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世百年家国，狼烟四面横戈。
民不加赋兴国，无浪掀起风波。
大宋时期，南郊大典是朝廷最为隆重的祭天大礼，大多选在冬至，开国至今的历代皇帝全都非常重视，一般每隔三年才会举行一回。这场盛典并非简简单单的恭祀天地，而是大宋最高的吉祀礼制，从准备、斋戒，到夜里登坛祀礼，再到礼成之后，天子须向天下四海布施恩惠，整套流程环环相扣，满朝百官、全城百姓都会观瞻瞩目，乃是一国之君向昊天上帝祝祷祈福，且又告慰先祖的吉礼之首。大典进行之前，朝中大小官员都要提前受约束、守斋戒，查验牛羊祭品、整理乐器、祭器，典礼诸务，妥当勤筹，绝对不能丝毫疏漏。
临近正祭之日，皇帝先要朝献景灵宫，再赴太庙祭拜先祖，诚心致敬。祭拜完毕以后，天子须得移驾青城斋宫住下，静心斋戒三日，不再处理繁杂享乐之事，收束心神等候祭期。待到祭祀当天的三更时分，皇帝自青城斋宫起驾，仪仗队伍早早排布整齐，旌旗、卫队连绵一路，一国之君乘坐御驾，文武百官一同随行，赶往南郊的圜丘祭坛。銮驾抵达以后，皇帝先进一旁的大次帐殿，换上全套庄重的衮冕祭服，整理稳妥而静候吉时，登上圜丘高台祭天行礼。
圜丘分为三层高台，吉时一至，天子缓步升坛，太常雅乐跟随步履抑扬起落，钟磬和鸣。皇帝登至坛面，先向昊天上帝敬献玉帛，之后依次奉上祭品、美酒，且由专司礼官诵读祝文，上达敬诚祈愿。整套仪式分为初献、亚献、终献，恭行三献之礼，并奉本朝先帝神位，一同配享昊天上帝。每道行礼都有固定次序，臣僚分领其事，官员各司其职，乐工奏乐相伴，举朝肃静，礼序森然。等到献礼全部完毕，太常寺礼官先以竹篚fěi收纳玉帛、祝版，斋郎随后再以礼俎承载牲馔祭品，顺着圜丘台阶循序而下，恭敬送至坛外燎坛，整齐陈放于积柴之上，陈设既定，礼直官高声宣唱：“可燎。”掌炬执事闻命，方才举火焚之，浓烟升腾上天，以示昊天歆纳此祭，这一步就是‘恭送神明，大礼告成’。
祭礼全部结束，皇帝再从坛上退下，回到大次帐殿更换常服，浩荡仪仗护驾返回皇宫。南郊大典的重中之重，就是降下赦书、广施恩泽：赦免部分罪囚，减免地方赋税，赏赐朝中百官，抚恤天下百姓。
天地浩荡，晨光万丈，景象甚是宏壮，场面气势堂皇，一场隆重盛大的南郊祭天，上是敬奉天地先祖，下则安抚海内万民，足以安定朝野人心，昭示鸿基永固国运。
少年君主，承掌皇枢，胸中怀宏图，待人存礼度，圜坛礼成及至銮驾回宫以后，依照往年惯例，天子需要颁行赏赐，上自宰执亲王、文武臣僚，下及执事礼官，另有乐工禁军，各依品秩、职事等差，赐予宰执重臣袭衣鞍马，赏给普通官员银绢布帛。
延和殿中，君臣聚首，这时，当朝宰相富弼、曾公亮主动辞赏而带头省费，主张节流而公然上奏：“陛下，河朔一带水患、地震，西夏又因索要‘绥州’屡生争端，边务边防耗费增多，我朝河朔灾伤，国用紧张，南郊大典归来以后，两府执政请罢赏赐银绢，省下钱粮以济民安。”赵顼听此谏言，随后问向百官：“朕无心薄待列位臣工，两府既然奏明乞罢金帛之意，众卿以为如何？”翰林学士司马光由衷赞同而向上奏禀：“陛下，体察民生，救灾节用，执宰率为天下之表，高官贵臣皆应以身做责，相公合情合理之言，正是臣等共同企盼之意。”司马光对此节用之论深表赞同，料定群臣必然同声响应。
赵顼观望群臣，随后开口又问：“朕，祭祀天地，承天受命，君臣共沐福泽，享此普天同庆，若以往年旧例，南郊皆得恩礼，王卿以为，百官郊赏，是否应当？”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则是言拂众意而见解相反：“陛下，宰执辞赏，体国之心固然可贵，然而此项费用即使节省下来，也并不足以赈灾，南郊恩赏沿袭祖宗成例，属于君臣恩义、固有礼制，两府辞谢不受，降低君臣礼遇，未免有伤国体。”于此虚名辞赏相比，王安石更重财政务实，他深知一味主张节流，对于国家浩大用度，实在于事无补。
难以置信的司马光听得惊异非常，不禁蹙眉相望，随后一脸不解地出言责备：“两府齐心辞赏，乃是忠良之臣的节俭美德，身为廊庙之官，倘若只知贪此外来奉禄，竟然还在河朔百姓饥荒之年，岂非助长贪欲，寡廉鲜耻。国库困乏多年，士大夫顾全家国大义，于国于民自然有益无弊。”王安石听到此言，似乎不以为然：“郊赏三年一次，官员取之有度，受之以节，本就无可厚非，唐代宰相常衮，上奏推辞朝廷供给公膳，意在缩减开支，时人以为，倘若觉得不配这份恩遇，应当辞去相位，不该只辞禄食。同样如此，国家用之无度，却从皮毛缩减，何以解除内忧外患？”司马光有此提倡，关键在于正人心，立榜样：“朝廷每年无度开支，自上至下皆应克己，必要节省，当从亲贵开始。此次郊赏费用，朝中四品、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皆应赏赐减半，收归公库，统筹救灾，明知我朝如今内忧外患，岂能按照前朝旧例行事？”对此朝中异议，司马光力主百官同心减赏，意在匡正朝局。
倾听至此的天子赵顼论及根本而开口相问：“三司使何在？若循前朝旧例，郊祭赏赐支出几何？”三司使韩绛当即出列奏禀：“回陛下，三年一度郊祭颁赏，太宗至道支出500余万贯，真宗景德支出700余万贯，仁宗皇祐明堂大礼支出1200余万贯，英宗治平南郊支出1300万贯，我朝熙宁初，此次郊祀费用总计900余万贯。为表皇恩浩荡，广布恩泽，南郊大典告成以后，包括，中外百僚、皇亲宗室、太常礼官、诸军将士，都在郊赏之内，其中禁军人数最多，所占郊赐份额最高，意在固结军心，慰藉根本，其中禁军专项，断不可减。陛下，这900余万贯的郊祭恩赏，即使全部移做河朔赈灾尚且不足，另外，陕西沿边御夏军费，每岁支出，动辄超过千万余贯，倘若单靠宰执辞赏，不过二万匹两，填补河朔灾荒饥困，确实杯水车薪。”君臣听完以后，全都未置可否。
深以为是的司马光一向倡导高官显贵适度节省，希望朝野上下收敛奢靡之风，随后更显端庄郑重：“国库每年开销巨大，国用不足如此严重，尤其此次，河朔灾情，凋敝民生，我朝大将种谔却因‘绥州’之不食之地，惹得西疆未宁，边议未定，所以我朝即便节省皮毛，也比浪费有益，这正如善小而为之，恶小而不为。”闻此忠臣正义，朝中元老深以为是，却听王安石口出惊人之语：“国用不足，乃是不善理财的缘故，唯有开辟广大财源，才能解国之困民之难。”耳听此语，罕然稀奇，司马光深觉减免开支合乎义理，始终自有坚持：“如何叫做善于理财？无非是要加重百姓的赋税，薄待士兵的供给，乃是竭泽而渔，敲骨吸髓，最终民穷为盗，兵变谋反，必然掀起干戈来与朝廷对抗，这种为民积怨且又为国招祸之举，岂合时宜？”司马光口中所提的担忧之事，最让元老重臣深恶痛绝，想起古往今来的农民起义及士卒造反，可以推翻皇统政权，哪朝君臣不是心惊胆颤？
各持一端，当廷争辩，洞察古今兴衰的王安石随后摇头否认，不禁道出哲言至论：“此话不然，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真正善于理财之人，不在节省微末之道，而在于‘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只有革除旧弊而惠民减负，国家百姓才能长久富足。”司马光不敢赞同，只是忧叹一声：“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天地之间，物资有限，财货万物，都有固定之数，不在朝廷则在民间，正因如此，官员多取一分，百姓便少得一文，岂有民不加税而国用富足的荒唐之论？”朝中元老无不深赞其言，可是王安石居然再次震惊君臣之耳：“天地万物，各有益处，凭其自生自灭便是损耗成物，岂能盲目自缚地暴殄天物？倘若不知开源而只想节流，国民岂能解困？朝廷怎会无忧？世人生于天地之间，自当秉承‘因天下之力，而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用’。”这番惊世骇俗之论，使得朝中老臣全都思而不通，实在难以视为高明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