，那一天，比她想象中来得更早了。她把钱重新装回铁皮盒子里，把盒子藏回床板下面，然后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了窗户。清晨的海风涌了进来，带着咸腥和凉意，吹动了她额前的碎发。她望着远处灰蓝色的海面，在心里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必须出去挣钱。离开村子，去镇上，或者去汕头，去任何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她不知道她能做什么——她才十六岁，没有学历，没有技能，没有社会经验。但她有一双手，能干活，能吃苦，不怕累。她不相信自己活不下去。她把这个决定藏在心里，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知道自己如果说出来，母亲一定会反对——“你一个女孩子家，跑那么远，让人不放心。”“家里再难，也轮不到你来撑。”“你走了，谁来帮我？”那些话，她都能替母亲说出来。所以她选择了沉默。她只是开始更加留意那些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镇上哪家工厂在招工，汕头哪个地方需要服务员，去广州的火车票多少钱。她把那些信息一点一滴地收集起来，储存在脑海里，像一只正在为迁徙做准备的鸟，默默地梳理着羽毛，测试着风向。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苏婉从码头帮人卸完货回来，路过李婶家门口时，听到里面传来几个女人聊天的声音。她本来没有在意，正要走过去，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阿娟”。她停下了脚步。“……阿娟上次来信说，她店里正缺人手，想找个帮工。包吃住，工钱也好商量。就是太远了，在成都，谁家舍得把闺女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啊……”是李婶的声音。苏婉站在门口，心跳忽然加快了。成都。阿娟。包吃住。工钱。这几个词在她脑海中像火花一样碰撞、闪烁，拼凑出一个模糊但充满可能性的画面。她没有进屋，没有接话，只是站在那里，把那些信息牢牢地记在了心里，然后装作什么也没听到，静静地走回了家。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成都。阿娟。包吃住。工钱。这几个词在她脑海中反复旋转，像一台被启动了就无法停下来的机器。她想到阿娟的信，想到信里描述的那个灯火通明的、没有海的城市。她想到阿娟的小吃店，想到那些她从未听说过的食物。她想到从南澳岛到成都的距离——几千公里，两天一夜的火车。她不知道那趟火车长什么样，不知道坐那么久的车是什么感觉，不知道到了成都之后该怎么找到阿娟。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必须试一试。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她现有的五百六十三块七毛，加上再攒一段时间，也许能凑够路费。到了成都，找到阿娟，先落脚，再找工作。包吃住的话，她可以把大部分工钱都攒下来，寄回家里还债。她不知道这个计划有多少漏洞，不知道现实会比想象中困难多少倍。她只知道，她不能继续待在这个村里，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家一点一点地沉下去。
第二天清晨，她做了一个决定。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只是像往常一样起床，生火煮粥，扫地，喂鸡，然后坐在门槛上，开始织渔网。梭子在网格之间来回穿梭，发出细微的、有节奏的声响。她的手指很稳，眼神很专注，仿佛她正在织的不是一张渔网，而是一张通往未知世界的地图。她知道，她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准备——攒够路费，打听清楚阿娟的具体地址，想好怎么跟父母开口。但她知道，那一天，不会太远了。她抬起头，望了一眼远处的海面。晨光正在海面上铺开，像一层薄薄的金粉，随着波浪轻轻晃动。她看着那片她看了十六年的海，心里想的，却是那个没有海的地方。她不知道那个地方会给她带来什么。她只知道，她必须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