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整整一周查程昇的病。
说“查”其实不太准确，更像是“翻”——把他那沓厚厚的病历翻来覆去地看，把能调到的检查报告全部调出来，甚至厚着脸皮给北京上海的几个专家打了电话。对方一听是江拾，都挺惊讶，说你居然会主动找人，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说少废话，帮我看个病例。
他们看完之后，回复的内容出奇一致：没见过，不确定，建议做进一步检查。
我把电话挂了，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对着电脑屏幕发了好一会儿呆。
程昇的身体还在恶化，肝肾功能指标每周都在恶化，数据一次比一次难看，免疫系统像是收到了什么神秘的撤退命令，一摇白旗，全线溃败。但他的外表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他坐在病床上看书的样子，干净得像一幅画。
我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数据，盯了整整两个小时。窗外的天从亮变暗，办公室里的人走了一拨又一拨，夏姐探头进来看了我三次，第三次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说：“江医生，你今天不查房了？”
“查，”我说，“这就去。”
但我的脚没动。
我还在看那些数据。肝肾心脾肺，衰竭。他的身体在自我关闭，所有程序一个接一个地退出。
医学上有一个极其罕见的病症，罕见到很多医生一辈子都见不到一例。叫做原发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说白了就是身体多个系统同时崩溃，找不出原因，没有治疗方案，从确诊到死亡的平均时间是半年左右。
我盯着那些字看了很久。
他还剩九十多天。
我的手指搭在鼠标上，冰凉的塑料触感。办公室的空调呼呼地吹着冷风，头顶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走廊里有个护士喊了一句“十三床呼叫”，然后是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
我忽然觉得很荒诞。
活了三百二十七年，我见过无数人死。死于战争，瘟疫，衰老，意外。我对死亡的态度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关我屁事。
我第一次这么在意一个人的寿命
为什么？
在我看来他头顶那个数字很刺眼。
他看书的时候会用手指轻轻摩挲书页的边缘，像在跟每一个字告别。
他对我说“谢谢”的时候，语气真诚得让我想砸东西。
我深吸一口气，关掉电脑，站起来，走向十六床。
查房时间已经过了，走廊里安静了许多。我在十六床门口站了一会儿，透过门上的小窗往里看。
程昇没在看书。他靠在床头，手里拿着一张纸，正在折什么东西。他的手指很灵活，苍白而修长，纸张在他手里翻折、对齐、按压。他的表情专注而平静，像一个小孩。
我敲了敲门。
“请进。”他说。
我推门进去。他抬头看到是我，嘴角弯了一下——那种很淡的笑。
“江医生，你今天来得好晚。”他说。
“今天事情多。”我在老位子坐下，就是那张床边的椅子，已经快被我坐出坑了。
“辛苦了。”他说，然后继续折手里的纸。
我看着他折了一会儿。他的手指动得不算快，但每一步都很精确。纸张在他手里渐渐成形，是一只千纸鹤。
“你还会这个？”我说。
“小时候折过，”他把折好的千纸鹤放在床头柜上，端详了一下，“歪了。太久没折，手生了。”
我看了一眼那只千纸鹤。翅膀一边高一边低，脖子歪得像是落枕，确实挺丑的。
“是不太好看。”我说。
他笑了一下，这一次明显了很多。“江医生，你说话挺直接的。”
“拐弯抹角太累了，”我靠在椅背上，“活着已经够累了，说话就别再费劲了。”
他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一点点意外。
“你也会觉得活着累？”他问。
这句话差点把我逗笑。
我活了三百二十七年，能不累吗？
但我不可能跟他说这些。
“谁活着不累？”我说，语气比我预想的更轻，“活着就是一种慢性疾病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有道理，”他说，“可惜没有药。”
“有啊，”我说，“死了就好了。”
我说完这句话，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医生跟一个绝症病人说这个不太合适。但程昇的反应让我意外——他笑出声了。
很轻，很短，噗的一下就没了。我在病房门口站了那么多天，第一次听到他的笑声。
“江医生，”他说，“你人挺有意思。”
“是吗，”我说，“一般病人都觉得我嘴毒。”
“毒吗？”他把那只歪脖子千纸鹤拿起来放在掌心里，“至少你没骗我。”
我莫名的心脏感到不舒服，永生者也会有心脏病吗？
我看着他掌心里那只歪歪扭扭的千纸鹤，忽然想问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天了，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方式开口。但现在，他坐在床上，手里捧着一只丑得要命的千纸鹤，窗外的夜色刚刚落下来，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空气里有一种难得的、松弛的安静。
我觉得现在可以问了。
“程昇，”我说。
“嗯。”
“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
他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点疑惑。
“什么意思？”
“就是……”我斟酌了一下措辞，“你有没有什么愿望，或者想去的地方，想做的事情。趁现在。”
“趁我还没死？”他说得很直接。
“对。”
他把千纸鹤放在床头柜上，靠回床头，看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日光灯在他脸上投下冷白色的光，他的睫毛在轻轻颤动。
“有很多，”他说，“但都不太现实。”
“比如？”
“比如想去一趟北京，想爬珠穆朗玛峰，还有去冰岛看极光，去富士山看雪，去撒哈拉沙漠看星星，去新西兰跳伞，在北欧的某个小镇上住一整个冬天，烤着火看书。”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念着一份明知与自己无关的清单。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有一点亮——很微弱的亮，是灰烬底下最后一点火星。
“挺多的，”我说，“一个一个来呗。”
他转过头看我，嘴角扯出一个弧度——不是笑，是那种很标准的、用来打发人的弧度。
“江医生，”他说，“我没多少时间了，我自己清楚。”
“谁说的？”
“不用谁说，”他淡淡地说，“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
我看着他的侧脸。日光灯下他的皮肤白得近乎透明，嘴唇的颜色很淡，颧骨的线条很利落。他还那么年轻，但他的眼睛已经老了。
“那如果有时间呢？”我忽然说。
“什么意思？”
“如果，”我慢慢地说，“你还有三年呢。”
他愣住了。
房间里忽然变得很安静。走廊里的脚步声、远处护士站的呼叫铃、窗户外面马路上隐隐的车流声，所有声音都像是被什么东西吸走了。只剩下日光灯管嗡嗡的低鸣，和他头顶那个只有我能看到的数字——。
那个数字现在是93。
我在撒谎。
我一个活了三百多年的永生者，在对着一个只剩三个月的人，睁着眼睛说瞎话。
“三年？”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奇怪的、我不太能辨认的东西，“你确定？”
“你的病虽然罕见，但恶化速度因人而异，”我说，声音平稳得连我自己都佩服，“你很了不起，我看了你所有的检查报告，综合评估下来，不会低于三年。”
谎话。
全是谎话。
他的各项指标都在直线下降，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医生都能看出来，这个人的身体撑不过三个月。
但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双安静得不像二十出头的眼睛，这些谎话就像水一样，自然而然地流出来。
他沉默了很长一会儿。
然后他的嘴角弯了一下。
“谢谢你，”他说，“但说实话，三不三年对我来说，区别不大。”
“为什么？”
他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拨弄着被子上的褶皱。
“因为没人陪我。”
他的声音很轻。
“我从小就知道一个道理，”他说，“人活着最难的不是受苦，是一个人受苦。”
我靠在椅背上，没有接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似的，开始说。
语气从头到尾都没有起伏。
“我五岁的时候爸妈离婚，谁都不想要我。法院把我判给我爸，我爸把我扔给奶奶，奶奶把我养到十二岁去世了。然后我被我爸接回去，他那时候已经再婚了，我后妈不喜欢我，我爸也不怎么看我。我在那个家里住了六年，除了吃饭的时候能见到他们，其他时间我都在自己的房间里。”
他的手指还在拨被子的褶皱，一下一下，很有节奏。
“十八岁我考上了大学，他们就搬走了。搬去了国外，他后来有了更多孩子。他们走之前没告诉我，我是暑假回家发现钥匙打不开门，问了邻居才知道的。”
“他们连一个电话都没给你打？”我问。
他摇了摇头，嘴角还是那个弧度。“打了。过了半年，打了一次，问我生活费够不够。我说够，然后就挂了。”
我的喉咙有点发紧。
“后来呢？”我说。
“后来我就自己过了。大学四年，别人回家过年，我在宿舍煮泡面。别人跟爸妈打电话吵架，我连打给谁的号码都没有。后来觉得这样也挺好，不用应付任何人，不用看任何人脸色，不用被任何人抛弃。然后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
他的语气依然很平。
“工作之后我才发现，我这人除了会赚钱，别的什么都不会。社交不会，谈恋爱不会，跟人正常聊天都不会。我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做一件事——让自己不被这个世界忘掉。我拼命开公司，拼命做项目，拼命往上爬。我以为只要我爬得够高，总有人会看到我。”
他停了一下。
“后来我病了。”
他的手指停了。
他抬起头看我。
“是不是很失败？”
他的眼睛很干净，，没有自怜、委屈、怨恨。只有一种安静的、客观的询问。
我张了张嘴
我是一个活了三百多年的老怪物，我见过太多人了，知道有些伤口是安慰不了的，有些孤独是填不满的，有些话说了不如不说。
所以我说：“失败分很多种。你的那种，不算丢人。”
他听完，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这次是真的笑。
“江拾，”他说——他叫我名字了，这是第一次，他没有叫我“江医生”——“你安慰人的方式真的很奇怪。”
“我没安慰你，”我说，“我在陈述事实。”
他笑着摇了摇头。
窗外的夜色已经完全黑了。病房里的日光灯白得有点刺眼。他靠在床头，头发软软地搭在额前，病号服的领口有点歪，露出一小截锁骨。
“程昇，”我忽然开口，“你想去哪里？”
“什么？”
“北京，西藏，冰岛......”我把刚才他说的那些地方一个一个念出来，“想去的话，就去。”
“算了，我一个人也没意思。”他说。
“我陪你。”
这两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他看着我，表情从疑惑变成惊讶，又从惊讶变成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
“……江医生，”他说，“你在开玩笑吧？”
“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我说。
“你是医生，”他说，“你有工作。”
“请假。”
“你请假陪我一个病人去环游世界？”
“我年假攒了七年，再不休就过期了，”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丧得连我自己都想笑，“反正医院食堂的菜我也吃腻了，换换口味。”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拒绝。
然后他笑了。
是一个从眼角蔓延到嘴角的、整张脸都温柔的笑。
“江医生，”他说，“你跟别人不一样。”
“彼此彼此。”
“我是说真的，”他把目光转向窗外，声音忽然变得很轻，“我活了二十四年，第一次有人跟我说‘我陪你’。”
我也活了300年，第一次有人愿意让我陪。
“那你同意了？”我说。
他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点亮晶晶的东西。
“好，”他说。
声音平静而认真。
我看着那双干净单纯的眼睛，张了张嘴。
“好。”我也说
走出病房的时候，走廊里空无一人。我靠在墙上，抬头是那排惨白的日光灯，一根一根往远处延伸，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
我靠着墙站了很久，直到夏姐从护士站探出头来喊我：“江医生你还没走？都几点了。”
我说走了走了，然后转身往更衣室去。
走到一半，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十六床那扇紧闭的门。
门后面，有一个人。
他以为自己还有三年。
他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一个愿意陪他的人。
他以为我对他诚实。
我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我的脚步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
三年。
九十来天。
有什么区别？
反正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眨眼的事。
三百二十七年，多少个三年，多少个九十天，多少个从生到死的轮回。我早就该麻木了。
但我没有。
我站在更衣室的镜子前，看着镜子里那个看起来二十出头的男人，穿着白大褂，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
是痛。
轻且钝，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渗出来的那种痛。
“你真行啊江拾，”我对自己说，“活了三百多年了，还能干出这种事。”
镜子里的人没回答我。
他头顶什么都没有——永生者看不到永生者的寿命，我们的头顶没有数字，只有一片虚空。
那片虚空冷冷地看着我，像是在问一个问题。
一个我不敢回答的问题。
我关上更衣室的灯，走了出去。
医院外面，城市的夜空灰蒙蒙的，一颗星星都看不见。在不远处的售货机买了盒烟，我站在住院部大楼门口的台阶上，点了一根。
我不抽烟。三百多年从来没抽过。
但今天我想抽，尽管烟对永生者也无效。
烟雾在夜色里散开，我抬头看着灰色的夜空。
“九十三天。”我念出声。
声音很轻，轻得被风一卷就散了。
我把烟掐灭，塞进口袋里那包没拆封的湿巾里。
然后我摸出手机，打开旅游网站，开始查机票。
世界。
他想看世界。
那就去看吧。
在那个数字变成0之前。
永生者手册：
3.永生者观测到的寿命是既定的，不会因为锻炼，手术，服药，调养而发生改变。但如果发生非自然事件，如自杀，枪杀，毒杀等，即便还剩下寿命，也会死。
程昇剩余寿命：9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