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非的经历很奇妙，先后三次逃了一死，但最后还是被美军俘虏了。
俘虏的那天是我荣获部队中“大难不死的少校”这个称号的第十六天，我们照常执行任务。北非的太阳晒得我皮肤火辣辣的疼，发丝被汗液黏在额头上，我就像一只烤熟了的大鹅。
那次任务，人几乎都死绝了，黄沙在我眼中都成了掩埋尸体的黑泥。我怕得要死，双腿不断打颤，整个人始终举着双手，像块僵硬的雕塑走入了美军的视野。在他们看来，我是极其没有军人骨气的，真正的军人，是可以将生死作为考量人生价值的筹码的。我承认，我贪生怕死、反复无常，我就在这么一声声自我宽慰中被他们铐上了。
起先，我被送到了摩洛哥。那儿的环境很不错，甚至说是战俘营中的天堂。我们每天在劳动后有八十分钟的休息时间，这是在战场上远远没有的。跟我同宿舍的两个人都是意大利人，我们经常利用这段休息时间聊过去的事。有价值的事不多，我们却总能在每次聊天时从记忆深处挖出一些旧事儿了，这也锻炼了我的记性。
我在那儿的工作很吃香，就是和几个人一起准备整个营的人的伙食。食材都备好了，但我一般不会清洗，只因为这儿的水资源实在是太稀缺了。这个工作就吃香在，看守会对你刮目相看，有时还会有奖金。不过，所谓的奖金并不是钱，而是一种特别的小代币。我们可以利用它们换取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香烟、酒、口香糖，还有女明星的明信片。在战俘营的时候，我习惯把代币在每周日全花光，通常在买完香烟和酒后，我还剩一点儿，这时候我就会选择买明信片。丽塔·海华斯的最畅销，男人们在无聊时就会爱看些性感的女人。而我就不一样了，我买来是为了垫桌子，因为战俘营的桌子太脏了，跟意大利人打牌时就不怎么舒服，拿明信片来垫桌子，又便宜又好用。
在这里面，我似乎都快忘了我曾经的身份以及信仰，我丢失了我自己。我在这儿，受到了平等的对待，没有丝毫压迫。我就像一个工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劳动，再用长了老茧的手换取报酬，再用报酬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算算日子，我今年已经三十岁了，两年的操劳已经让我成了个不大讲究的人，皱纹也离奇地攀上了我的额。我常会看着珍藏的军校合影以及在法国时拍的照片，感叹一声年轻真好，但其实我也不老，只是称不上年轻人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德军突尼斯大败。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还在给人盛青菜汤，饭堂里的吵闹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因痛苦而发出的呜咽声。我的心一瞬间落入尘土，伴随着耳畔听过无数遍的炮火声。我放下大勺后坐回到了厨子专座，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我滑稽地脱下围裙，没再加入谈话。
因为战败，战俘营里涌进一大堆战俘，美国人迫不得已将人送进美国本土关押。我成了送往德克萨斯州的第一批战俘。那天的阳光很和煦，德州的战俘营和摩洛哥的没什么两样，我们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做人。
美国人允许我们每两周写一封信，并且承诺不会查看信件内容，说是尊重我们的**。我给伊莲娜在法国的地址写了好多封信，没有得到一句回复。直到我的第十封信没得到回复后，看守告诉我没人收信，信件堵塞了邮箱，被人扔进了垃圾桶。我知道，她还没回家。
提起回家，我也想回家。我的父母在无数次被轰炸的柏林中存活了下来，他们一次次来信告诉我家里只是破败了些。我努力在脑海中构现出我家现在的样子，或许只剩了床和灶台，又或许成了一片废墟。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号，看守在凌晨两点多的时候叫醒了所有人，我就赤着脚站在外头的泥地上，脚下还有正萌芽的草。泽维尔和我说过了，元首自杀。这次，看守没给我从睡意中缓过神来的机会，他又一次告诉我，元首自杀了。得知这消息时的感觉很奇怪，像早就消肿了的蚊子包又痒了起来，我不敢挠破皮。然后，大家回去重睡，但不可能有人睡着。我在潜意识里将这想成远方亲戚自杀，但那浓烈的痛意又袭来了，我的心脏一阵绞痛。泽维尔的话又开始像魔咒一样在我耳边重复，早就宣判了这个国家以及信仰的死亡通知书。
一切都像剧本一样照常上演，太阳依旧东升西落。我在投降那天，在一片哀嚎声中，写下自己给伊莲娜的最后一封信，但对她来说，那是第一封。我们来不及重逢就又要告别，我觉得自己的青春岁月已经换取了年少的恣意，再付自己的残存岁月于一个尚还年轻的女人是不道德的。所以，我会选择销声匿迹，但仅仅是对她。
战争结束，我被遣返回国，回到柏林。那儿早已经大变了样，城市街道一片狼藉。街上只有低头的女人和不知事的孩子，德国的男人，几乎消失。
我在那片废墟里拥抱了我的父亲母亲，往后的日子，都将风和日丽。我找到一份报社的打字员工作，但比起打稿件，记者们更喜欢追着我问些战时残酷的问题。一九四七年，我三十二岁，和一个跟我同岁的女人结了婚，她叫蕾切尔。
我确确实实是销声匿迹了，没人在意我曾经的身份，战场上无数次擦肩而过的死亡在这时化成了烟，那些人、那些事，都已从我的视线中抹去。
你问我遗憾吗？
不会，我早就释怀了。我感谢二十五岁的伊莱亚斯，感谢他没有深爱伊莲娜，感谢他没困住她的一辈子，感谢他对曾经的一切丝毫不悔。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