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洛阳往西，我们到了长安。
到的时候是七月，热得人喘不过气。靳风说，等凉快一点再走。
我们找了个小客栈住下，二楼，临街。窗户一推开，就能看见街上走来走去的人。卖西瓜的，卖凉茶的，卖扇子的，喊声此起彼伏，热热闹闹的。
靳风每天还是老样子。早上起来，洗漱，然后出门去找庙。长安城里的庙多，他一天跑一个，跑了半个月，还没跑完。
我还是跟着他。有时候进去，有时候在外面等。有时候他拜完了，我们就找个地方吃饭，然后回客栈睡觉。有时候他拉着我去散步，走很远的路，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
那些话，我后来想，其实都是告别。
他说：“常晴，你看这天上的云，一会儿一个样子，像不像人的命？”
他说：“常晴，这人活着，就像走路。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走得快的，先到地方。走得慢的，慢慢走，总有一天也能到。”
他说：“常晴，要是有天我不在了，你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走路。”
每次他说这些，我就说：“你又胡说。”
他就笑笑，不再说了。
八月中秋那天，他去了大慈恩寺。那寺里有座塔，叫大雁塔，很高。他在塔下站了很久，没有上去。他说，太高了，懒得爬。
那天晚上，月亮很圆。客栈的老板娘给我们送了两块月饼，说是自己做的。靳风咬了一口，说甜。我也咬了一口，没吃出什么味道。
“常晴，”他忽然说，“你记不记得，有一年中秋，我们在城外的小河边，捞月亮？”
我记得。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们喝了一点酒，他非说河里的月亮比天上的好看，要捞上来给我看看。结果脚下一滑，掉进了河里。我把他拉上来，两个人浑身湿透，坐在河岸上笑了半天。
“那时候真好。”他说。
我说：“现在也好。”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没有说话。
九月的时候，长安下了一场雨。雨很大，下了三天三夜，街上都淹了水。雨停之后，天就凉了。靳风说，该走了，再不走，就要在长安过年了。
我们收拾行李，继续往西。
走的时候，客栈的老板娘送到门口，说：“年轻人，路上小心。天冷了，多穿点。”
靳风冲她拱拱手，说：“多谢。”
我们走出城门的时候，我回过头，看了一眼那高高的城墙。阳光照在城墙上，把那些砖照得发亮。
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一种感觉。这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了。
十月的时候，我们到了宝鸡。然后是天水，然后是兰州。越往西走，天越冷，人越少。路上的风景也不一样了，山变得光秃秃的，地变得开阔了，天变得更高更蓝。
靳风还是老样子，每到一个地方，就找庙，拜神。
在兰州的时候，他拜的是城北的一座道观。那道观很小，藏在一条巷子里，要不是门口挂着块旧匾，根本看不出来是个庙。里面供的是吕洞宾，仙风道骨的，手里拿着一把剑。
靳风拜完出来，我们沿着黄河走了一段。
黄河的水很浑，黄乎乎的一大片，哗哗地响，像是永远也流不完。靳风站在岸边，看着那水，看了很久。
“常晴，”他说，“你说这水，流到哪儿去？”
我说：“海。”
他点点头：“对，海。不管多远，最后都要到海里去。”
他顿了顿，又说：“人也是这样。不管走多远，最后都要到那个地方去。”
我心里又紧了一下。
“哪个地方？”我问。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十月末，兰州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薄薄的一层，落在屋顶上，落在树枝上，落在路上，像是给整个世界蒙了一层白纱。
那天晚上，靳风又拉着我去散步。
我们沿着黄河走。雪还在下，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河水的声音在夜里显得更大，哗啦哗啦的，像是有人在说话。
“常晴，”靳风忽然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说：“好。”
他说：“从前有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玩。后来有一天，其中一个人走了。走了很远，走了很久。但他其实没走。他一直跟着另一个人，看着他吃饭，看着他睡觉，看着他走路。他想跟他说话，可是说不出来。他想抱抱他，可是抱不着。他就那么跟着，跟着，跟着，跟了很久很久。”
他的声音在雪里有些飘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后来有一天，他终于能说话了。他终于能站在他面前了。他跟他一起走了很多路，拜了很多神。可是他知道，他还是要走的。他不能不走的。”
雪落在我的脸上，化了，顺着脸颊流下来，分不清是雪水还是别的什么。
“常晴，”他看着我，“你说，那个人该怎么办？”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在雪里很亮，亮得像是两盏灯。
我伸出手，抱住他。
“你别说了。”我说。声音抖得厉害。
他拍拍我的背，像以前很多次一样。
“好，”他说，“不说了。”
雪还在下。一片一片的，落在我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