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的通知书来的时候，达西是第一个知道的。
那年我二十岁。剑桥对残疾学生没有任何优待，但也没有明确的限制。我申请的是法律，不是因为我喜欢，是因为这个职业对体力的要求最低。可以在书房里工作，可以不出庭，可以做文书和顾问。
“你什么时候走？”达西在伦敦的宅子里问我。那天外面下着大雨。
“下个月。”
“剑桥不远。你周末可以回来。”
“回来？”
他顿了一下，意识到自己用了什么词。回来。好像伦敦是我的家一样。
“我是说……”他罕见地有些窘迫，“你可以来伦敦。”
“好。”
他点了点头，转身去倒茶。我看着他拿起茶壶，忽然意识到他倒茶的动作比我认识他的时候慢了。不是因为年纪大了，他二十岁。而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放慢速度，让我能跟上。
八年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感到了一阵说不清的窒息。
不是因为他的愧疚，而是因为我的依赖。我可以离开彭伯利，可以离开艾什顿庄园，可以去剑桥读书，可以在伦敦独居。但我离不开他。不是生理上，我自己能走路，能拿东西，能活。是别的东西。一种被刻在骨头上的惯性。
他是我的安全感。这不公平。对他不公平，对我也不公平。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天晚上雨越下越大。我回到自己的公寓，坐在黑暗里，反复想这个问题。左手在发抖，比平时更严重。我把它按在膝盖上，用右手的掌心压住。
窗外有人敲门。
我以为是房东。打开门，发现是达西。他没打伞，外套被雨淋透了，头发贴在额头上。
“出什么事了？”
“没有。”他说，“我只是……”
他停住了。雨水从他脸上淌下来。
“我只是想确认你在家。”
我们站在门口，隔着一道门槛。外面的雨声震天响。我应该让他进来，给他一条干毛巾，倒一杯热茶。但那一刻我只是看着他，看着这个被雨淋透的、骄傲的、欠了我一条命的人。他看起来狼狈极了。
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那天在崖底，他说的是“我找到你了”。而我的整个人生，都被这四个字绑在了他身上。他从崖底找到了我的身体，然后用八年的时间找到了我的其余部分。我的习惯、我的恐惧、我的尊严。他把它们一件一件捡起来，还给我。
但他没有找到我的自由。
“你回去吧，”我说，声音比我预想的更平稳，“明天早上我会在的。”
他站在雨里看了我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他走了。我关上门，背靠着门板，听到雨声里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我的左手在发抖。我用右手按住它，按得很紧。
这一刻我对自己发誓，在未来的某一天，我要离开这个人。
不是因为我恨他。是因为我爱他。而这份爱，从一开始就不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