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岁那年秋天，老达西先生病了。
消息是达西写信告诉我的，用的是比平常更工整的字迹，像是用力控制了什么。他说父亲只是受了风寒，不严重，但需要静养。他说不必来探望。
我知道他在说谎。
因为他说谎的方式和我一样，把事情写得很详细，详细到不自然。
我让父亲安排了马车，第二天就去了彭伯利。
进门的时候，没有人通报。大厅里空荡荡的，仆人都轻手轻脚地走动，脸上带着那种特有的肃穆。老达西先生的贴身男仆看见我，微微摇头。
我在书房找到了达西。
他坐在他父亲的椅子上，面前摊着一本账本。十四岁的少年穿着深色外套，坐在一张对他来说太大的椅子里，像是被吞进去半个人。他看见我的时候，笔从手里掉了下去。
“你怎么来了？”
“信里说的和你写的不一样。”我说。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壁炉里的火光照在他脸上，我忽然发现他眼下有很深的青色。
“是肺炎，”他终于说，声音像是从很深的井里打上来的，“医生说要让他卧床。他睡着的。”
他停了很久。
“我不敢去他房间。”
“为什么？”
他没有回答。但我从那层薄冰底下捕捉到了一闪而过的东西。老达西先生是知道那场意外的。他替达西挡下了所有问责，把整件事压了下来。现在他倒下了。
达西不是不敢去看他父亲。他是不敢自己承担一切。他还没有准备好。
那天晚上，他坐在书房的地板上，背靠着我的椅子。我们都没有说话。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着的，但当我低头看的时候，他已经靠在椅腿上了，呼吸均匀，眉头微微皱着。
炉火快要灭了。我起身去加柴，左腿发软差点摔倒，扶住了壁炉架稳住了。我在那里站了很久，低头看着熟睡的达西。
他欠我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但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另外一件事。这个欠我的人，也是这世上唯一一个懂我的人。
他懂我的痛，因为那是他亲手造成的。我懂他的愧疚，因为那是我亲眼看着它长出来的。
我们是彼此唯一的见证者。
第二天早上，老达西先生的烧退了。我和达西站在病房门口，听见医生说危险期已经过去。达西的肩膀一点点松了下来，像是一块悬了千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他转头看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一句。
“我不喜欢被让的棋。”
我不懂他为什么突然提这个。但多年后我明白了，他在感谢我。感谢我没有顺着他的谎言待在家里，感谢我擅自跑来了。
炉火在走廊里投下长长的影子。我们又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走过去推开父亲的房门。
我跟在他后面。
十岁那年他从崖底找到了我。十四岁这年我陪他走进父亲的病房。
我们就这样互相搀扶着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