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我十四岁。
父亲的酗酒越来越严重，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窒息。春天的某个早晨，他把我叫到书房——那是他第一次主动叫我去他的书房。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他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放着一瓶伏特加，已经空了一半。
“你要去上学。”他说。
“什么学校？”
“贵族女子学院。最好的。”
“我不想去。”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和葬礼上的一样——空洞的，看不见我的。
“你没得选。”
就这样，我来到了这里——彼得堡贵族女子学院，全城最“体面”的女子教育机构。据说这里的毕业生，个个都能成为“合格的妻子和母亲”。
校规第一条就是这句话，用烫金的字母刻在大理石门廊上，像一句神圣的誓言。
我恨它。
不是因为它的规则严苛——事实上，那里的生活比家里舒适得多。有暖气的房间，干净的床单，热腾腾的食物，还有那些叽叽喳喳的女同学，她们谈论舞会、裙子和未来的丈夫，像一群不知冬天为何物的麻雀。
我恨它，是因为它试图教会我如何成为一个“女人”——而那个“女人”的形象，和我看见的镜子里的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镜子里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不是那个低眉顺眼、等着被男人挑选的“小姐”。她不是那本《年轻女性行为守则》里描述的任何一种人。她是一个怪物，一个问号，一个夜里睁着眼睛看天花板、问上帝“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的异类。
两年的寄宿生活，让我学会了如何伪装。
白天，我和其他女孩一起上课、吃饭、散步，说着那些必须说的话，做着那些必须做的事。我学会了用法语说“早安”，用德语唱摇篮曲，用钢琴弹肖邦的夜曲，用刺绣针绣出玫瑰和百合。
但夜里，当所有人都睡着之后，我变回我自己。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裂缝，和家里那间屋子一样，弯弯曲曲的，像一张地图。我不知道那地图通往哪里，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沿着那些裂缝，走到某个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舍监姓施密特，是个五十多岁的德国女人，瘦高，严厉，走路没有一点声音。她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在你身后，用那双灰色的、像鱼一样的眼睛盯着你，然后用她那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德语口音的俄语说：
“小姐，您的扣子没系好。”或者“小姐，您的裙摆脏了。”或者“小姐，这个时间您应该在哪里？”
我们都很怕她。不是因为她会惩罚我们——事实上，她从不惩罚任何人。是因为她那目光，那种仿佛能看穿一切、看穿你所有秘密的目光。
有一次，她在我身后站了很久。我正坐在阅览室里看书——一本正经的书，《圣徒传》——但我的心思不在这里。我在想昨天夜里做的那个梦，梦里我站在一片雪地上，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人，**着，冷得发抖，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幸福。
“小姐。”
我吓了一跳，转过身。她站在我身后，那双灰色的眼睛盯着我。
“您的书拿反了。”
我低头一看，果然，《圣徒传》是倒着的。我的脸一下子红了。
她没有责备我，只是看了我很久，然后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梦是好的，但要学会醒来。”
然后她走了，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
那句话我一直记得。很多年后，当我在西伯利亚的雪地里，当我在阿芙多季娅的怀抱里，当我面对着那些无法面对的事情时，我都会想起这句话：梦是好的，但要学会醒来。
那年秋天，我发现了图书馆的秘密。
图书馆在学校的东翼，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四面都是书架，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白天，我们被允许在这里做“安静阅读”——从指定的书架上挑选书籍，都是一些道德故事、圣徒传记、或者关于如何经营家庭的指南。
但我注意到，图书馆深处有一个书架，上面挂着一个小小的牌子：
“教师用书·学生禁止入内”
禁止入内。这四个字比任何邀请都更有吸引力。
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实施了我的计划。
每周三下午，管理员都会去吃茶点，离开大约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就是我的机会。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坐在阅览室里，手里拿着一本《圣徒传》，眼睛却盯着那个禁区的入口。管理员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裙摆，看了我们一眼，然后走了出去。她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站起来，装作去书架换书。我慢慢走向那个禁区，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我回头看了一眼——其他女孩都在低头看书，没有人注意我。
我闪身进去。
那个书架上的书，和外面的完全不一样。没有道德故事，没有圣徒传记，只有厚厚的、积满灰尘的、书名让我心跳加速的书：
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
我颤抖着伸出手，抽出一本。
《罪与罚》。
我把书藏在裙子下面——谢天谢地，那时候的裙子又宽又大，藏一本书绰绰有余——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回座位。管理员回来的时候，我正在读《圣徒传》，表情虔诚得连自己都觉得恶心。
那天夜里，等舍监查完房，我躲在被子下面，用手电筒照着书页，开始读。
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
拉斯柯尼科夫的斧头，老太婆的鲜血，索尼娅的圣经，波尔费利的拷问——那些文字像电流一样击中我，让我浑身发抖，让我忘记时间，忘记自己在哪里，忘记明天还要早起上课。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人可以这样思考。
不是思考“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妻子”，不是思考“上帝是否喜欢我”，而是思考那些真正的、根本的、让人夜不能寐的问题：
如果上帝不存在，道德从何而来？
如果人可以成为自己的上帝，那他有权杀人吗？
罪是什么？罚又是什么？谁来定义？凭什么？
我读到凌晨三点，手电筒的电池用光了，我才不得不停下来。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脑海里全是拉斯柯尼科夫的脸。
那张脸，是我自己的脸。
从那以后，每周三下午成了我的仪式。
管理员去吃茶点的二十分钟，我溜进禁区，偷出一本书，藏在裙子下面，带回宿舍。然后，等所有人都睡着了，我就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书页，读到电池用光，读到眼睛发酸，读到天亮。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是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让我哭了整整一夜——不仅因为安娜的死，还因为列文的那些追问，那些和我一模一样的追问：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该怎么做？
然后是屠格涅夫。《父与子》里的巴扎罗夫，那个虚无主义者，那个什么都不信的人，那个在临死前看着窗外说“我需要的不是这个，我需要的是别的”的人——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然后是莱蒙托夫。《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那个多余的人，那个聪明到什么都看透却什么都做不了的人——他也是我，我也是他。
然后是那些更危险的书——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那些谈论“新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谈论“怎么办”才能改变这个腐朽世界的书。
我一本一本地读，一夜一夜地熬。眼睛熬红了，眼圈熬黑了，成绩单上的分数却越来越高——因为我学会了在课堂上假装认真听讲，心里却在想别的问题。
老师们开始注意到我。
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太安静了”，“太奇怪了”，“眼睛里有不该有的东西”。
那个“不该有的东西”是什么？我知道。那是思考的痕迹，是怀疑的印记，是那些夜里读过的书在我脸上刻下的标记。
有一次，神学课后，神父把我叫住了。
他是个肥胖的、红脸膛的男人，说话时总带着一股酒气。他看着我，用那种神职人员特有的、自以为看透一切的目光。
“孩子，你心里有魔鬼。”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神父，魔鬼长什么样？”
他被我问住了。愣了一下，然后说：“魔鬼长什么样？魔鬼会诱惑你思考不该思考的问题。”
“可是神父，您不是告诉我们，要思考上帝的话吗？”
“那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他的脸更红了。他挥挥手，说：“去吧，孩子，多祈祷。魔鬼最怕祈祷。”
我走了。一边走一边想：如果魔鬼最怕祈祷，那上帝最怕什么？上帝最怕思考吗？
十二月初的一个下午，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我正在阅览室里“安静阅读”——手里拿着一本《圣徒传》，心里却在回想昨晚读过的《怎么办》——突然，有人在我对面坐下。
我抬起头。
是她。
她叫玛丽亚·基里洛芙娜，比我高一届，是全校最漂亮的女孩。金色的头发，蓝得像涅瓦河水的眼睛，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像是从法国小说里走出来的贵族小姐。
全校的女孩都想和她做朋友。全校的老师都喜欢她。全校的人都知道，她将来一定会嫁个好人家，成为彼得堡社交界的明星。
而此刻，她正坐在我对面，看着我。
“你就是索菲娅？”她问。
我点点头，心跳得厉害。
“我注意你很久了，”她说，“你总是躲着所有人。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人想看见我。因为我在这个学校里是个异类。因为我不知道该怎样成为你们中的一员。
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坐在那里，像个傻瓜一样，任凭她看着。
她笑了。那个笑容让我浑身发热。
“你在读什么？”
我把书翻过来给她看——《圣徒传》。她看了一眼，撇撇嘴。
“无聊的书。”
“嗯。”
“你应该读点别的。”
“比如？”
她压低声音，凑近我，近得我能闻到她身上的香味——不是香水，是某种干净的、像雪后空气一样清新的味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你知道他？”我问。
她眨眨眼，神秘地笑了。
“我知道很多事情。”
那天下午，我们没有再读书。我们躲在图书馆的角落里，压低声音说话。她告诉我，她也读**。她告诉我，她有一个表哥在大学读书，每次放假回来都会带书给她——那些外面买不到的书，那些被审查官禁止的书。
“他上次带给我的是《怎么办》，”她说，“你看过吗？”
我点点头。
“你觉得拉赫美托夫怎么样？”
拉赫美托夫，那个睡钉子床的“新人”，那个为了革命放弃一切的人。我想了想，说：“他疯了。”
她笑了，笑得很开心。
“我也是这么想的！睡钉子床有什么用？折磨自己就能改变世界吗？”
“那什么能改变世界？”
她想了想，摇摇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不是睡钉子床。”
我们聊了很久，直到管理员回来。分别的时候，她握了握我的手。那只是轻轻一握，却让我的心跳了整整一个下午。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见面。
不是光明正大的见面——那样会引起怀疑——而是偷偷的，在图书馆的角落里，在晚饭后的花园里，在所有人都睡觉之后的走廊里。
她告诉我，她也夜里不睡，用手电筒照着书页，读到天亮。她也觉得自己是个异类，也觉得这个学校是个牢笼，也渴望有一天能逃出去，呼吸真正的空气。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有一天夜里，我们躲在花园的暗处，她问我。
“什么？”
“是习惯。是慢慢习惯这一切，习惯被关着，习惯被规定，习惯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等到那一天，你就真的死了。”
十二月中旬，彼得堡下了第一场大雪。
那天傍晚，雪下得很大，大片大片的雪花，像鹅毛一样飘落。晚饭后，我们偷偷溜出宿舍，跑到后花园里。
花园里没有人，只有我们两个。雪已经积了很厚，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她跑在前面，像个孩子一样，伸手接雪花。我走在后面，看着她。
她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雪花落在她的金发上，落在她的睫毛上，落在她的肩膀上。她站在那里，在昏黄的路灯下，像雪中的精灵。
“索菲娅，”她说，“过来。”
我走过去，站在她面前。
她伸出手，拂去我肩上的雪。那个动作那么自然，那么亲密，让我几乎无法呼吸。
“你知道吗，”她说，“你是这个学校里唯一一个让我觉得有趣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不假装。你不假装自己很幸福，不假装自己很满足，不假装自己期待着未来那些无聊的东西——结婚、生子、成为某人的太太。你是真的在受苦。我能看见。”
那一刻，我几乎要哭出来。
终于有人看见我了。终于有人知道，那个“古怪的”、“太聪明的”、“总是躲着人”的女孩，不是怪物，只是一个在受苦的人。
我想说话，但喉咙被什么堵住了。我只能看着她，看着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看着她的眼睛在路灯下闪闪发光。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她的手是凉的，戴着羊毛手套。但那个触感，那个透过手套传来的温度，让我浑身颤抖。
我们就这样站着，在雪里，在路灯下，手牵着手，什么话都不说。雪花落在我们的头发上，肩上，睫毛上，把我们变成两个雪人。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吻了她。
不，不是我吻她。是她吻我。
我们躲在花园的暗处，月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像是两颗星星。她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碰了碰我的脸。
“索菲娅，”她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我……”
她没说下去。她只是凑过来，把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
那个吻持续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只有几秒钟，也许有一万年。
她的嘴唇是软的，温热的，带着一点点咸味——不知道是眼泪还是什么。她的呼吸扑在我脸上，急促而温暖。我的手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只能垂在身体两侧，攥成拳头。
当她放开我时，我浑身发抖。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我终于知道了。我终于知道，那些夜里失眠时的渴望，那些看见她时心跳的加速，那些永远无法说出口的秘密，它们都有一个名字。
不是“怪物”。
不是“罪”。
是爱。
“我也一样。”我说。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
她笑了。在月光下，那个笑容美得让我心碎。
回宿舍的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并排走着，手牵着手。雪还在下，但已经小了，只有零星的几片，飘飘荡荡地落下来。
走到宿舍门口，她停下来，看着我。
“明天见。”她说。
“明天见。”
她松开我的手，推开门，消失在走廊里。
我站在那里，站在雪地里，站了很久。我用手碰了碰自己的嘴唇，仿佛还能感觉到她留下的印记。我看着那些还在飘落的雪花，觉得它们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东西。
那天夜里，我失眠了。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幸福——那种让人害怕的幸福，那种让人担心明天就会失去的幸福。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一遍一遍地回想那个吻。她的嘴唇的温度，她的呼吸的节奏，她的眼睛在月光下的颜色。我用手碰了碰自己的嘴唇，仿佛还能感觉到她留下的印记。
“我爱她。”我对自己说。声音很轻，像是在做祷告。
“我爱她。”
这是我第一次说出这句话。对着黑暗，对着天花板，对着那个不知道存不存在的上帝。
我不知道这句话会把我带到哪里。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不知道这爱是祝福还是诅咒。
但那一刻，我不在乎。我只知道，我爱她。这就够了。
第二天早晨，晨祷的时候，我站在教堂里，听着神父念那些熟悉的经文，心里想的却是她。
圣母玛利亚，纯洁的，无玷的，童贞女。她们要我们像她一样——纯洁，顺从，等待上帝的旨意。但上帝给了我什么？给了我一个死去的母亲，一个醉鬼父亲，一个把我关起来的学校，还有——还有她。
是上帝把她给我的吗？还是魔鬼？
我抬起头，看着祭坛上的十字架。基督被钉在上面，垂着头，看着我们。他的眼神是悲悯的，也是审判的。他在问我：你爱我吗？你愿意为我放弃一切吗？
我愿意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不愿意放弃她。
晨祷结束后，我在走廊里遇见她。她对我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只是从袖子里悄悄递给我一张纸条。
我躲进厕所，打开纸条。
上面只有一句话：
“今晚，老地方。”
我把纸条撕碎，冲进马桶里。然后我靠在墙上，闭上眼睛，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