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就回了济南。这是离开家乡一年半后，我第一次回来。
飞机降落遥墙机场时，透过舷窗能看见远处光秃秃的杨树和灰蒙蒙的天。十二月的济南，冷得干脆利落，不像香港的冬天，湿漉漉的冷往骨头缝里钻。
我没告诉任何同学朋友我回来了。不是不想见他们，只是心里有事压着——骆萍阿姨和表舅讲的那些故事，拼出了母亲前半生的轮廓，但后半段还是模糊的。她来济南之后发生了什么？她和梁建设是怎么重逢的？那些年她一个人带着我，心里在想什么？我想把这些拼完整。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父亲当年所在的军队驻地。
大院在济南西郊，门口有哨兵站岗，笔直地立在寒风中。我说明来意，登记了身份证，被带到旁边一间接待室里。走廊很长，墙壁上挂着各种标语和奖状，偶尔有穿军装的人匆匆走过。
接待我的是一位姓李的干事，三十出头，说话干脆利落。在核对了我的身份后，他仔细听取了我的来意，他有些为难地挠挠头：“梁建设，八八年牺牲……这名字有点儿熟，他的事迹我见过。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的干部换了好多茬，当时的干部都退休或转业了，怕是……” 他让我坐下喝会茶，不要到处走动与拍照，他去查下档案。
过了大约1个小时，李干事回来了，他坐下说到“王铁峰，跟你父亲同年入伍，后来一起调到机关工作的，档案显示他转业后留在济南了，住址和电话都有。”
他抄给我一个电话号码。我看着那串数字，心跳快了几拍。
“他……还健在吗？”
“在，去年还来过咱们这儿参加老干部活动。”李干事笑了笑，“你打个电话问问。”
走出军队大院，我站在路边，盯着手机屏幕上的号码，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拨号键。电话响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不会有人接了。就在我准备挂断时，那头传来一个疲惫而沙哑的声音——
“喂？哪位？”
“请问……是王铁峰叔叔吗？”
“我是。你是？”
“我是梁建设的儿子。”我顿了顿，“梁建设，您还记得吗？” 电话那头忽然沉默了。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久到我开始后悔打这个电话。
然后，我听见一个颤抖的声音——
“建设……的儿子？”
“是。”
“你……你是陈雨夏的儿子？”
“是。”
电话那头，忽然传来一声哽咽。
“孩子……你在哪儿？”
“我在济南。”
“我在医院……刚做完手术，得躺着……”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夹杂着压抑的抽泣，“但我得见你。后天……后天上午，你能来吗？”
“能。您告诉我地址。”
他报了医院的名字和病房号。我记下来，又叮嘱他好好休息。
挂电话前，他忽然又说了一句——
“孩子，你爸……是我最好的兄弟。”
那天晚上，我回到济南的家。
那是老城区一条窄窄的巷子里，一栋灰色的六层楼房。我们家在三楼，六十平米的两居室，是母亲单位分的房改房。楼道里的灯还是那么暗，墙壁上还是那些斑驳的涂鸦，楼梯的台阶还是那么陡。
我掏出钥匙，打开那扇熟悉的门。屋里很冷，像冰窖。暖气片冰凉冰凉的，已连续两年未交暖气费，桌面上已经覆盖了一层薄灰。我打开灯，看着这个六十平米的小世界——客厅里老旧的沙发，墙上泛黄的照片，窗台上那盆母亲养了十几年的君子兰，已经枯萎。我站在客厅中央，站了很久。
然后我开始打扫房间，收拾母亲的旧物，我之前一直没舍得动。她的衣柜里挂着几件旧衣服，有一股淡淡的樟脑球的味道。她的床头柜里放着一些老照片、旧信件，还有几个泛黄的笔记本。我坐在她的床上，一件一件地翻看。有一本笔记本，是她刚到济南时写的。字迹清秀，一笔一划，像是认真记下的日记——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五日。今天去单位报到，图书馆的工作比想象中清闲。同事们很热情，问我为什么从厦门来济南，我说想看看北方的春天。她们笑了，说济南的春天短，一眨眼就过去了。没关系，我想，能等到就行。”
能等到就行。
她在等谁，我知道。
往后翻——
“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日。今天在泉城路，看见一个人，背影很像他。我站在路边看了很久，直到那人转过身来，是一张陌生的脸。那一刻忽然想哭，但又觉得可笑——你在等什么？他早就结婚了。”
看到这里，我心里一酸。
继续翻读，我看到了痴情执着的雨夏，每周都会坐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从市区来到市郊梁建设驻地附近，她什么都不做，只是在驻地门口的那条路上，慢慢地走，慢慢地等，只为看一下他的影子或遭遇一场邂逅。
笔记中没有体现，但我知道她真的等到了，等了那么多年，终于等到了，很难想想他们的邂逅的是怎样激动人心的情形。
我正要把笔记本收起来，手机忽然响了。
屏幕上跳动的名字，让我的心猛地漏跳了一拍。沈秋。
我盯着那两个字，心跳开始加速。噗通、噗通、噗通——像有人在胸腔里打鼓。
从离开香港到现在，整整一周了。我没有给她发过消息，她也没有联系我。我以为她在跟程子谦热络着，早就忘了我这个“助理”了。
可是现在，她打电话来了。
我盯着屏幕，手有些抖。过了两秒——也许是三秒，也许是五秒——我终于按下接听键。
“喂？”
“知远，你在哪儿？”
她的声音传来，带着一丝急切，一丝关心。那声音穿过一千八百公里的距离，穿过济南寒冷的冬夜，直直地撞进我心里。
“济南。”我听见自己说，声音有些沙哑，“我回老家了。”
“济南……”
她重复了一遍，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她忽然说——
“等我。我明天到！”
我愣住了。
“什么？”
“我明天到济南。”她的声音有一点急切，“有香港直飞的飞机吗？”
“有。……有什么急事吗？”
电话那头忽然沉默了。也许只有几秒，但我觉得很久，久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然后，我听见她深吸一口气。
“我想通了。”
她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知远，我想通了。明天见面说，好吗？”
她顿了顿。
“我想你。”
那三个字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心上。
我想你。她说她想我。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过了好几秒，才挤出几个字——
“好。明天见。”
挂了电话，我握着手机，一动不动。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翻涌，热热的，胀胀的，快要溢出来。
我想你。她说她想我。
那程子谦呢？他们不是在一起了吗？她这一周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忽然说想通了？
无数个问题在脑子里打转，但一个都抓不住。我只知道，她要来了。明天，她就要来济南了。
我忽然很想把这一周发生的事全部告诉她——表舅讲的外婆，骆萍阿姨讲的母亲，还有刚才看到的那本日记。我想让她知道我妈妈是什么样的人，一起去了解爸爸是什么样的人，我想让她知道，那些等了半生的人，终于等到了他们的幸福。可是，她为什么要来？她想通了什么？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银色的光痕。我看着那道光，脑子里全是她的声音—— “我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