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六月的下午三点四十，青岚矿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间教室里坐着二十四个人，都是新招的矿区安全员，十九岁到二十三岁。
讲台上的人二十五岁，穿浅灰色工装，头发扎得紧，讲话的时候会低头看自己手边的东西。
她是阿依古丽。
她在讲第一课。
“下井第一件事，不是学仪器。”她说，“是找到电闸的位置。”
她把教室的电闸盒打开，让学生一个一个上前摸一遍。
“为什么？”有个学生问。
“因为你要闭着眼睛也能摸到它。”阿依说，“出任何事，第一件事是断电。”
“那要是我们找不到呢？”
“找不到就找那道凸起。”阿依说，“别的闸刀都是平的，只有它是凸起的。这是教我这个技术员教我的。”
“那个技术员现在在哪儿？”
“在我们矿区调度中心，现在是副主任。”阿依说，“她管安全生产。”
她合上电闸盒。
“现在她也是这么教别人的。”
矿区家属院里，一个小广场上摆着一列铁皮小火车。
那是林越让人复原的。他父亲三十年前当矿长时的那个版本，绿皮铁壳，轮子会转。
火车旁边立着一块小小的说明牌：
“一九七〇年代矿区子弟玩具复原件。捐赠者注：一九九四年，该玩具被一少年砸坏，二〇二六年复原。”
林越在复原那天去看了。他站在广场上看了一会儿，没说话，转身走了。
他后来在集团递了辞呈，去了省城一家做矿山安全智能化的公司，做技术总监。有人说他是为了避风头，有人说他是想摘掉那个帽子。
他在离职谈话里只说了一句：“我做了一件对的事。但这件事我做得太晚了。所以我得去做下一件。”
他走之前，做了一件没人知道的事：他去了齐铁柱家。
他站在门口，什么也没说，把一个盒子递过去。
盒子里是一列小火车。不是复原品。是他自己找老工匠照着旧照片做的，一模一样，连漆的颜色都一样。
老齐打开看了半天。
“这是那个？”
“是。”
“你自己砸的？”
“是。”
老齐把盒子合上，放在桌子上。
“当年我送给你的时候，我跟你爸说，这车给小子玩挺好的。”他说，“你爸说，别惯着他。”
“他打过我吗？”林越问。
老齐摇摇头。
“没有。”他说，“那天你砸完车，你爸站在食堂门口抽了一根烟。他抽完来找我，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老齐，我儿子砸了你的车，这账我记着。他长大了得还。’”
林越站在那儿没动。
“我爸什么时候说的这句话？”
“九四年。”老齐说，“三十多年了。我一直记着，你爸没还，你今天还了。”
同一个月，崔建带着一袋东西去了市里的一所中学。
那袋子里是他自己家种的红枣、一箱牛奶、还有两千块钱（那是他后来补上的工资）。
他找的是那个女孩，崔小满。不，是她现在的名字。她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那天她在学校的传达室见了他。
崔建把东西放下，说：“那年在井下，我一个叔叔辈的人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记住你闺女的名字，不是因为我欠你，是因为我得先记着，记着就不欠。”
女孩没听懂。崔建也没解释。
他走的时候，女孩叫住他：“叔，你腿怎么了？”
“旧伤。”崔建说，“好了。”
“你是我爸的工友吗？”
崔建回头看她。
“我不是你爸的工友。”他说，“我是你爸在井下的时候，替他抬过一段路的人。”
女孩愣了一下。
“我爸从来没说过这事。”
“他不会说的。”崔建说，“他那种人，好事都藏着。”
女孩低下头，又抬起头。
“叔，你能不能跟我说说，那十九天你们是怎么过的？”
崔建想了一阵。
“我就记得三件事。”他说。
“哪三件？”
“第一件，我们七个人一共十二袋水，我偷过一袋。”崔建说，“第二件，有一位姑娘给我换药，她背了我十六米。第三件，我们出洞那天的早上，天是青灰色的，我听见有人喊‘出来了’。”
他停了一下。
“我出来之后，第一件事是去找电话打给我闺女。我在矿山医务室门口，借了别人的手机，手上全是泥，按了三次号码都按不对。”
“后来呢？”
“后来是我闺女给我打过来的。”崔建说，“她在电视上看见新闻了。她一开口就问：‘爸，你还好吗。’我说我好。我那一句‘我好’，我这辈子说得最响。”
女孩的眼睛红了。
“叔，我爸的事……你能不能说给更多人听？”
崔建摇了摇头。
“不能说。”他说。
“为什么？”
“因为说多了就成故事了。”崔建说，“那不是故事。那是有人真的没出来。”
那个夏天，矿区的中学里办了一场很小的展览。
展品是几张照片，一个老式的安全帽灯，一把锹，一个铁盒，一段坏掉的铜线。
照片里有一张是一个人在井口。他弯着腰，脸看不清楚。旁边还有一张，是几个人跪着在窄窄的岩缝里，手里都拿着手电。
有人问拍照的人：“这些照片你是用什么拍的？”
徐望说：“我后来没拍。这些是别人拍的。”
李想现在还在调度中心。她升了副主任，管安全生产。
她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一个铁盒。铁盒里放着那张硫酸纸，那盏旧灯，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三行字：
“李想。”
“以后你的求救电话，我接。”
“——周砚。”
他们结婚在那一年的十月。婚礼很小，来的人不到三十个。
客人里有一对老夫妻：齐铁柱和他爱人。老齐的头发比在井下时白了些，走路慢，但不再抖。他进门第一件事是去找那个维吾尔族姑娘（他总把阿依的名字说错，阿依每次都纠正），跟她碰了个杯，说的是一句谁都听不懂的话：
“王根生他们仨，今天也算到了。”
那天最热闹的一刻，是郑平抱着郑念安来了。
小孩一岁，他让他在婚礼桌上走。小孩摇摇晃晃走了六七步，才扑到妈妈怀里。
所有人都鼓掌。
只有吴锦堂没有鼓掌。他在那本婚礼纪念册上写了一行字，字很小：
“1974，那条巷我判过死。2026，那条巷救了三十六个人。我这辈子做了两件对的事：一条巷，一行字。”
婚礼那天夜里散场之后，李想问周砚一件事。
“你今天为什么一直站着，不坐下？”
周砚说：“我在数人。”
“数什么人？”
“我数了一遍，三十六个人来了九个。”他说，“井下二十九个人在竖井侧，只有七个在平硐。今天到场的，是那七个。剩下的二十九个，我数不清。”
李想说：“你数不清就不要数了。”
“不行。”周砚说。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我建了一个群。”他说，“我把所有能联系上的名字都拉进去了。”
他把手机递过去。
李想低头看。屏幕上是一个微信群，群名是四个字：
“青岫·三十六”
群成员：三十一。
“还差五个。”周砚说。
“五个联系不上？”
“三个不在本地，一个在住院，还有一个……”周砚停了一下，“还有一个是陈明。他不想进这个群。他说他看见别人的腿，他会难受。”
李想看着那五个空位。
“周砚。”她说。
“嗯。”
“这五个空位，我们慢慢填。”她说，“一年填不满就填两年。两年填不满就填十年。”
周砚看着她。
“你怎么知道一定能填满？”
“因为我们在井下十九天。”李想说，“我们能做到那个，这个也能做到。”
那年冬天，李想在调度中心接到了一个电话。
那时候是下午四点整，她坐在位置上，正准备做第四次瓦斯核对。
电话里是一个很年轻的声音，说她父亲在井下不适应，想调岗。
“他叫什么？”
“陈明。”
李想握着听筒的手紧了一下。
“你爸是不是腿不好？”
那边静了两秒。
“您怎么知道？”
“我知道了。”李想说，“你告诉他，明天让他来找我。”
“他不敢来。”女儿说，“他说他现在的样子，见了领导不好看。”
“那你告诉他一句话。”李想说。
“什么话？”
“你跟他说，砍了一条腿的人还是我们的人。”
第二天早上八点，陈明来了。他拄着拐，站在调度中心门口，没有进来。
李想走出去，站在他面前。
“李工。”陈明说。
“你进来。”
“我腿不行，我怕给你添麻烦。”
李想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办公桌上那块“安全副主任”的牌子。
然后她走出来，站在他旁边。
“我在门口跟你说。”她说，“你不进来没关系，我出来。”
她站在冬天早上的风里，跟他说了十分钟的话。
说完，陈明哭了。
“李工。”他说，“我不是要调岗。我是想问问，学不学得会监控设备。我这条腿不能下井了，但我能看屏幕。”
“能。”李想说，“我教你。”
“我一个初中毕业的。”
“井下那十九天，”李想说，“你一个初中毕业的人，能忍住一句话不喊。这个就比很多大学生强。”
她回到办公室，把没写完的记录卡翻过来。
她的手机放在桌角。屏幕上打开着一个对话框。
四十七条消息。
最上面那条，显示发送时间是 2026 年 6 月 17 日 23 时 52 分，字数极少：
“我还活着。”
它被发送了。
它对面那个人的手机里，在那一天之后的每一次请求里，都记着一件事：
他这一生接过的第一个求救电话，是他自己拨出去的。
那个号码，他存了四年。
他存的名字，是“在场者”。
而在井底的那张记录卡背面，写在最上面的一行，是李想的字：
“四十七，最亮的数字。”
（全文完）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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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