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兰英躺在床上，面膜贴在脸上，冰凉的，精华液顺着下巴往下滴。她用手指刮了一下，把多余的抹在手背上。枕头立起来靠在床头，她半躺着，手机举在面前，屏幕的光透过面膜纸，把她的脸照成一种奇异的淡蓝色。
电话响了四声，接通了。
“你这会儿有空？”墨兰英问。
“有。刚做完SPA，现在躺沙滩椅上呢。”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懒洋洋的，背景里有海浪的声音，一波一波的，很轻，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一本很厚的书，“你听，海。”
墨兰英把手机贴在耳朵上，听到了海浪声。
“听到了？”
“听到了。”
“我在马尔代夫待了五天了，每天就是吃、睡、做SPA。昨天去浮潜了，看到好多鱼，五颜六色的，我都不认识。有一个蓝色的，特别蓝，蓝得像假的。”女人说话的声音很轻快，像在哼一首没有旋律的歌，“你那边呢？北京冷了吧？”
“冷了。”
“穿羽绒服了？”
“穿了。”
“你穿什么颜色？”
“黑色。”
“你每次都黑色。”
墨兰英没接话。她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脸上的面膜纸起了一个泡，她用指腹按了按，把它压平了。
“你这次去上海怎么样？”女人问。
“就那样。出差嘛，不是开会就是应酬。”
“见到什么有意思的人了吗？”
“没有。全是废话。”
女人笑了。笑声很脆，隔着海浪的声音也很清楚，像有人在沙滩上踩碎了一个贝壳。
“你呢？”墨兰英问，“你一个人去的？”
“一个人。不然呢？”
“你老公呢？”
“上班。他哪有空陪我。”
墨兰英把面膜纸的边缘按了按，让它贴得更紧。她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白色的，很干净。面膜纸上的精华液在往下渗，沿着她的太阳穴流下来，像两条很细的、很凉的眼泪。
“我跟你说个事。”她说。
“说。”
“我上周去杭州出差，抽空去店里看了看。”
“哪个店？”
“西湖边那个。你记得吗？”
“记得。咱们年轻时开的第一家店。”
“嗯。”墨兰英说，“我下午三点多到的，店里没客人。两个员工，一个在柜台后面看手机，一个在仓库里睡觉。我站了五分钟，没人发现。”
女人没说话。
“柜台那个看手机，我走到她面前了，她才抬头。看到是我，脸都白了。”墨兰英说，“仓库那个，我叫了两声没醒。最后是另一个进去把她推醒的。”
“你发火了吗？”
“没有。”
“真没有？”
“没有。我把她们叫到办公室，说了一下。没扣工资。”
“你就这么算了？”
“不然呢？开了再招？招来的人不一定比她们好。”
女人叹了口气。海浪声还在响，一波一波的，不急不慢。
“做生意的真是不好当。”她说。
墨兰英没接话。
“你一年到头出差，不是杭州就是上海，不是上海就是广州。好不容易回来了，还得去店里抓人。”女人说，“你就不累？”
“累。”
“那你图什么？”
墨兰英想了想。
“图钱。”
女人又笑了。这次笑的时间更长，笑完了还在喘，像刚跑完一段路。
“你这个人，”她说，“永远都是这句。”
“本来就是。”
“你就不能说点别的？比如‘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那是你们文化人说的。我不是文化人，我就是个做生意的。”
“你不是文化人？你当年在学校，可是辩论赛的最佳辩手。”
墨兰英的手指顿了一下。
“你还记得？”
“当然记得。你那天穿了一件白衬衫，头发扎起来，站在台上，跟司凌霄吵了整整十分钟。台下的人都看傻了。”
墨兰英没说话。面膜纸上的精华液还在往下渗，这次从下巴滴到了睡衣领口上，凉凉的，湿了一小片。她没有擦。
司凌霄。这个名字她已经很久没有从别人嘴里听到了。不是没人提，是大家都不提了。他走了之后，这个名字像一件被收进箱子的衣服，压在箱底，你不去翻，它就一直在那儿。但你知道它在。
“你那时候跟他吵什么来着？”女人问。
“忘了。”
“你忘了？我可记得。那场辩题是‘企业应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你是正方，他是反方。”
墨兰英闭上了眼睛。面膜纸贴在脸上，凉凉的，眼皮上也能感觉到那种凉。
她记得。
怎么可能忘。
那是高二上学期。学校商业社搞了一场辩论赛，正反双方各四个人，辩题是“企业应不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墨兰英是正方一辩，司凌霄是反方一辩。
赛前准备了一周。她查了很多资料，写了满满三页的立论稿。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常识。企业用了社会资源，赚了钱，回馈社会是应该的。她觉得自己赢定了。
比赛那天在大阶梯教室。来了不少人，除了商业社的成员，还有一些来看热闹的。她站在讲台左边，穿了一件白衬衫，头发扎成低马尾。对面站着司凌霄，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卫衣，帽子绳垂在胸前，一长一短。他比她高半个头，站在对面像一堵墙。
主持人的开场词她没听进去。她在心里默念自己的立论稿，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手心全是汗。
“首先请正方一辩开篇立论，时间三分钟。”
她站起来，走到讲台中央。
“谢谢主席。我方认为，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第一，企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存在和发展依赖于社会资源。水、电、土地、劳动力，哪一样不是社会提供的？既然用了社会资源，就应当回馈社会……”
她说了很多。从企业伦理学说到利益相关者理论，从CSR说到ESG。她说得很快，但很清楚，每一句话都在点子上。说到最后，她看了一眼评委席，评委在点头。
三分钟到，她坐下来。
“下面请反方一辩进行反驳，时间三分钟。”
司凌霄站起来。他没有稿子，手插在口袋里，走到讲台中央，站定。
他看了墨兰英一眼，就一眼。
然后他开始说。
“对方辩友刚才说，企业用了社会资源，所以应该回馈社会。这个逻辑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有问题。”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空气里。
“企业用了社会资源，但企业不是白用的。企业付了地租、付了水电费、付了员工工资。这些钱，不是社会白给的，是企业用产品和服服务换来的。企业已经为社会创造了价值，为什么还要额外承担所谓的‘社会责任’？”
墨兰英皱了一下眉。她在纸上写了一句话。
“对方辩友混淆了‘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付地租、付水电费，是法律责任，是必须做的。社会责任是超越法律的，是企业主动选择去做的。”
她没来得及说。现在是司凌霄的时间。
司凌霄继续说：“对方辩友可能会说，社会责任是超越法律的。但问题是，超越法律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定？如果企业不捐钱，是不是就不道德了？如果企业捐得少，是不是就要被批评？企业不是慈善机构，企业的首要责任是把产品做好、把员工照顾好、把股东的回报做好。其他的，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求炭。”
他说完了。
三分钟，刚好。
台下有人鼓掌。不是那种礼貌性的鼓掌，是真的觉得他说得好。
墨兰英握着笔，指节发白。
自由辩论环节。
她站起来。
“请问对方辩友，如果一家企业污染了环境，它应不应该负责治理？”
司凌霄站起来。
“应不应该，和是不是责任，是两回事。污染环境违法，法律规定了要治理。这不是社会责任，是法律责任。”
“那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呢？如果企业排放的污染物不在现行法律的管制范围内，它就不需要负责了吗？”
“不需要。法律没禁止的，就是允许的。”
“那道德呢？”
“道德不是法律。”
“所以对方辩友的意思是，企业可以只管赚钱，不管道德？”
“对方辩友不要偷换概念。我没说企业可以不管道德。我说的是，道德不是强制性的。你不能因为一家企业没有做道德上正确的事，就指责它不负责任。”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让谁。语速越来越快，像两把刀在空气里碰撞，叮叮当当的，火花四溅。
台下的人看得入神了。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看手机。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他们两个人身上转来转去，像在看一场网球赛，球从左飞到右，从右飞到左。
墨兰英记得那天的很多细节。司凌霄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比划，不是那种夸张的比划，是手指轻轻动一下，像在拨一根看不见的弦。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像一块石头放在地上，你不搬它，它不会动。她自己的声音她反而不记得了。她只记得自己说得很急，很用力，像在跟一堵墙较劲。
最后评委判定正方获胜。
她赢了。
但她没有觉得高兴。
因为司凌霄走下来的时候，经过她身边，说了一句话。
“你说得不错。但你不信你自己说的。”
她愣住了。
她想追上去问他“你什么意思”。但她没有。
她站在讲台旁边，手里拿着那三页稿子，看着他走出阶梯教室的门。深蓝色的卫衣，帽子绳一长一短，垂在背后，晃来晃去。
她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她不知道自己信不信自己说的。她只知道，那三页稿子她查了一周的资资料，写了好几个晚上。她相信那些论点，那些论据，那些数据。但她相信的是“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个命题，还是“我要赢”这件事？
她不知道。
但她记住了司凌霄。
记住了他说话的样子。记住了他看她的那一眼。记住了他说“你不信你自己说的”时的语气——不是嘲笑，不是讽刺，是很平静地、像在说一个事实一样的语气。
像一个医生告诉你，你生病了。你不信，但你知道他说的是对的。
“兰英？兰英？”
手机里传来女人的声音。墨兰英回过神来。
“嗯？”
“你想什么呢？我叫你好几声了。”
“没什么。”墨兰英用手指按了按面膜纸的边缘，“想到一些以前的事。”
“以前的事？什么事？”
“你刚才说的那个。辩论赛。”
“我就知道。”女人笑了，“你一提司凌霄就不说话了。每次都是。”
墨兰英没接话。
“你们俩当时真是……”女人说，“一个正方一个反方，吵得不可开交。谁想到后来在一起了？”
海浪声从电话那头传过来。一波一波的，不急不慢。墨兰英听着那个声音，想起马尔代夫。她没去过。司凌霄说过要带她去。说等公司稳定了，等他有时间了，等他们都不用出差了。后来公司稳定了，他也有时间了。但他们没去。不是忘了，是没来得及。
“他那时候可倔了。”女人说，“跟你吵完那场，回去又查了好多资料，写了好几页的东西。你知道吗？他后来跟我说，他觉得你赢了不是因为你的论点比他强，是因为你的气势比他足。”
“他说过吗？”墨兰英问。
“说过。你们在一起之后说的。他说你站在台上的时候，像一个要跟人打架的拳击手。他说他被你的气势压住了，好多论点没来得及说。”
墨兰英笑了一下。面膜纸贴在脸上，笑的时候皱了一下，又在额头上起了一个泡。
“他后来跟我说过。”她说。
“说什么？”
“说那场辩论赛，他其实想认输。”
“为什么？”
“他说他不想看我输。”
女人沉默了一会儿。海浪声还在响。
“他这个人，”女人说，“嘴上不饶人，心里软得很。”
墨兰英没说话。她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面膜纸上的精华液已经干了，贴在脸上有点紧。
“他走的那天，”女人说，“你不在。”
“嗯。我在广州。”
“你赶回来了？”
“赶回来了。没赶上。”
电话那头安静了。
海浪声变得很大，像在很近的地方翻涌。
“你别说了。”墨兰英说。
“好。不说了。”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面膜纸的边缘开始翘起来了，墨兰英用手按了按，按不住。
“你面膜敷多久了？”女人问。
“不知道。有一会儿了。”
“该揭了。敷太久倒吸水。”
“嗯。”
“那你揭了吧。早点睡。”
“好。”
“兰英。”
“嗯？”
“下次我回去，咱们聚聚。好久没见了。”
“好。”
“那挂了。”
“嗯。”
电话挂了。墨兰英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揭掉面膜。面膜纸已经干了，揭下来的时候有一点疼，像在撕一层很薄的胶水。她看了看面膜纸，白色的，上面印着品牌的名字，韩文的，她看不懂。她把面膜纸折了一下，扔进床头的垃圾桶。
她从床上下来，走到洗手间，洗了脸。水是温的，冲在脸上很舒服。她挤了一点洗面奶，在手心搓了搓，涂在脸上，揉了几下，冲掉。然后用毛巾擦干。
她看着镜中的自己。
四十三岁，眼角有细纹了。不笑的时候看不出来，笑的时候会挤在一起，像一把很小的扇子。她很少笑，所以那些细纹不太明显。
她关了灯，回到床上。
躺下来，把被子拉到肩膀。枕头还立着，她把它放平，头陷进去。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墨凌云发来的消息：妈你睡了吗？
她打了两个字：睡了。
墨凌云：那你睡吧。晚安。
墨兰英看着“晚安”两个字，看了两秒。她打了一个“好”，发出去。
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暗了。
房间暗了。
窗外的灯还亮着。北京不眠夜，万家灯火。她的房间在四楼，不高，能看到楼下的银杏树。叶子已经落了大半，树枝光秃秃的，在路灯下像很多根伸向天空的手指。
她闭上眼睛。
脑子里还在转刚才的电话。司凌霄。辩论赛。他说“你不信你自己说的”。他说“他不想看我输”。
她翻了个身。
枕头上有洗衣液的味道，薰衣草味的，淡淡的。她不喜欢薰衣草，但这个牌子的洗衣液只有这个味道。她买了好几年了，习惯了。
她闭上眼睛，把被子拉到下巴。
窗外的风大了，银杏树的枝丫在风里晃来晃去，像很多根在招手的手臂。她在想，明天上午有个会，下午没事。她在想，墨凌云说的江砚辞，浙江来的，年级第三，数学不好，他教的。
她想，这个名字有点意思。江砚辞，姓江，浙江人，砚是墨，辞是言。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排列这些字。
可能是困了。可能是老了。
可能是别的什么。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
慢慢地，呼吸变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