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天，园区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兄弟，“亲密无间”。
但没人像我一样，质疑这种关系。
自己活着已经很难，哪有工夫管别人。但我就是这么个有工夫的闲人，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与人的关系和情感异变。外力，权力，暴力，每一样都值得深究。
祝安说的后半部分——厂子被烧、报复又归顺园区，算是补全了许愿没说的东西。
但根本不合理。
园区又不是慈善园，怎么可能放过他们这对卧底？世界是不幸的，但他们很幸福，这可能吗？幸福的兄弟会做/爱吗？
但事实也又在我眼前：许愿和祝安确实都在这个园区里，活得比我自在。
“听我说，祝安，”我试图说服祝安，“你跟你弟弟是独立的个体，他的遭遇不是你的错，你当时也只是个未成年人，不必要过度自责……”也没必要陪他一起耗在这。
祝安点头：“是许愿做错了事，所以我必须纠正他。”
我：“……”
纠正？用什么？你自己吗？
祝安可能是当哥当久了，十分独断独行，哪有人强迫得了他，只有他自愿——包括跟他弟上床。
我的骑士病跟三观同时裂了。
话到这里我也知道，我是不可能劝祝安抛下许愿、一起回国了。
因为许愿在这里，所以祝安才会在。祝安的故事里有很多配角，许愿只是其中之一，但在祝安的家人里，许愿是那个百分百。
那就换个思路。祝安不走是因为许愿。如果许愿也走呢？
但这小子干的脏活可比祝安多，我得先了解下。
三观虽然裂了，但脑子还在，回想他们的故事，我找到又一个值得研究的地方。
“你多大来的这里？”
“十六。”
“你现在多少岁？”
“今年二十。”祝安说。
而许愿比祝安小三岁。十七岁，这个年纪……嘶。我只能找祝安确认：“许愿成年没有？”
祝安从我的话中听出来某种深意，他那双细长的眼舒展开了，说：“他生日在年底。”
还没成年。还有时间。
我继续问：“他打死过人吗？”
祝安很耐心地回答：“我来之后没有。”
我原本想，要是许愿还没犯死罪，就试着捎上许愿。成不成另说嘛，至少先拉上祝安入伙。
可是许愿……唉。
他在园区至少四年，这么年轻却能做一群打手的头目，手干净不了。
“许愿受了新园区的训练，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祝安竟说：“我不知道。”
我：“你一次也没有问过他吗？”
祝安：“我不怎么提过去的事。人总是要向前看的。”
我：“祝叔教你的？”
祝安笑意，似乎是觉得“祝叔”这个称呼很新奇，他的嘴角维持微妙的弧度，不像愉悦。
他的上一辈接受着这样的教育：痛苦是暂时的，生活是充满希望的，人总是越乐观越幸运的。祝安也学会这一套，不去提起情绪，那么情绪就不存在。
但祝安的笑证明他并非全无触动，我再接再厉，斟酌着问：
“你一直想离开瓦城，爱读书，关注学校，在意亲人——其实你也认同正常秩序的世界，那为什么会想跟园区硬碰硬呢？按照常理，你该卖掉厂子，搬离瓦城。”
祝安说：“是很不聪明。“
我等着那个“但是”。
“我爸妈都在瓦城。家也是。”祝安停了停，整理词句，他的想法或许很复杂，但说出来的也就一句：“我是哥哥。”
他的逻辑就没变过。因为是哥哥，所以后悔牵连了弟弟；又因为是哥哥，所以会想赌命去挣一个家。
“四年前，你跟军队合作，没有告诉许愿，后悔吗？”
如果告诉许愿，他一定会死缠烂打，非要跟祝安一起见独立军、一起行动，祝安很可能为了保护许愿，放弃行动。
他们也许能远走高飞，好好生活，穷，但自由。
我以为祝安的风格，会斩钉截铁“事情已经发生，后悔没有意义”，那我就得用别的话术再撬一撬他心防……
“后悔过。”祝安说。
他的感性在夜晚短暂占据了上风。说话时没有看向我，目光难得的游离，慢慢定在了啤酒罐的边缘。铁皮上水珠化开又滑落，在桌面洇开一小圈湿痕。
祝安的眼瞳晶亮。
我问：“你还想让自己再后悔一次吗？”
“我大学辅修过法律，你这种，只要有重大立功，能减。许愿难一点。但你们不是差了三岁嘛，让他在里面‘学习’，等他出来，你也差不多安顿好……”
祝安含着的酒从左脸颊跑到右边，欲言又止。我让他直说。
“知道太多秘密的人死得快。”祝安笑说：“说你呢，知道我跟许愿这么多事，不跑很难活命啊。”
祝安把我赶走，只给我一张明信片，是水彩画的昆明滇池，天上很多海鸥。他说让我帮他去看看，这张画有没有造假，天是不是真这么亮。
还留下一句好似祝福的鸡汤：“往有光的地方看，永远别低头。”
隔天又见到许愿，他跟以前一样，没有提示、暗示、帮忙。
我心领神会，一点没提跑路的事，只提到一嘴祝安。
我问许愿：“他是你亲哥……以后你娶媳妇他怎么办，你不要小孩、不要人养老送终了？”
“给你说个秘密。”许愿神秘，神经兮兮，嬉皮笑脸：“我巴不得他是我姐，这样他早怀上了，流产就是把我流出来，生我一回……”
我艹。
我怀疑这些话许愿跟祝安当面说过。
祝安说的没错。
弟弟就是吃他肉喝他血的东西，一个带来异变的异质物。
许愿收起笑，把我踹开，撵苍蝇一样，不耐烦地挥手：“你救别人，救不了自己吧。懂了滚。”
意思是他只能放走我一个，多了不可以，祝安更不可以。
我还是想找一起逃跑的盟友，至少，路上能轮流望风守夜吧。
这两年，我一直有关注被关小黑屋的人，一是这些人有血性，挨打还敢反抗；二是他们回家意愿会比较强，毕竟小黑屋里全是黑手印和刻痕，最多的就是“想回家”。
许愿把我重重肘到旁边，比了个中指，不过角度很奇葩，不是直直朝天，也不朝我。
他指的是斜上方的天花板。
这片厂房很老，顶上用的还是彩钢板。瓦片的形状像是鱼鳞，一层一层的叠起来，我们就像是鱼肚里的腐肉。
我不想烂在这里。
虽然我是孤儿，但我也想要回家。这种强烈的程度已经不像是希望，已经成为一种**。
晚班时间还没到，我想着许愿那根中指，魔怔地觉得是提示……是啊，祝安不也跟我说“往天上看”吗……
我跟打手找了个借口，去蹲厕所，今天暴雨，顶上响声很大，我仔细听——
三十秒。一分钟。我数心跳记时间，避免蹲坑太久被打手怀疑。
心跳越来越快，因为注意到天花板的一处异样，忘了时间。
上面是空的。
我就站在那个卫生间的板子下边，抠开一点点。上面有透光。
有通道！
心跳猛地加速，盖过雨声，我先把板子推回原位，然后从马桶上下来，冲水，洗手，扶住肚子装胃疼，还跟守在外边的打手虚弱地问了声好。
我用了一周确定计划与同伴。
那是个雨天，我跟同伴说，你下班了过来找我一趟，踩在他肩膀上扣开隔板，确认了通道能容纳一人穿行。
我到园区快两年了，业绩不错，工作努力，打手对我降低了戒备，聊天时不避开我。
“林大作家，”有个年轻打手戏称我，“明晚我们聚餐，许哥在，你要不要来？”
于是我确定了逃跑的时间。
但手机和身份证在另一栋办公楼、老板的办公室。园区外有一片很密的林子，出去之后找不到方向，哪怕不被抓到，也可能被虫子咬死。
直到聚餐的当天下午，我还是没有接近老板房间的机会。
同伴跟我简单商议后，决定放弃。
晚上八点半，白班和夜班换班的时间，人员流动最频繁的时候，我们一前一后。
爬进天花板三角区下的那条通道，第一次看清全貌，我们心一凉：有监控。
“蒙灰了。”同伴做口型。
我比手势：快！
蒙灰证明监控99%没投入使用，但那1%够让我死一百次。不知道监控室有没有人值班、他有没有去聚餐，我只知道时间不多了。
通道尽头是围墙内的一个通风口，围墙就在眼前，隔着两三米的距离，我深吸一口气，跃出去，双手攀住墙头，玻璃碎片扎进肉里，我咬牙翻过去，不料失去重心，从围墙上摔下来。
还好，下边是一条排水沟，淤泥缓冲了一部分冲击力。我失去了意识好几秒，以为自己死了。
回神，前方不远处，有一个人影在奋力奔跑，同伴比我幸运，已经在往林子方向跑了。
我一路掉眼泪，一路爬，藏进林子一丛灌木，恢复精力的同时判断方向。
瓦城的夜空没有光污染，星星亮得刺眼。
不知道过了多久。
忽然，周围漫开窸窸窣窣的声音，下雨了？我低下头。
眼珠前的草叶在动。
一条，两条，三条……
蚂蝗感知到了体温，从四面八方聚过来，疯狂弹射，我一声没吭……
远处传来摩托发动机的巨响。有人在吼：“妈的大晚上怎么找？找到直接做了算了！”
手电筒的光扫过来，穿过树丛，我几乎绝望。
然而，光束在我头顶上方几十厘米的地方停了一瞬，移开了。
脚步声远去。
我瘫在草丛里，浑身发抖，这时发现脚边有一个透明口袋，装着手机和身份证，还有一盒阿莫西林、一盒阿苯达唑。
还有一张字条：【写好你的故事】
他留下只言片语，匆匆离开。
我知道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
……
某监狱里，我停笔，把本子跟钝铅笔都交还看守。
他检查后会集中放到私物处，等到明天固定时间再给我。
手写得酸痛，我用脑袋上已经长出的发茬磨磨茧子——快了，等头发长出来半指，我就可以出去了。
看守每次都检查我写的东西，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一个心灵丰富、因此八卦的男人，当面问我这个作者：“那两兄弟到底什么情况？”
我回他：“老哥，你多在监狱两年，会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关系，别逮着我一个假故事盘根问底嘛。”
三个虚假的故事，送给我自己，也送给他们的前半生。
他们中包含很多人，祝安、许愿、他们路过的村寨、见过的军队、帮过与害过的人……还有他们属于的那片土地。
祝安跟许愿的关系，正如他们跟土地的关系。像衣服，穿上会热，没有就**。
要问我他们之间有没有爱？是的吧。有没有爱情？不确定。
人们把爱和爱情混为一谈太久了。爱是一切圣洁感情的总和，情却复杂刺激得多，所以爱情很矛盾——爱他就想靠近他，靠近了就生出狎昵，无法占有就生恨……
爱情就是恨情，不卑劣也不高尚，不必要歌颂。
爱是奉献你毁灭我，担负你沉沦我。
监狱每天会放新闻，增强犯人的政治意识与法律意识，今早恰好播了一个网诈专题，说某地非法势力仍在扩张，政府无力镇压，背后或是xx扶持……
那个世界很烂，生活在其中的人，你可以说他们是烂货，也可以说他们在拼命拼好自己往上爬。
苦痛无法让幸福变多，但能让幸福变深，那里的人应该很幸福。
我每天胡思乱想，偏激的自己消化，不敢拉到纸面上。能留文字的都是我觉得温和的。
今天看守没来检查我的笔记本。
坏了，有事。
园区那两年养出我锐利的眼、灵敏的耳、还有愈小的胆。
我竟然被领到室外，还没到放风的时间段，但操场上竟有两个人站着。
其中一个穿灰色夹克，另一个穿深蓝色衬衫，先把证件亮给我看，在我绝望地想自己不会赶上国家严打、三年改无期、拉我树典型了吧……的时候，他们终于理我了。
“林先生，你在这里待多久了？”
他让我放轻松别紧张，聊了两句改造日常，终于转到正事。
“你之前提供的线索，我们核实了一部分，但一些细节还需要你协助回忆。”
我一愣：“具体情况我当时能说的都说了，笔录肯定比现在能想起的更详细，您辛苦，调档案看看？”
灰夹克男说：“我们想请你去到边境，尽可能地回忆细节。”他笑了笑，温和道：“别担心，你拥有拒绝的权利，今天的谈话全程保密，不会对之后的改造有任何影响——”
旁边的蓝衬衫补充：“开放场地，没有录音。”
录音。
我算是猜到这二位的目的了。
从园区跑的时候，我带上了那支录音笔。祝安的故事存在里面。云南录初步口供的时候，我跟警方提过这支笔的存在，但我说丢了。
我没有说谎。它确实不在我身上了。
我把它埋在了一座界碑附近，具体坐标只有我知道。当时想着，等出狱了就挖它出来，不当素材也当个念想。
快一年了，突然来人问这支笔，还是用暗示的方式。
他们的态度不强硬，说明录音笔只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他们想亲耳听到祝安的声音，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存在。
两个云南来的警察注视我。
我的脸颊忽然抽动一下。
——水泥花坛里，一只鸟叫了两声，从低矮的树冠上飞走了，越过天空，了无痕迹。此时已经是十一月，也许它要迁徙到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