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共犯者
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岛明夫坐上了开往大阪的新干线。
早晨七点发的车，车厢里乘客不多。他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里面装着泽美奈子的日记、烧焦的照片碎片、和一张刚从户籍部门调出来的住民票复印件。
柏原茂。六十五岁。现居大阪市西区九条，职业一栏写着“无职”。婚姻状况：离异。无子女。
三岛看着住民票上那张小小的证件照。照片是令和二年更新的，拍的是一个头发花白、脸型瘦削的老人。眼睛很小，眼角下垂，嘴角也下垂，整张脸上所有的线条都是向下的。和野岛晋安那种保养得体、志得意满的政治家面孔完全不同，柏原茂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在大城市角落里默默等死的老人。
但他是那六个人之一。
他参与了分尸。
三岛把住民票收好，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窗外的新干线以时速二百八十五公里向西疾驰，经过横滨、名古屋、京都，城市和田野在窗外交替出现，模糊成一条灰绿色的河流。
他想起昨天下午的电话。
“柏原茂是一个突破口。”那个女声说，“野岛晋安已经被逼到临界点了，但他还能撑得住。他有政治资源，有律师团队，有舆论支持。他在等着这件事过去。但如果柏原茂先开口，野岛就没有退路了。”
“你怎么知道柏原茂会开口？”
“因为他已经开了。三十三年前，平成三年，山胁隆一郎病逝的时候，警视厅收到的那封匿名信——指向山胁生前承认参与多摩川案的信——就是柏原茂写的。”
三岛的手指一紧。“你确定？”
“字迹鉴定可以证明。不过当时的警视厅没有做鉴定，因为匿名信本身不具备法律效力，而且山胁已经死了。那封信被归档，然后被遗忘。但原件还在档案室里。”
“柏原茂为什么要写那封信？”
“因为恐惧。山胁死了，五个共犯里第一个死的。柏原茂意识到他们都会一个一个地死，而真相会随着他们的死亡永远被埋藏。他害怕那个真相。不是害怕真相被曝光，而是害怕真相被遗忘。”
“所以他写了一封匿名信，试图在山胁死后把真相揭露出来？”
“对。但他的勇气只持续了一封匿名信。信寄出去之后，他就收手了。然后第二个共犯死了——笠原俊昭，平成十四年，交通事故。第三个——大和田茂典，平成二十一年，自杀。柏原茂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地死，每死一个，他就搬一次家。从国分寺搬到川崎，从川崎搬到名古屋，从名古屋搬到大阪。他想跑，但他跑不过时间。”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
“因为我一直在看着他。看着他们所有人。”
新干线驶过京都站，车内广播提醒乘客下一站是新大阪。三岛睁开眼睛，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平成三年的匿名信复印件，他昨天傍晚从档案室里调出来的。信纸已经泛黄，字迹潦草而慌张，像是喝醉了酒的人写的。内容只有短短几行字：
“山胁隆一郎在死前承认参与过多摩川分尸案。他不是一个人作案。另有五人参与。其中三人是政治家的儿子。请警方重新调查。”
最后一行的笔迹尤其用力，几乎划破了纸张：请警方重新调查。
三岛把信折好放回包里。车窗外，大阪的街景开始出现——低矮的工厂、密集的公寓楼、交错的铁路线。天空是淡灰色的，和东京没有什么不同，但空气中有一种属于关西的疏离感，像是这座城市对任何外来的人都不会太热情。
新大阪站到了。三岛起身下车，穿过拥挤的站台，换乘地铁御堂筋线，在心斋桥转长堀鹤见绿地线，在西长堀站下车。
大阪西区九条，是一片老旧的住宅区。街道很窄，只能容一辆车通过，两侧是建于昭和后期的一户建和木质公寓。墙壁上的涂料已经剥落，露出下面灰褐色的混凝土。路边的排水沟里积着枯叶和雨水，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霉味。
柏原茂的住所在一条小巷深处，是一栋两层木质公寓的一楼最靠里的房间。公寓的名字叫“若叶庄”，门牌上的字已经褪色到几乎看不清。信箱塞满了广告传单，有些被雨水浸湿后粘在一起，结成了硬块。
三岛敲了敲门。
没有人回应。
他又敲了一次，更用力一些。门板很薄，在敲击下发出空洞的响声。隔壁房间传来电视的声音——一个综艺节目的笑声，聒噪而遥远。
“柏原先生，我是东京地检特搜部的三岛明夫。”
沉默。然后，门内侧传来锁链被拉开的声音。
门开了一条缝。一只眼睛从缝隙里看着他。眼睛很浑浊，眼白泛黄，瞳孔周围有一圈灰白色的环。那只眼睛眨了两下，然后门开了。
柏原茂站在门口。他比住民票上的照片更瘦，颧骨高高凸起，脸颊凹陷下去，皮肤贴在骨头上，像是被抽干了水分。他穿着一件洗到发白的灰色运动衫，领口松松垮垮地挂在锁骨上。屋子里很暗，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只有电视机屏幕的蓝光在闪烁。
“你是警察？”柏原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带着关西口音。
“检察官。”
“东京的检察官跑到大阪来做什么？”
“关于多摩川分尸案。”
柏原的瞳孔缩了一下。那只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是恐惧，还是解脱？三岛判断不出来。然后柏原转身走回屋里，没有关门。
三岛跟了进去。
屋子很小，六叠大小的和室，加上一个只能容一个人转身的厨房。榻榻米已经旧到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上面散落着便利店便当的空盒子和几个空啤酒罐。墙壁上贴着泛黄的报纸，角落里堆着一些装满杂物的纸箱。唯一的家具是一台老旧的电视和一张矮桌，矮桌上放着一部黑色的电话机——看起来已经很多年没有使用过了。
柏原在矮桌前盘腿坐下，点了一支烟。火光在昏暗的房间里一闪一闪，照亮了他布满皱纹的脸。
“多摩川。”他吐出一口烟，“这个词我有三十多年没听过了。”
“平成三年，你给警视厅写过一封匿名信。”三岛说。
柏原的手顿了一下，烟灰落在桌面上。他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吸了一口烟，让烟雾在肺里停留了很久才吐出来。
“你们查出来了。”
“字迹可以鉴定。”
“那也是三十三年前的事了。”柏原的声音很平静，“我那时候喝醉了。喝醉了的人什么都能写。”
“你没喝醉。你在信里写了细节——六个塑料袋，不同的打结方式，分尸的第一现场在木材仓库。这些细节只有参与者才知道。”
柏原没有说话。他盯着电视屏幕，屏幕上正在播一个午间新闻节目，播音员用平静的语调报道着某地的政治丑闻。野岛晋安的脸在屏幕上一闪而过——那是他被逮捕时的画面，九十度鞠躬，嘴型说着“政治阴谋”。
“野岛。”柏原喃喃地说，“他还是那么会演。”
“你知道他已经被捕了。”
“全日本都知道。”柏原把烟头摁灭在啤酒罐里，又点了一支，“他保释出来了。电视上说他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你相信吗？”
柏原突然笑了起来。那笑声很刺耳，像金属刮在玻璃上，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无辜？谁是无辜的？把十六岁的女孩切成六块丢进河里的人，有什么资格说无辜？”
“你说的‘谁’，包括你自己。”
笑声戛然而止。柏原低下头，烟在指间燃烧，烟雾模糊了他的脸。窗外的天色阴沉，屋里的蓝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壁上，扭曲成一个奇怪的形状。
“是的。”他说，“包括我。”
长久的沉默。电视机里传来天气预报的背景音乐，大阪明天阴转雨，降水概率百分之八十。
“你为什么来自首？”三岛问。
“我没有自首。”
“你现在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我已经告知你我的身份，你没有要求律师在场，没有保持沉默。从法律角度，你是自愿供述。”
柏原抬起眼睛看着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清醒，像是一层雾被风吹散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是为了什么？”
三岛没有说话。
“那封匿名信，”柏原继续说，“我写了之后等了三十三年。三十三年，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没有警察，没有检察官，没有记者。我写了‘请警方重新调查’，但没有人来调查。山胁死了，死了就什么都没了。笠原死了，大和田死了，一个一个地死，没有人来问过我一句。”
烟烧到了他的手指，他没有反应。三岛伸手把烟头从他指间取下来，按在啤酒罐里。
“我以为他们会在笠原死后两年左右找上门，没有。大和田死后又过去十五年了，也没有。”柏原低头看着自己烧伤的手指，“有时候我甚至希望你们来找我。在这个屋子里，我一个人坐了太久了。”
“但你从来没有自首。”
“因为没有用。”柏原抬起头，看着三岛，“你知道山胁隆一郎的父亲是谁吗？东京都议会的议长。野岛晋安的父亲？通产省的事务次官。笠原俊昭的父亲？早稻田大学的理事。你知道大和田茂典的叔叔是谁吗？警视厅刑事部长。大和田自杀之后，他叔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的侄子死于抑郁症，请尊重死者’。”
他把“抑郁症”三个字咬得很重，嘴唇扭曲成一个苦涩的弧度。
“我们六个人，除了K之外，每一个都有背景。山胁是头儿，他的父亲级别最高，所以他是头儿。野岛和笠原是跟班，大和田负责开车，我负责望风。K……K只是站在那里。”
“K是谁？”
柏原没有说话。他拿起一支新烟，但手抖得太厉害，打火机按了几次都没点着。
“你不知道？”
“我知道。但我不敢说。”柏原终于点着了烟，深深吸了一口，“我说了，K会死。”
“K威胁过你？”
“K从来不威胁人。他只是活着。他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因为他是唯一的证人——他是六个人中唯一一个没有参与分尸的人。他的手是干净的。他可以说出来，把所有的一切都说出来。但他没有。他选择了沉默。”
“为什么？”
柏原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因为他的妹妹。他的妹妹是早纪。早纪打了那个电话，把泽美奈子约到了多摩川。如果他开口，早纪就是共犯。他为了保护妹妹，把这个秘密守了四十七年。”
三岛感觉心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日记里的压痕——早纪的哥哥用笔写了字条，逼她念。早纪不是自愿打那个电话的。她是被哥哥逼的。
但K——早纪的哥哥——逼妹妹打了电话，自己又选择沉默来保护妹妹。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不对。
三岛从公文包里拿出泽美奈子的日记，翻到最后一页，把用铅笔涂出压痕的那一页递给柏原。
柏原接过日记，凑到电视机屏幕的蓝光下看。他看了很久，久到烟在指间燃烧殆尽。然后他把日记合上，双手捂住了脸。
他的肩膀在颤抖。
不是哭，是一种被压抑了很久的东西终于从身体里涌出来的痉挛。
“原来是这样。”他的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原来早纪不是自愿的。”
“你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那天山胁告诉我们——早纪打了电话，把泽美奈子约来了。我们以为她是同谋，以为她知道一切。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她打了电话，把她的好朋友引到了多摩川，然后我们在木材仓库里……”
他停住了，喉咙里发出一声干涩的吞咽。
“泽美奈子到仓库的时候，看到了早纪。她跑过去——‘早纪，你说有话跟我说，是什么事？’然后她看到了我们。五个男生，站在木材堆后面。她的表情……”
柏原闭上眼睛。
“她明白了。在那一瞬间，她全明白了。她转过身，看着早纪。早纪站在那里，浑身发抖，眼泪流了一脸。然后泽美奈子说——‘没关系。不是你的错。’”
三岛的心脏剧烈跳动着。日记里的那句话——找到早纪，告诉她，不是她的错。
她说了。在被杀之前，她说了。
“然后山胁动手了。”柏原的声音变得空洞，“从背后，用一根绳子。他在空手道部练过，动作很快。泽美奈子没有挣扎很久。早纪尖叫了一声，被她的哥哥捂住了嘴。然后K把早纪拖出了仓库。从头到尾，K没有参与任何事。他唯一的动作，就是把他的妹妹从现场拖走。”
“然后你们分尸了。”
柏原睁开眼睛，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是。我们分尸了。山胁指挥的。他说——不能让尸体被辨认出来。他带了刀，带了塑料袋。塑料袋是他从事务所拿的，他父亲的事务所经常处理大量文件，塑料袋是批量采购的。他说要把尸体分成六块，一人负责装一个袋子。袋子打结的方式不一样，是为了迷惑警方。”
他停了下来，看着自己的双手。那双干瘦的手在膝盖上摊开，手指微微蜷曲，像是抓着什么东西。
“我分到的是左臂。”
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电视机的电流声。
“我们用了两个小时。”柏原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然后开车沿多摩川从上游到下游，分别把塑料袋扔进了不同的河段。山胁说这样警方就不会找到完整的尸体。他说得对。警方找到了全部六个塑料袋，但案件还是没破。”
“因为有人压下了调查。”
“是。山胁的父亲和大和田的叔叔做了交易——大和田的叔叔是警视厅的刑事部长。具体的交易内容我不知道，但结果是调查被终止了。证据被归错了档，证人的证词被修改了，目击报告失踪了。案子变成了悬案，然后变成了旧案，然后被遗忘了。”
三岛沉默了很久。
“早纪呢？”他终于问道，“早纪后来怎么样了？”
柏原摇了摇头。“不知道。那天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山胁说她会守口如瓶——为了她的哥哥。K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只要我们放过早纪，他就永远不会开口。他做到了。我们都做到了。这个秘密，我们守了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里，你们互相联系过吗？”
“没有。山胁定的规矩——所有六个人，包括K，从那以后永不联系。他说只要我们不联系，就像六个互不相关的个体，没有人能把我们串起来。他说的基本上是对的。”柏原顿了顿，“直到山胁自己死了。”
“然后你写了匿名信。”
“喝了三瓶威士忌之后写的。我想把一切都说出来，但我没有勇气用真名。我写了匿名信，寄了出去，然后等。等有人来找我。等了三十三年，等到的是你。”
柏原抬起头，看着三岛。他的眼神已经不浑浊了，变得很清亮。那层雾散了，下面是一汪被压抑了太久的水。
“你来这里，是因为有人让你来的。对吗？”
“对。”
“那个人——是早纪吗？”
三岛没有回答。
“不是早纪。”柏原自言自语道，“早纪不会这么做。早纪也是共犯——虽然不是自愿的。她永远不会说出来。”
“那是谁？”
三岛犹豫了一下。“她说她叫泽美芳江。”
柏原的瞳孔猛地收缩。他张大嘴，嘴唇翕动了几下，但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他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身体微微后仰，双手撑在榻榻米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泽美……芳江？”
“你认识这个名字？”
柏原没有回答。他转过头，看着角落里堆着的纸箱。纸箱上面落满了灰尘，最上面那个的封口胶带已经松开了，露出一角什么东西——看起来像是相册的封面。
“那是什么？”三岛问。
“四十七年前的东西。”柏原的声音变得很古怪，“我从来没给别人看过。但你既然来了——”
他站起身来，腿因为长时间盘坐而发麻，踉跄了一下。他走到纸箱旁边，把最上面的箱子搬下来，撕开封口胶带。箱子里装满了旧物——发黄的周刊杂志、昭和年代的唱片封套、一些褪色的照片、几本手帐。
他从箱底翻出一张照片，递给三岛。
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拍摄于昭和五十年代的某一天。照片上有两个女孩，大约十二三岁，穿着同样的校服，站在一棵樱花树下。左边那个笑容灿烂，短发，眼睛眯成了月牙。右边那个表情安静，长发，嘴角微微上扬。
“左边的是泽美奈子。右边的是早纪。”柏原说。
三岛盯着照片上左边那个女孩。短发，眼睛明亮，嘴唇微张，像是在说什么。和调查报告里那张黑白证件照上的泽美奈子一模一样。
“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
“不是我拍的。是大和田拍的。大和田茂典——分到右臂的那个人。”柏原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厌倦，“大和田的妹妹和早纪是同学。这张照片是大和田从他妹妹的相册里偷出来的。他说他想记住这张脸。”
“记住？”
“我们立了一个规矩——分尸之后的第二天，每个人都要去神社参拜，把泽美奈子的照片烧掉。意思是‘让她安息’。但大和田没有烧。他把照片藏起来了。后来他自杀了，我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这张照片。”柏原看着照片，手指轻轻抚过泽美奈子的脸，“他把照片留给了我。我想他是希望我有朝一日能把它交出去。”
三岛接过照片，翻到背面。背面有一行潦草的字迹，写于不同年代。
最早的一行是“昭和54.7.21”，应该是大和田在案发当天写的。
然后是一行更潦草的字：“我每天都听到水声。”
再然后，是平成二十一年的笔迹，颜色不一样，更加颤抖：“我撑不住了。对不起。”
三岛把照片放进证物袋，和日记本放在一起。
“柏原先生，我有一个请求。”
“什么？”
“我希望你能正式自首，公开指证野岛晋安。”
柏原沉默了很久，目光转向窗外。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缕灰白的光线，落在他布满皱纹的手背上。
“如果我自首，我能见到K吗？”
“不一定。但你会见到法庭。”
“法庭上，野岛会在吗？”
“他必须在。他是被告。”
柏原深深吸了一口烟，然后把它灭掉了。房间里弥漫着烟草和灰尘混合的气味，浓郁得像是一块可以触摸到的固体。
“四十七年前，在木材仓库里，山胁说了一句话。”他把烟头轻轻放在矮桌边缘，“他说——‘今天在场的所有人，今后永远都是共犯。只要不开口，就永远是兄弟。’那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很可笑。一群刚把十六岁少女碎尸的人，谈什么兄弟。”
“现在呢？”
“现在我觉得，他说对了一半。”柏原看着墙上的某个虚点，“我们确实是永远的共犯。但不是因为不开口，是因为开了口也没用。有些罪，不是法律能审判的。”
柏原把烟在啤酒罐里按灭，抬起头。
“我愿意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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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傍晚，三岛在柏原的陪同下走进了大阪地方检察厅。柏原茂作为昭和五十四年多摩川分尸案的共同嫌疑人，正式自首并提交供述书。供述书由三岛明夫亲自记录，全程录音录像，内容长达四个小时。柏原在供述中完整还原了当天的事件经过、分尸方式、塑料袋来源以及每个参与者的具体行为。他承认自己负责处理了死者左臂，供述中没有任何保留。
消息被严密封锁。但三岛知道，封锁不了太久。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在大阪地检厅自首、供述涉及现任法务大臣候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他在当晚八点搭乘最后一班新干线返回东京。车厢里几乎没有人，他坐在和来时同样的位置，膝盖上放着柏原的供述书副本。四十七年的沉默，浓缩成了四十页的文字。他翻到最后一页，看着柏原按下的红色指纹。
指纹旁边，是柏原亲笔写的一句话。
“参与分尸者六人。动手杀人者一人，山胁隆一郎。其余五人处理尸体。另有一名目击者K，全程未参与，但事后缄默至今。我与野岛晋安均在其中。”
供述书全文没有提及任何人名，只到了这里、按指纹之前，柏原忽然抬头看着三岛。
“有一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
“什么？”
“泽美芳江这个名字，我听山胁提起过一次。只有一次。”
三岛放下笔。“什么时候？”
“平成三年。山胁死之前大概两个月吧。他住在医院的临终病房里，我去偷偷探望过他——那是我们分开二十多年后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他已经不太能说话了，喉咙里全是痰。但他在迷迷糊糊中，反复念叨着一个名字。不是泽美奈子，是泽美芳江。”
“他说了什么？”
“他说——‘那个孩子在找我。’”
三岛愣住了。“‘那个孩子’？”
“对。‘那个孩子在找我’。我问他是谁，他说——‘泽美芳江。她一直在找我。她长得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三岛握着笔的手指发白。“山胁见过泽美芳江？”
“我不确定。也许是他临终前的幻觉，也许是真的。但他说那句话时的表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什么表情？”
“像是一条鱼被人捞到了岸上。喘不过气来的那种恐惧。山胁隆一郎，我们六个人里胆子最大的那个，临终前怕的居然是一个不存在的女人。”柏原摇了摇头，“你说她叫泽美芳江，户籍上不存在？”
“不存在。”
“那就对了。”柏原按灭了香烟，“山胁怕的，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没有什么比一个不存在的人更可怕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她是不是站在你身后。”
火车减速，车身微微晃动。车内的灯光在过隧道时明灭了一瞬，继而恢复明亮。
三岛拿出手机，拨了那个号码。这一次，响了两声就接通了。
“晚上好，三岛先生。”
“柏原茂自首了。全部招供。包括分尸方式、塑料袋来源、参与者分工。”
“我料到他会开口。”
“为什么是今天？”
“因为三十三年前的今天，山胁隆一郎死了。柏原把那封匿名信塞进邮筒的时候，是他认为自己最有勇气的一天。今天是那个日子的周年。”
三岛看着窗外。关原附近的群山在夜色中只看得见轮廓，像一群沉默的巨兽蹲伏在大地上。他忽然意识到，那个女人记得每一个日期。不是因为她记忆力好，而是因为四十七年来，她每一天都在数。
“山胁临死前，提到了泽美芳江。他说‘那个孩子在找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再开口时，声音轻了许多。
“山胁看到了我，在他死之前两个月。我去医院看过他一次。”
“当时你几岁？”
再次沉默。这次的沉默里有某种不必明言的分量。
“十六岁。”
三岛合上供述书。一瞬间他看到了一个画面——十六岁的女孩站在临终病房的床前，看着床上那个二十多年前亲手杀死自己母亲、并亲手分尸的人。而他看着她，就像看到了当年那个在照片上嘴唇微张、目光看向镜头的另一个女孩。
“那不是我第一次见到山胁隆一郎。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昭和五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多摩川边。”
她的声音平静得不像是在讲述自己的经历。
“那天下午，泽美奈子出门去赴约。我在家里等。等到天黑了，她还没回来。我沿着她常走的路去找她——从车站到多摩川，穿过那片杂木林。走到木材仓库附近的时候，我听到了声音。”
电话里的声音停了两秒。
“我躲在树后面，看到了六个人。看到了野岛晋安，看到了柏原茂，看到了山胁隆一郎。山胁指挥着其他人把塑料袋搬上车。他的手上全是血。我认出了他的脸，但他没有看见我。风是从我这边吹过去的，他闻不到我的气味。”
“你为什么没报警？”
“因为我吓坏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孩看到六个男人把肢解的尸体装上车，她的第一反应不是报警，是逃命。我跑了。跑回家，躲在被子里发抖，吐了一整夜。”
她深吸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上，我对自己说，去报警。但我还没来得及出门，就看到了早上的新闻，知道了死者是泽美奈子。我追到多摩川，我求一个巡查让我看一眼——他以为我是死者的亲属，给我看了一眼现场的照片。那张脸是泽美奈子。”
声音停顿了很久。
“从那天起，十六岁的那个我，等于是死在了多摩川边。活下来的那个，从此只做一件事——找出六个人的名字，记住他们，等。”
三岛闭上眼睛。新干线穿过隧道，车厢陷入短暂的黑暗。车窗玻璃上映出他自己的脸。
“所以泽美芳江是假的。户籍上不存在。”
“是。那是我的真名。”
一瞬间，所有的线索在三岛脑中重组。
“你是——”
“泽美奈子是独生女。母亲叫泽美富子，昭和四十八年去世。富子有一个比她小二十岁的妹妹。”
三岛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手机。
“泽美芳江，是富子的妹妹。也就是——泽美奈子的姨母。”
三岛张了张嘴，声音干涩。
“你是我见到的那只涂红指甲的手？”
“不。我说过了，那只手是早纪的。我——”
她顿了一下。
“我的手，指甲不是红色的。”
“你……”
“我是野岛晋安的辩护律师团中的一员。现任东京律师会刑事辩护委员会副主任。名字不能说——我的名片上印着的那个名字，是我用了二十年的名字。这也是我可以在过去这些天拿到全部监控截图、可以渗透到议员会馆内部的原因。我是野岛最信任的人之一。”
三岛手心全是冷汗。她不在暗处，她一直在明处。当他在办公室翻阅调查报告的时候，她也许就在同一栋楼里，走进某间会议室，坐下，和一群律师讨论如何为野岛晋安做无罪辩护。
“你一直在野岛身边。”
“四十七年来，我一直在他们身边。不是野岛一个人，是六个人。我研究他们的履历、家庭、社交圈，记住他们的生日和忌日。他们每死一个，我就在日历上画一个叉。平成三年山胁病逝——第一个叉；平成十四年笠原交通事故——第二个叉；平成二十一年大和田自杀——第三个叉。每画一个叉，离泽美奈子就近一步。”
她的声音里没有愤怒，只有某种被压缩到极致的平静，像是被压成钻石的碳。
“现在剩下三个。野岛晋安，柏原茂，还有K。柏原今天自首了。野岛很快就会上法庭。只剩下K。”
“K是谁？”
“我还不能告诉你。K不是凶手，甚至不是共犯。但K欠泽美奈子一句道歉。四十七年了，K必须亲口说出‘对不起’，必须站在法庭上，亲口说出这三个字。不是为了惩罚。是为了让泽美奈子安息。”
三岛看到车窗外的地平线上，东京的光污染已经升起。他们正在接近那个四十七年前一切结束的地方，也是一切重新开始的地方。
“你希望我做什么？”
“帮助野岛走上法庭。不是以被告的身份——他已经是被告了。是以一个准备开口的人的身份。”
“他到现在还在说自己是无罪的。”
“他会改口的。当他看到柏原的供述、看到泽美奈子的日记、看到那张烧焦的照片残片时，他就会明白——自己能选择的只有一件事——是作为一个‘无罪之身’继续活着，还是作为‘有罪之人’被彻底遗忘。”
三岛沉默良久。
“泽美芳江小姐。”
“请说。”
“你恨他们吗？”
电话那端的声音忽然变得非常温柔，像是什么坚硬的东西上出现了一道裂缝。
“我恨过。恨了很多年。但后来我发现，恨是一种会把人耗干的东西。我的姐姐富子在临死前对我说过一句话——‘芳江，以后奈子就拜托你了。’那时候我十六岁，泽美奈子十岁。富子死后，泽美奈子被送到世田谷的亲戚家，我在东京另外的区读高中。我们很少能见面。她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不在她身边。所以当我在多摩川边看到那个塑料袋的时候，我心里不只有恨。更重的东西是——我答应过姐姐照顾她，我没有做到。”
她停了一拍，声音低下去，但并不颤抖。
“所以我不是为了恨做这件事的。我是为了完成姐姐的嘱托，完成得迟了四十七年。”
三岛没有说话。新干线驶入东京都区部，窗外的高楼越来越多，写字楼的灯光在夜色中连成一片金色的海洋。他想起了泽美奈子的日记，那个十六岁的女孩在临死前的凌晨写下的最后一句话——妈妈，我很快就来见你了。
四十七年后，她的姨母还在等一个道歉。
“我会把野岛送上法庭。”三岛说，“以证人的身份，或以被告人的身份，他会在那里开口的。”
“谢谢你，三岛先生。”
“然后呢？”
“什么然后？”
“野岛上法庭之后，供述之后，判决之后。然后你做什么？”
电话那头安静了。新干线开始减速，车内广播宣布即将到达东京站。窗外出现了东京站的红色砖墙，灯光在夜雨中显得朦胧而遥远。
“然后我会去多摩川。”她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带一束花。放在泽美奈子最后站过的地方。告诉她——结束了。”
三岛挂断电话。列车停稳，车门打开。他拿起公文包走下月台，在拥挤的人流中穿行。东京站的天花板很高，灯光很亮，脚步声和人声在大理石墙壁之间回荡，混合成一种持续的低鸣。
他走出检票口，站在站前广场上。雨后的夜空被城市的灯光照成了橙红色，看不见星星。他抬头看了很久，什么也没想。
然后他拿出手机，给上司发了一条消息。
“柏原茂已于今晚在大阪地检厅自首并完成供述。建议立即对野岛晋安发出追加逮捕状。罪名：尸体损坏及遗弃。”
消息发出之后，他走下阶梯，朝霞关方向走去。公文包沉甸甸的，里面装着泽美奈子的日记、烧焦的照片残片、柏原茂的供述书，和一张两个女孩站在樱花树下的黑白照片。
那是泽美奈子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张笑脸。
他会把它交还给它应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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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十一月二十八日。
东京地检特搜部以尸体损坏及遗弃罪的嫌疑，对众议院议员野岛晋安发出追加逮捕状。保释中的野岛在成城私宅被再次逮捕，押送至小菅拘留所。
媒体报道铺天盖地。连续三天占据所有主要报纸的头版和所有新闻节目的头条。标题五花八门——“法务大臣候补涉嫌分尸”“四十七年悬案重大突破”“共犯自首引爆政坛”。野岛所属的政党在当天晚上召开紧急记者会，宣布暂停野岛的一切党内职务，并表示“将根据司法判断严肃处理”。
三岛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些新闻。
他坐在办公室里，脚翘在办公桌上，手里端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屏幕上的野岛晋安被一群记者和摄像机包围，两名检察官押着他的左右臂。他低着头，头发乱了，领带歪了，脸上没有那种志得意满的笑容了。
他经过摄像机时抬了一下头，看了镜头一眼。
三岛觉得那个眼神很熟悉。
他想起柏原供述书里的那句话——“野岛在分完尸之后，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做的这件事，将来会有人来讨的。山胁说不会的，没有人知道。野岛没有再说话。但他的表情，就像是在等那个人来。”
他在等的那个人，四十七年后终于来了。
三岛关掉电视，站起来走到窗边。霞关的夜景和以往没什么不同——灯火通明，车流如织，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转。
但他的眼睛没有在看夜景。他在想一个问题。
电话里的女人说——“我是野岛晋安的辩护律师团成员。现任东京律师会刑事辩护委员会副主任。”
东京律师会的官网上可以查到刑事辩护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副主任只有三位，全部是男性。
那个女人说了谎。
三岛的手指轻轻敲着窗框。
如果她说的这句话是假的，那么她说的其他话呢？她的名字——泽美芳江——泽美富子的妹妹？她站在多摩川边看到分尸现场？她在山胁临终前去过病房？
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
抑或——从第一通电话开始，她就一直在引导他、引导这个案件走向她预设的结果？
三岛转身走回办公桌，拨了那个号码。
关机。
他放下手机，坐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那道裂缝还是老样子，从灯座延伸到墙角，没有任何变化。
但这个世界已经变了。
野岛晋安被逮捕了，柏原茂自首了。两个共犯者，一个在东京的拘留所，一个在大阪的看守所。六个人里还活着的，只剩下K。
K是谁？
电话里的女人说她不知道，她说“我还不能告诉你”。
但她什么都知道。她知道日记埋在沙坑里，知道柏原茂写过匿名信，知道野岛每天站在黑暗的窗前，知道早纪在白色铃木里对野岛说“我原谅你了”。她知道得太多，多得不像一个普通人。
除非——
三岛猛然坐直。
除非她就是K。
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他。
K——早纪的哥哥。逼妹妹打电话的人。唯一一个没有参与分尸的人。目击了一切却保持沉默四十七年的人。
如果“泽美芳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呢？不是泽美奈子的姨母，不是泽美富子的妹妹，而是另一个人——一个需要伪装成其他人才能开口说出真相的人？
一个男人。
三岛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的思绪飞速运转，把所有线索重新排列组合。
电话里的声音是年轻女声——但声音可以变声。现在的技术，变声只需要一个手机应用。
她说她目击了分尸——K确实目击了。从头看到尾，然后拖着妹妹离开了现场。
她说她在等他们一个一个地死——K等了四十七年，看着共犯们或者病死，或者出车祸，或者自杀。他什么都没做，只是等。
她说“我是泽美奈子没有做完的事情”——泽美奈子没有做完的事情，是原谅早纪。她在日记里写——“找到早纪，告诉她，不是她的错。”K最想要的是什么？是让妹妹得到原谅。
一切都可以对得上。
三岛重新坐下来，从公文包里拿出泽美奈子的日记，翻到最后一页的压痕处——“她打那通电话的时候，她哥哥在背后用笔写了字条，逼她念的。”
K逼妹妹打了电话。K把妹妹拖出了仓库。K保护了妹妹四十七年。
但在保护的同时，K把泽美奈子一个人留在了仓库里。
三岛拿起手机，再次拨了那个号码。依然关机。
他放下手机，从保险柜里取出了另一份文件——他一直没有仔细看的文件。泽美芳江寄来的第一份证词原件。他重新翻开证词，找到了第五个名字旁边被红笔圈起来的那一页。
那个字母“K”。
红笔的圆圈，笔迹很重，几乎压出了凹痕。因为那是她他自己圈起来的——自己的名字。
三岛的指尖在“K”字上游移了片刻。然后他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那句已经看过无数遍的话。
“野岛无罪。”
下面还有一行极小的注脚——打印字体，六磅字号，灰色，几乎和纸张融为一体。三岛之前没有注意到它，因为肉眼几乎看不见。他拿出放大镜，凑到灯光下看。
注脚写着：
“因为在法律上，他是无罪的。他没有杀人。但那不是他的审判。他的审判将是他自己作出的决定——选择无罪之名，还是有罪之名。而当他作出选择时，真正有罪的人，将再也无法隐藏。那个人不是我。那个人从一开始就不是K。”
三岛缓缓放下放大镜，视线的焦点虚悬在半空，仿佛隔着空气看向四十七年前的某种不可能之物。
不是K。
从头到尾，K不是罪人。
那么有罪的人是谁？
电话里的女人——不，电话另一端那个至今无法确认身份的人——她要在野岛的审判中逼出来的，到底是谁？
三岛把证词合上，手按在封面上站了很久。
窗外开始起风，东京十一月的夜风撞击着玻璃。办公室外面，走廊里有一个人的脚步声在回荡。经过他的门口时，脚步声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向前。走远了，被走廊深处的某扇门关在外面。
三岛没有动。他就那样站着，手按着证词，在这桩重新浮出水面的旧案中第一次感到一种比恐惧更深的孤绝——不是面对未知的恐惧，而是发现你以为自己在挖掘的真相，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真相。真正的真相还在更深的下面，等着你往下挖。
而你不知道再往下挖，挖出来的是什么。
他拿起外套，关灯，走向门口。在打开门的一刹那，他停下来看了一眼办公桌。桌上的东西整整齐齐——证词原件、调查报告复印件、泽美奈子的日记、照片残片。
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拼图。但拼图还缺了一块。
那一块被握在某个关机的人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