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的暑假来得很快。
六月底，最后一门考试结束，校园里弥漫着松一口气的氛围。宿舍楼前的空地上堆满了打包好的行李，箱子摞着箱子，蛇皮袋靠着蛇皮袋，有人蹲在地上拿绳子捆被褥，有人立在旁边抽烟，烟头在暮色里一明一灭的。有人回家，有人去实习，有人去旅游，有人则利用暑假勤工俭学。柳浩他们这些大三的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要去安徽歙县测绘古建筑。
大巴车一大早从学校出发，开始一段路，大家还有说有笑，把窗户打开，风吹进来，也算凉爽。但是进入浙江地界没多久，道路就开始坑洼，路上车辆扬起尘土，不得不把窗户拉上。车厢里逐渐闷热起来，汗味混合着汽油味，耳边是嗡嗡的发动机噪音，教人难受得闭了嘴。有人靠着车窗睡着了，头随着车身颠簸一下一下的晃动，磕在玻璃上。直到傍晚才到歙县。大家下车的时候，感觉整个身子都散了架一样，腿是软的，腰是酸的，脖子像被人拧过一起。
在歙县的实习被安排得满满的。白天分组测绘，拿着卷尺爬上爬下，量柱子、测斗拱、还要架着梯子爬上冬瓜梁，梁上的蛛丝挂了一层一层，几只长腿的蜘蛛一动不动，好奇地打量着他们这些陌生的脸孔。一天下来，每个组的人都灰头土脸，但柳浩他们五人组不一样，因为那些需要爬高落低的活儿，都被柳浩和鲁书翰承包了，他们测量，报数据，王闻樱她们三个女生在门外记录并绘制草图。
门外是徽派建筑的“天井”，老房子里一家人都坐在廊下，廊柱上挂着大大的竹匾，还有腌肉、辣椒和大蒜。老人们正坐在竹椅上，拿着蒲扇一下一下地扇着，时不时拍着腿驱赶苍蝇。苍蝇大约是鸡粪招来的，但也可能是腌肉。两三只鸡就在地下踱着步，孩子骑着儿童车，一边咿咿呀呀喊着一边绕着天井跑，后面跟着他的母亲，提防着孩子磕碰。
王闻樱宁愿在廊下坐着闻鸡粪味道，也不愿意进屋。
“这上面也不知道多久没人上去过，他们在上面根本就是在帮这家人大扫除，一屋子都扬着灰。”
“是的。”顾玥深表赞同。李沁妍笑了笑，没说啥，但也没进屋，用行动表明了立场。
白天累了一天，晚上也不能休息，因为要整理数据、画图。学校这次只带了两台电脑，所以大部分的绘图工作依然还是靠手绘，晚上大家在旅馆二楼的两间大会议室里，把桌子按组拼一起，三三两两地画图。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照得图纸白晃晃的，铅笔灰落了一桌子，用袖子一擦，留下一起灰黑色的印子。因为没有专业教室的那种绘图桌，每个人只能趴在桌上画，画不了一会儿就腰酸，立起身来活动一下，活动两下又坐下，坐下了又立起来。
他们住的是一家小旅馆，条件简陋，白墙灰地，床头柜上落着一层薄薄的灰，但被单是干净的，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老板娘烧的菜不错，红烧豆腐、清炒冬瓜、雪菜黄豆，样样都入味，可惜素的多荤的少，肉沫都要拿筷子拨拉半天才找得着一粒。很多同学吃不饱，只能去小卖部买些零食。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村里的小卖部不仅少，而且货品也极其匮乏，除了一两种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饼干外，就连巧克力都没有，真教人怀疑这爿店怎么能开得起来。据老板说，像巧克力这种东西，他们只有在过年前才会挨家挨户地登记，需要多少，统一去县城采买。老板说这话的时候，正拿一把蒲扇慢悠悠地扇着风，蒲扇一圈的布边都没了，一叶一叶的散开着，扇起来的时候各有各的幅度。这种生活环境，就连从九江来的鲁书翰也觉得不可思议。他立在小卖部门口，手里捏着一包不知名的饼干，翻来覆去地看上面的生产日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叹了口气，说：“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巧克力要登记了才能买的。”
离原定的测绘日期还有两天，老师就宣布测绘任务圆满结束，剩下两天自由活动，大家一片欢呼。头一件事情就是凑钱包了几辆面包车，去县城的饭馆打牙祭。五六张八仙桌全部坐满，点的都是硬菜，一碗红烧肉端上来，八只手八双筷子，一起伸出去，再一起收回来，盘子基本就空了，竟像是排练过的一般齐整。
饭后，大家开始盘算接下去两天的计划，很多同学都选择去黄山，王闻樱也想去，但左思右想还是放弃了——爬黄山太累，她担心自己体力不够，影响开学后的状态。她没说出口的是，万一爬黄山摔了扭了，请了病假，考勤上就不好看了。顾玥也不想去，她说她怕高，也怕累。柳浩后来想，怕高的人连黄山都不去，这怕的恐怕不是高度本身，是别的什么说不清楚的东西。
那天晚上，他们五人约着去江边坐坐。这一次王闻樱穿着长裙，还带了一件外套，织花的，米白色，扣子是用布包的那种。歙县有一条江流过，名字已记不真切，似乎叫“链江”或者“潋江”，江面很宽，但是不深，江水清洌见底。江边有一块巨大的长石，从岸边横突到江面上，石头表面被江水冲刷得光滑，有几道深深浅浅的裂纹。他们五人就在横石上，或坐或躺。经过白天日头的暴晒，晚上的石头还有余温，坐上去倒也很舒服，像是冬天坐在一只刚熄了火的炕上。天上的星星密密匝匝，让柳浩他们四个在上海长大的人震惊不已，只有鲁书翰说：“这才是正常的天空。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发现晚上的天空居然透着红色，才把我吓一跳呢。”
“明天你们打算干啥？”王闻樱先问。她把外套裹紧了，两只手拢在袖子里，缩着脖子。江风吹过来，她的头发飘起来，有几根沾在了嘴唇上，她又从袖子里伸出手来拨开。
鲁书翰说回九江，顾玥说回上海。
柳浩问王闻樱：“你不回上海吗？”
“不知道，没想好。”王闻樱说，然后问李沁妍，“你呢？”
“去西藏。”李沁妍答。
“一个人？”顾玥睁大了眼睛。她的眼睛在暗处显得格外大，像两颗黑葡萄。
“嗯。”李沁妍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明天去吃小笼包”一样平常。“早就想去了。正好这次到了安徽，离西藏更近了一点。”
“还真是，也就近了那么一点点。”鲁书翰在一边笑了，笑声被江风吹散了，“你从歙县到西藏，要先到合肥，再到成都，再到拉萨——光火车就要坐好几天。”
“我知道。”李沁妍说。
没有人再劝她。李沁妍决定的事情，谁都劝不动。大家心里都明白，她要去的不是西藏，是那个离上海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没有人认识她，远到她可以重新做一个人。
第二天一早，李沁妍就先走了。她背着一个军绿色的登山包，包的带子勒得肩膀紧紧的，手里还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瓶水和两个馒头。她先坐车到县里，然后再坐车到市里，然后再买火车票去成都。鲁书翰是第二个走的，回了九江。他的行李最简单，一个旅行包，塞得鼓鼓囊囊的，他把包往肩上一甩，朝柳浩他们挥了挥手。柳浩、王闻樱和顾玥跟着老师回了上海。柳浩因为是班长，还帮老师一路把电脑送回学校。老师的办公室在习馆三楼，柳浩上下五个来回，才把两台电脑和一些器材搬落位。
他原以为王闻樱会愿意跟他一起先回学校，但是王闻樱已经被晕车折磨得不堪，脸色蜡黄，嘴唇发白，到了莘庄就先下车回家了。柳浩在车上看着王闻樱立在路边，垮着肩膀，虚弱的样子，离自己越来越远，车子拐了个弯，就看不见了。
李沁妍是在离开歙县后的第三天到成都的，休息了一天，第四天坐飞机到了拉萨。第二天，她在青旅加入了一个八人小组，算上她自己，四男四女，其中两对是情侣。
他们从拉萨出发走南线，一起包车，一起在荒原上啃压缩饼干。阿强是广州人，在工厂做事，话不多，但他自己说爱旅游，爱拍照，这次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他拍照时却爱支使人：“你立那边去——对——别动。”李沁妍被他支使了几回，心里不大乐意，但看他举着那台尼康相机、一只眼闭一只眼开的认真样子，也就忍了。
后来发生了一桩意外，在羊卓雍措，她在路旁的坡上拍照时，右脚落在了石头的裂缝里，没立稳，整个人向左摔倒了，顿时就痛得立不起来。
身后有人惊呼，但不是她的组员，因为他们已经下到湖边了。她努力地把登山杖戳在坡地上，想借力先立起来，但是脚踝传来的剧痛让她完全使不出力道。就在这时，阿强跑过来了。他没说什么，蹲下来先把她的脚从石缝里轻轻地弄出来，然后把登山靴脱了。在脱靴子地时候，李沁妍实在忍不住，叫出了声。
“忍住。”阿强说。
李沁妍很想朝他喊回去：“疼！忍不住！”但她还是咬了咬牙没喊出来。
靴子终于脱下来了，脚踝高高肿起，比个馒头还大。李沁妍的眼泪终究涌了出来。
她其实并不是因为疼痛哭的，至少不全是。她很懊丧，这次旅行，她准备了很久，慢慢地攒钱，买各种装备、看各种西藏旅游的文章——那个时候，还没有“旅游攻略”的说法——这些准备从她高中毕业就开始了，花了她三年。她也不是因为痴迷西藏，只是在这里，她觉得是另一个世界，而她也是另一个自己。
她用了三年，把自己送到这里，可现在全要泡汤了。
阿强抬起眼看了看她，没有安慰，只是说了一句：“先回营地。”
眼下也只能这样，但是怎么回呢？车是他们一起包的，如果要送她回去，其他人怎么办？还有就是，谁送她回去？司机吗？
这时他又开口了：“你在这里等我。”然后转身跑开了。过了十来分钟，这十来分钟教李沁妍感觉过了很久，久到她开始怀疑阿强还会不会回来。最后他们的车开了过来，阿强和脸上有着两团高原红的司机一同将她搀扶上了车。
路上李沁妍坐在后面问司机，其他人怎么办，阿强说已经安排好了，先送她回营地，然后再返回去接他们。后来才知道，阿强是自己付了额外的费用给司机的。
李沁妍的房间在二楼，是他把她背上去的。李沁妍从来不是一个矫情的女孩，但趴在他的背上时，闻到他领口随着热气冒出来的汗味，她觉得自己的心在突突地跳。
小组按照接下去的计划，要去纳木错和日喀则，李沁妍不能去了，阿强也不去了。别人去湖边拍星空的那些晚上，他留在旅馆里替她倒热水、换肿起的脚踝上敷着的毛巾。她让他跟大家一起走，他不肯，只说“以后还有机会”，那语气就好像他来一趟西藏就跟去一条街外的菜市场一样便当。她从房间窗户望出去，看见院子里其他人背着大包说说笑笑地上了车，车开走了，扬起一阵灰黄的尘土。他端着一碗羊奶进来，放在她床头，碗旁还有一支野花。
羊奶不算什么，但是这朵野花让李沁妍有些意外。她抬头看着他，他只是“嘿嘿”笑了笑，“刚回来的时候在路边偷偷采的。”
李沁妍知道，在高原上有很多花是保护植物，是不准采的。而眼前这个男人，为了她，在路边冒险偷偷采了一朵带给她。
养伤的日子，按理应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但李沁妍觉得一眨眼就过去了，阿强应该也是这么觉得的，她想。
分别是在拉萨贡嘎机场。阿强回广州，她回上海。两个人的航班差了两个小时，她先走。阿强一定要在机场借一把轮椅给她，推着她送到登机口。李沁妍说：“你倒也不嫌麻烦，等会儿还要去还。”阿强说：“这样我觉得才有理由一直送你上飞机。”
“我不坐轮椅你也可以的。”李沁妍小声说。
“你说什么？”阿强在身后弯下腰问。
“没什么。”
“我听到了。”阿强在后面嘿嘿地笑。
然后就是沉默。
“到了给我打电话。”他说。
“嗯。”
“我的寻呼机你记下了吗？”
“记下了。”
“记得打给我。”
“你说过了。”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她透过悬窗看向掠过的机场，她知道，正有一个人也在某一处看着她的这架飞机，看着她。这视线任凭距离有多远，都不会断。那时，她确信这一点。
后来，他们一直通电话，李沁妍把所有用完了的电话卡都攒起来，厚厚的一沓，用一根红色橡皮筋箍着，橡皮筋时间久了发粘，断了，又换了一根。
很多年以后，她的大女儿问她：“你当初为什么会喜欢爸爸？”
她知道，女儿真正的意思是你既然那么讨厌爸爸，讨厌到离婚的地步，为啥当初会那么爱爸爸。
她沉默了很久，才说：“一个人有多少快乐，就要承受多少痛苦，就像正弦函数一样。我和你爸爸离婚时的痛苦，和我们当初在一起的幸福无关。如果不想承受后面的痛苦，那也就没有前面的快乐。”
女儿眨着眼睛，似懂非懂。
李沁妍没说的是，这句话其实是鲁书翰说的，但是在大三的那个暑假，他还没有说。即便说了，当时的她也不信。
李沁妍回到上海的时候，脚踝还没有完全好，是顾玥来接她的。她不想让父母来接，因为父母根本就不知道她一个人去西藏。所以她打算在宿舍先住下，等伤再好些了才回去。
“你怎么搞的？”顾玥搀扶着她，眼睛瞪得圆圆的，嘴巴也张得圆圆的。
“崴了一下。”
“崴成这个样子？”顾玥的声音拔高了，旁边的人都在看她们。
“骨头没事，韧带拉伤了。”李沁妍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情，说完还笑了笑，那笑在嘴角一闪就不见了。
她们坐公交车回学校的路上，顾玥问：“你是啥时候崴的？”
“第四天吧。”
“然后呢？你就一直躺着？”
“嗯，有人照顾。”
顾玥一直看着李沁妍的侧脸。车窗外的阳光一明一暗地照进来，她的脸也跟着一明一暗的。顾玥觉得李沁妍哪里跟以前不一样了，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也许是眼神？以前李沁妍的眼睛里总有一种冷冷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光，像冬天的月亮，亮是亮的，但照在身上不觉得暖。现在那种光淡了，像是有人往里面加了一点温水，不冷了。也许是嘴角？以前她的嘴角总是抿着的，抿成一条线，像在跟谁赌气。现在那条线松了，微微地弯着，像是在想什么高兴的事情。
“沁妍，”顾玥小声说，声音轻得像怕吓着什么，“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李沁妍转过头来看她。阳光正照在李沁妍的脸上，她的睫毛在阳光下几乎是透明的。她沉默了两秒钟，那两秒钟里顾玥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的，比平时快了许多。然后李沁妍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你怎么看出来的”的表情。那种表情里有一点被看穿的慌张，有一点不想承认的犹豫，还有一点藏不住的、微微的得意。
“嗯。”她说。
顾玥在那一瞬间觉得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咚”地响了一声。不是嫉妒，不是羡慕，是一种很复杂的、说不清楚的情绪。像是你一直立在柜台前看一件东西，看了很久很久，每天路过都要看一眼，想着等攒够了钱就来买。可是有一天你带着钱来的时候，发现那件东西已经被人买走了。你不怪买走它的人，你只怪自己攒得太慢。
“他叫什么？”顾玥问。她的声音稳住了。
“阿强。”
“广东人？”
“广州。”
“做什么的？”
“工人。”
“工人？”顾玥的声音不自觉地拔高了一点，又立刻压了下来，像是有一口气提到了嗓子眼又硬生生咽了下去。“工人？你不是说你爸妈——”
“我爸妈不知道。”李沁妍打断了她，声音不大，但很干脆，像一把剪刀咔嚓一声剪断了什么。
顾玥没有再问。她把手伸过去，握了握李沁妍的手。李沁妍的手比以前暖了一些。
她后来把这件事告诉了王闻樱，这本也不是秘密，因为李沁妍每天都会在楼下打电话，语气温柔，和以前的她完全不一样。
那天是周末，两个人从各自的实习单位回学校，在操场边上的商业街买东西，夕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铺面被照的一片金黄。街边的梧桐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落下来，踩在脚下喳喳地响。
“你觉得她能坚持多久？”顾玥问。
“不知道。但她这个人，一旦决定了什么事情，就不会回头。”
“你不担心她？”
“我为啥要担心？”王闻樱说，“她自己选的路，她自己走。”她顿了顿，又说了第二句话，这句话让顾玥记了很久。“大部分人都不听劝的。不是因为不信任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李沁妍没有让父母知道阿强的存在。
她知道，如果让父母知道了，这件事就完了。母亲是医生，白大褂挂在衣架上，家里永远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父亲在一家科研院所工作，戴眼镜，少言寡语，吃饭的时候喜欢看报纸，报纸翻得哗哗响。家里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是标准的知识分子家庭。在他们的规划里，李沁妍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至少是大学毕业，至少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至少不能是一个“工人”。
“工人”这个词，在她父母的字典里，跟“没出息”是划等号的。就像“没考上大学”跟“这辈子完了”是划等号的一样。他们不是势利，他们是真的觉得，一个人如果没读过大学，就不可能有什么出息。他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女儿也过那样的日子。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出息，是大学教不会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学历不高，但心是好的。
李沁妍不想跟父母吵架。她从小就学会了不与父母正面冲突——不是因为她听话，而是因为她的叛逆更隐忍、更持久、更致命。她会在表面上顺从，嗯嗯嗯地点头，好好好地答应，然后在暗地里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方向，像一条地下河，在地表以下流着，流得很深很稳，等到父母发现的时候，她已经走得很远了。
阿强问她：“你爸妈知道了会不会反对？”
“会。”李沁妍说。她说这个字的时候没有犹豫。
“那你怎么办？”
“到时候再说。”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落在棉花上。但阿强听出了那两个字背后的分量。“到时候再说”不是“到时候再说”，是“我会做出选择，但我不打算提前告诉你我的选择是什么”。他没有追问。他已经学会了，有些话，她说一遍就够了。说第二遍，她会烦。